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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家庭的反感还表现在诸多家规带有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吃饭的时候,妇女不能上席,商议家族大事,女人没有发言权,祖传药方传男不传女。后来虽然是我姥姥主事,但制度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她也就只能遵守,无权更改。母亲十岁那年,余家重修家谱,她挤到大人面前,大声抗议说:“这里面为什么没有我?”众人听了大笑道:“你个黄毛丫头,还想和余家列祖列宗一起排列,真是白日做梦呀。”
这件事深深刺伤了母亲。女人就不是人吗?女人为什么就不能进家谱?女人就只有依附男人才能生活吗?在母亲看来,那所深不可测的大宅院就是一个培养不劳而获寄生虫的温床,就是一个压抑人性、虐待自由的牢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每天都有一种莫名的忧郁和窒息。从那一刻起,母亲的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以后一定要远远离开这个散发着封建腐朽气息的家,依靠自己来养活自己,绝不赖在祖宗留下的家业上坐吃山空!然而,看着日渐衰老的姥姥,母亲不得不把出走自立的冲动深深埋在心底。母亲知道,只要姥姥在世一天,这种想法就只能是一个埋在心底的梦想。
姥姥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贾母式”人物。
姥爷去世后,余家便进入了姥姥主政时代。这一时期,灾难深重的祖国经历着十年内战和日寇入侵的蹂躏而痛苦呻吟,民族资本主义遭受着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欺压而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姥姥临危受命,以一个女人的柔弱之躯支撑起了余良卿膏药店上百年的基业。虽然余家此时开始由盛而衰,但这并不影响姥姥在家族以及商界的威望。所有的人都清楚,这并非姥姥的过错,恰恰相反,正是有了姥姥的苦苦支撑,才防止了余家的破产,延缓了余家的衰败。
其实早在姥爷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姥姥当家主事。姥爷去世后;虽然名义上是我二舅继承父业;坐上了掌门人的交椅;但实际上还是姥姥在“垂帘听政”。整个家族上百口人的大小事务统统由她拍板敲定,很有点红楼贾府的味道。在余家人的心目中,姥姥就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老佛爷”。
二 出走
姥姥的身世十分可怜,她祖上出身名门,但到姥姥父辈已经衰败,因此姥姥自小不识字,十几岁时送到姥爷家当童养媳,吃尽人间冷暖。其实她是很渴望读书的,可姥爷家曾经定下过严格的家规,女子是不允许读书的。后来年纪大了,也就不再想读书的事情了。闲在家中无事,便和七大姑八大姨凑在一起,终日打牌,消磨时光。一来二去,居然把牌面上的汉字生吞活剥地记在了肚里。
有一年姥姥做寿,看见有的寿联上写着:名高北斗,寿比南山。便问我舅舅:“这字我怎么瞅着眼熟?”我舅舅笑道:“这不是你在麻将桌上常摸的东西南北风吗。”姥姥恍然大悟,自此能将麻将术语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姥姥虽然目不识丁,但她悲天悯人,心地善良,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尤其对读书人有着特殊的好感。时间长了,城里人都了解她的脾气,便常有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跑来找她化缘。见了面,二话不说,跪倒在地,通通通就是三个响头。姥姥便会问:“是不是家里又揭不开锅了?”穷学生说:“是念不起学堂了。”姥姥不知此话真假,便会翻起手中的麻将牌考问:“识得这字吗?”来人若答对了东风西风两条三丙,姥姥便大为高兴,觉得此人是个人才,孺子可教也。特别是联想到自己一生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头,就更加同情来人的处境,于是便会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名片,打发他到学堂继续读书,至于学杂费用,自然到了年终由姥姥一并结帐。
姥姥一生中到底救助过多少穷苦学生,谁也说不清。解放后,政府要给余家划成份。有人提出要定资本家,马上站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一齐证明姥姥活着的时候的种种善举,自此躲过一劫。
姥姥对读书人感兴趣,还和姥爷的特殊经历有关。姥爷年轻时也曾是一介书生,偏偏喜爱上了政治,投笔从戎,一心想着救国救民,飘泊江湖,历经磨难,染上一身疾病,四十多岁就不治而亡,逼得姥姥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挑。多少年来,她含辛茹苦,周旋于官府商贾之间,支撑着偌大一个家族的生存,其中的苦衷自是一言难尽。所以,姥姥对党派之争恨之入骨、深恶痛绝,于是,便给子女们立下“无党无派,专心读书”的家规,并破了祖宗规矩,允许余家的小姐上学。母亲和大姨算是这一规矩的第一代受益者。十几年过去了,在姥姥的严加管束之下,我几个舅舅和大姨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黄埔军校等,事业上各有所成,却再无一人步我姥爷后尘涉足政坛。
姥姥的善良最典型的表现在对待我姥爷纳妾这件事上。
