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描述，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再谈。
他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当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且又与魏广微是儿女亲家，盘根错节。他出的馊主意，魏忠贤“言无不纳”。那些想入阉党的无耻之徒，多是通过走他的门路来投靠的，以至家门都要被人挤爆了。
“五彪”里的另一位，许显纯，也极其有名。许显纯是定兴人，老爹是驸马都尉，本人武举出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后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魏忠贤嫌原镇抚司（锦衣卫下属机构，主管诏狱）的头头刘侨办案不力，换上了杀人魔头许显纯。
此人性情极端残暴，史书说他“深文巧诋，捶楚之下，魂飞魄摇，无可名状”，就是说他搞逼供非常有一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就惨死于他手，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可谓字字泣血。所有东林党人犯的“口供”，实际上都是他一人编造出来的。每逢“鞫问”，魏干爹都要派人来，坐在许显纯身后旁听，名曰“听记”。他对干爹毕恭毕敬，如果哪天“听记”偶然未到，他就袖手不敢审讯。
“五彪”的其他三位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三人都是厂、卫中级官员。凡是许显纯要谋害东林党人，他们三人都有所参与。
如此，魏忠贤手下文有“小诸葛”，武有“来俊臣”，又愁何事不成？
再往下一等，是“十孩儿”。这一层属于散布在朝中的骨干力量。代表人物为御史石三畏、太仆寺少卿鲁生等。
又下一等，是“十狗”，顾名思义就是狗腿子了。代表者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
最后，还有“四十孙儿”，估计都是死活都要往上巴结的虾兵蟹将了，攀不上“义子”，当个孙子也成——脸都不要了，认个没卵的爷爷又有什么丢人？
除了这些乌龟王八儿孙之外，还有大批文臣也在阉党之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
这个外廷爪牙团队，也是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魏忠贤在整个天启年间，不断地在充填这个框架。从一开始一个小小的给事中来投奔他，他都欣喜若狂，到后来对阁老也敢颐指气使，如斥家奴。正是无良朝士的软骨，使他胆子越来越大，对“众正盈朝”的东林阵营，也敢步步紧逼，直至迫使对方退无可退，唯有背水一战。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200多人中，除去魏、客本人，他们的亲属，还有太监、勋臣、武职和监生以外，共有194名各级文官。这中间，竟然有159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的82％（见《魏忠贤专权研究》）。这个统计，相当有意义，可以说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来得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宋元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经玩得登峰造极了，同时他们的下场也是极其悲惨的。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3357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357刀，晚间寄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地说宫内的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剉尸免枭首（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对准死刘瑾，当胸一大斧，骨肉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取其肉”（《端岩公年谱》）。
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4）
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的结局。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地去投靠坏人？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入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了胸怀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主义”，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他们为恶？
——唯有清流！唯有万古忠义！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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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1）
外廷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大战，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其前哨战，则自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年底就已打响，只是很多史家多不论及罢了。
魏忠贤首先选中的发难目标，是在移宫案中立有大功的杨涟。当然，他那时的实力，远不能与杨涟相提并论，因此他用的是阴招儿。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县（在今湖北）人，长了一把大胡子，想必是“美髯公”。他是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进士，曾任常熟知县。在任几年，野无饿殍，狱无冤囚，是受百姓拥戴的好官员。在几次考核中，他的政绩、廉洁都名列全国第一，引起了吏部高度重视，不久就提为户科给事中（财政系统监察官），后又任兵科右给事中，这官职大约是个司长级，管监察。这是吏部看中了他的耿直与疾恶如仇。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大明开始多事。万历帝病危，郑贵妃恋权，图谋封皇后，又不让太子朱常洛探望父亲。杨涟挺身而出，力促让太子守候在万历帝床前，保证了皇权平稳过度。万历帝死后，郑贵妃心不死，仍要泰昌帝给她封皇太后。杨涟再次出头，坚决反对。
杨涟敢于坚持原则（贵妃不是泰昌的生母，因此不够资格封皇太后），泰昌帝则报以青眼。在一个月后，泰昌帝病危临终前，破例将杨涟这个“小臣”列入顾命大臣之内，亲自接见，瞩目良久，其荣耀非同一般。
泰昌帝死后，其小老婆李选侍又恋权，挟持嗣君由校，占住乾清宫闹事。又是杨涟冲锋陷阵，最终把李选侍从乾清宫撵走。“杨大胡子”因而名动天下。
杨涟并不是个仇视妇女的人，他只是不希望出现政局动荡。移宫案后，他曾经说：李选侍不走，无以尊天子；眼下她既然走了，就应厚待。——这看法还是相当通人情的。
魏忠贤恰在移宫案中站错了队，被杨涟喝斥甚至挖苦过。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曾有一批廷臣上疏，请求追究魏忠贤的罪责，杨涟是第一个起来揭发魏的。魏那时与外廷接触不多，于是杨涟就成了他在外廷的第一号仇敌。当他“跳帮客船”成功后，便思报复，只是苦于“计无所出”（《明史·杨涟传》）。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月二十四，李选侍刚搬过去养老的哕鸾宫突发大火，引起内外不安。魏忠贤和其他一些站错队的宦官便趁机造谣，说给李选侍的待遇太不好，她已自缢身亡；其唯一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尽了！
御史贾继春等人听信谣言，给内阁写了信，为李选侍鸣不平。
对此，杨涟特地写了《移宫两朝始末记》，予以辟谣。天启帝那时脑子还清醒，也下诏说明了情况，指李选侍为“李氏恶毒”，曾长期欺凌他的生母和他自己，现在如此对她已经算开恩了。
天启帝也知道杨涟忠心，对杨涟写的《移宫两朝始末记》大加赞扬，说杨涟是“志安社稷”，于国有功。
贾继春等人不服，又上疏说杨涟“结王安，图封拜”，也就是诬蔑杨涟勾结王安，企图挤走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自己当首辅。
这实际上是东林党与邪党之争。而杨涟在此时，就表现出了东林党人的一贯迂执——你说我有问题，那好，我就辞职以明志。当然，这也是明朝文臣的习惯做法，只是东林党人做得比较绝决而已。
这实质是让出了战场上最好的地盘，不战自退——他们后来吃这战法的亏吃大了！
杨涟上疏自辩，引咎辞职，请皇上定夺。他说：希望皇帝上能明白臣的心迹，放臣为“激流勇退之人”——我退了，谁还能说我有拜相的野心吗？
交了奏疏后，杨涟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之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也就过去了。
事情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帝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走了是明朝的损失。但是，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洗刷名誉呢？天启帝有点儿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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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2）
魏忠贤这时候听到了消息，大喜：老天爷，我的亲爹，真是想什么你来什么啊！
他这时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人物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十一月，又被王安那老家伙“鞫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可算是云开日出了，有个机会把倔驴杨涟撵走，省得将来再生事。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帝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帝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天启帝撮一顿。在饭桌上进言，有比较大的把握。
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政治有时就是请客吃饭。这是咱们中国的真理。
天启帝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一面伺候，一面就瞎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易。今日他要激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如此，亦可为人楷模。
天启帝的智力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得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吃完，就答应道：好好，放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可能感到非常意外，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激流勇退”去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十一，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呢？
马逢皋说得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帝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帝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可在冰上往来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