有一年我姥爷到武汉谈生意,一日无事和几位朋友来到江边酒店,正在把盏欢饮之间,突见有人跳江自尽,众人急忙抢救,捞上来一看原来是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一打听,原来这姑娘姓秦,是个中学生,只因父亲做买卖赔了钱,欠下一屁股帐,无奈之下,将女儿卖给财主的傻儿为妻,女儿知书达理,誓死不从,一时想不开,便跳了滚滚长江。大家听罢秦姑娘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皆叹人心不古,世间不平,于是凑了几块大洋,让秦姑娘回家。不料秦姑娘翻身便拜,央求各位好心的叔叔大爷将她带走,说什么也不回家见那狠心的父亲。几个人面面相觑,有心将这如花似玉的黄花姑娘带走,又都怕家中河东狮吼。于是有朋友突然说道:“看来只有余老板有胆量带回了。”因为众人皆知我姥姥心善,或许不会计较。开始姥爷也是心虚,怎奈众人一捧,便有了英雄救美的虎胆,借着酒劲一拍胸脯,豪情万丈地答应下来。在回去的船上,和秦姑娘朝夕相处,一来二去便生出私情。回到安庆之后,又觉得理亏,不敢往家里领,便在城北僻静处租了一套房子,隔三差五跑去偷欢。时间久了,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在外面养了小老婆,再后来连姥姥也有了耳闻,只是装聋作哑不点破,盼着他自个迷途知返罢了。
这样不明不白地过了许久,有天晚上,姥爷在秦姑娘处过夜,三更时起来小解,不小心摔了一跤,竟断了小腿。抬回家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心里牵挂着秦姑娘,又不敢挑明,每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姥姥见他茶饭不思,日渐消瘦,心中不忍,便道:“还是将那姑娘接回来住吧,既能照料你,也免得你惦念。”
姥爷没想到姥姥早知此事,而且是如此海纳百川的胸怀,顿觉羞愧难当。虽然羞羞答答地将秦姑娘接回家正式纳了妾,却从此对姥姥心生敬重,再不敢在外面寻花问柳,拈花惹草。
或许是一脉相传的血统原因,母亲从小就继承了姥姥悲天悯人,扶危济困的性格,和我那生性豪爽的父亲结婚之后,这种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一家来到山东,在如何对待农村亲戚问题上更是得到了发扬光大,以至于许多邻里在背后评价母亲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
秦姑娘性格温柔,手脚勤快,进了余家门后,上上下下相处得很好,没有和谁红过脸,绊过嘴。她尤其喜欢我母亲,那时母亲只有三四岁,正是贪玩的年纪,于是她经常带母亲到江边迎江寺游玩,什么荡秋千,踢毽子,唱歌,跳绳,拍皮球样样都会。姥姥让我母亲管她叫她小姨,其实她只比我大舅年长1岁,也不过就是二十出头的姑娘。在母亲模糊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心灵手巧、外柔内刚的女人。
姥爷去世的当天晚上,秦姑娘先是大哭一场,然后回到房里,便触电殉情,差点丢了性命。姥姥没想到看她平时少言寡语,竟还是个痴情的烈女,心中顿生惜意。
办完丧事后,姥姥就打算把我母亲过继给她,也好年老之后有人送终。但秦姑娘大难不死之后,突然顿悟,觉的自己只有22岁的大好年华,实在不愿在一个与她已经毫不相干的家庭里守寡一辈子。姥姥猜透了她的心思,便送了她不少银两,让家人将她送回了武汉老家。
秦姑娘走的前夜,搂着我母亲哭得泪人一般,次日在江边码头临别之时,对着我姥姥连磕三个响头说:“大恩不言谢,夫人的恩情小妹只有来世相报了。”说罢掩面登船而去。
这件事在安庆一时成为美谈。许多男人都自叹没有如此胸襟,连夸姥姥是菩萨心肠的巾帼豪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 出走
1937年12月;日本鬼子占领南京;次年夏,日寇沿长江挥兵西进,直逼安庆。那一年母亲小学尚未毕业。为了不做亡国奴,姥姥不顾年老体衰,带着一家老小,扛上“余良卿膏药”的牌匾,舍家撇业,踏上了漫长的逃难旅途。一家人先是沿九江、汉口、湘潭一线逃到广西,待战事稍有好转,又辗转回到皖南山区。多少次山穷水尽,多少次柳暗花明,风餐露宿,历尽苦难,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姥姥也没有让我母亲中途辍学。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姥姥终于经受不住长期的颠簸和持家的艰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带着对余家渺茫前途的牵挂和无奈,撒手西去。
姥姥去世时,我几个舅舅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可母亲没哭。
像母亲这种刚强性格的女孩子,能在19岁做出离家出走的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坚决反对母亲出走的是我大舅。
这不仅仅因为在母亲的家族中,除了姥姥之外,最疼爱母亲的就是我大舅,还因为父母双亡,长兄如父,我大舅对这个年龄相差16岁的小妹更多着一份监护人的责任。
当时大姨已经结婚,随我那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姨父住在南京,三舅、四舅在国民党军方任职,也在外地。安庆老家只有大舅和二舅。二舅是个老实本份人,年轻时就随姥爷姥姥熬制膏药,虽然姥姥去世后,当上了余家老字号的大掌柜,但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我那在中学执教的的大舅。
大舅吃了一辈子粉笔沫,但你绝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而等闲视之,事实上,大舅是一位颇具魏晋名士风范的画坛奇人,其逸事趣闻至今在皖省流传甚广。
大舅生于1911年,号半聋,自幼喜爱丹青,少年时便做梦也想成为当今的嵇康、吴道子。只是因为身为长房长子,不得不继承父业,于是高中毕业后,被姥爷硬逼着考入同济大学学习商贸,三年级时,他最终挡不住艺术的诱惑,竟然擅自辍学,偷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先后师从徐悲鸿、刘海粟、刘抗、张弦等名家大师研习西洋绘画,并作为刘海粟先生的宠爱弟子多次跟随他赴杭州、苏州等地实地写生。由于大舅他悟性极高,又勤奋好学,三十多岁时,在皖浙一带已颇有名气,是我国早期从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