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不久，京城士林里忽然传出一个说法，说是这个劝魏忠贤下野的奏疏，其实是叶阁老被自己的门生缪昌期逼迫不过，勉强写出来应付舆论的。
这个说法，在流传过程中又逐渐衍化为：不仅如此，就连杨涟的奏疏也是由缪昌期代笔的。
缪昌期，字当时，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人。年轻时就有文名，但一直到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才中进士，那年他已52岁，主考官是叶向高。他做了官后，经常来往于师门，但对叶的软弱却屡有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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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门来找死的工部万郎中（3）
他成了这两个传说的主角儿，没有什么人站出来纠正。传得多了，也就成了板上钉钉。可怜的老缪，后来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据说，第一个说法，就是叶阁老自己散布出来的，为的就是金蝉脱壳——让那个桀傲不驯的门生去搪灾吧！
人若做到如此，不要说士大夫骨气，就连“人”字的两划也当不起了。
所以，我个人不大相信叶向高会如此不堪，更何况他后来对自己的软弱还是有所悔悟的。
京城的事情，也就如此了。由于古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不快，南京方面众官员的反应，在一个月后才渐渐强烈起来。可是所有的奏疏，被天启帝以“所奏事情屡经论明，已有旨了”一句话通通给压住。
东林党今后能否再次跃起一击？不得而知。
而魏公公经此一劫，却是陡然起了杀心！
血，能使所有的人住嘴。这是太祖皇帝的经验，也是人性不堪一击的软肋。
老祖宗对这个已经屡试不爽，今天，我也要来试试！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小人物触发了历史的机括，使得大明朝的高层政治一下就充满了血腥气味。
历史发展中也有许多“蝴蝶效应”，此处一阵清风，彼处即掀天大浪。
就在魏忠贤正考虑如何一劳永逸地收拾东林党的时候，他的一个爪牙给他出了个主意。这是一个很见杀气的建议，就是可以动用刑杖，压服诸臣——谁再敢啰唣，就大棍伺候！
天启帝固然昏庸，但上台四年来，对文臣还是抱有起码的尊重，一次杖刑也没用过，比起嘉靖、万历等他的祖辈们要文明得多。
而今，杖刑一开，必会死人。阉党要开杀戒了！
提出这个恶毒建议的，谁也想不到，竟是个面目姣好的“小男儿”，他就是翰林院的编修冯铨。
这个冯铨，字振鹭，是北直隶涿州人，后来成了阉党的著名人物，而且政治履历横跨明末清初。而在一开始，不过就是个普通的词臣。他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的进士，入仕后在翰林院供职。那时少年得志，正是可以准备大显身手当“好男儿”的时候。
但老天爷既照顾他又不照顾他，让他生了一副水做的胎子，唇红齿白，宛若处女。
这一来，这个“宝哥哥”可就倒了霉了。
明代官场上有恶习，那就是男风极盛。小冯铨长得少年貌美，那不是等于一脚踩到了狼窝里？他的同僚们，经常把他当“鸭”来戏弄。
这种事情，要是放到现在，立刻成爆炸性丑闻。但在那时，也就是聊博大伙一笑，没人当回事。
那时候，缪昌期恰好在翰林院系统任“左谕德”，管太子读书的事情。老爷子也有好男色的毛病，对冯铨“狎之尤甚”。什么叫“狎之尤甚”？要说古人真是能拽文，其实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翰林院的办公室里，把冯铨给“强暴”了。
过了不久，冯铨又在办公室里被数位同事“集体施暴”。
哇！靠！这叫什么事？
腐败之风，习以为常，也就没人上升到道德高度去看了，就连万历皇帝都养了好多男宠。明朝，嗬嗬，厉害呀。
当然，这事也有另外的说法。有人说冯铨为人浮躁，人品不大被人瞧得起。缪昌期对他鄙视尤甚。老缪是蒙古血统，野性犹存，就以这种方式表示了蔑视。老缪本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
不管怎么说，这事是有，且士林皆知，毕竟是奇耻大辱。
冯铨含泪吞声，当然要图谋报复。
据说，在政治立场上，冯铨当时还属于东林一派，但是受不了东林党的老爷们儿老是这么欺负，于是有了离心倾向。
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冯铨断然脱离了东林党。
冯铨的父亲冯盛明，曾经以布政使一职兵备辽阳，也就是以省长身份在辽阳统兵防守。其时，后金大军气势汹汹，冯盛明不愿身处危地，便告病乞休。他走了没多久，恰好后金军队就卷地而来，大败明军，攻陷辽阳。
送上门来找死的工部万郎中（4）
辽阳失守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朝中舆论大哗，有人弹劾冯盛明“闻敌而逃”。这倒也没有冤枉他，丧师失地，总要有人来负责任。冯盛明就这样被舆论套牢，最终给逮进了监狱。
那时候，对后金的关系，连皇帝都不敢玩忽。“误国”是个天大的罪，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冯铨救父心切，赶紧去求相识的东林党朋友帮忙。
按理说，冯铨救父，这是“尽孝”，大家应该援手。但是他老爸的罪名不好，是为“不忠”。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东林党人都是重名节的人，哪个肯给他帮忙？缪昌期还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羞辱了他一顿。
冯铨颜面扫地。新仇旧恨，郁结在心，他一心想找个机会报复这帮东林党的老爷们儿。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初，魏忠贤奉旨前往涿州进香。正巧冯铨因事被劾，在家里歇着。他考虑再三，决定投靠，就置办了酒菜果品，“伏谒道旁”，也就是跪在道边上迎接魏公公。
因为死心塌地地想投靠了，所以他下的本钱也就很大，“迎送供张之盛，倾动一时”。这就决不是一桌酒菜的规模，估计是请了不少民工，拉着横幅，打着旗，奏着乐。
魏忠贤到，冯铨恭恭敬敬将一柄价值两千两白银的珍珠幡幢（佛教用品）赠送上去。
魏公公是大老粗，见了冯铨眼睛一亮：哇！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玉人？
再看这迎接的阵势，也真是舍得了本钱的。魏公公不禁大为感动，下得轿来，与冯铨聊起了家常。越聊，越觉得这“宝哥哥”机灵，心下就十分喜爱。
忽而，又见冯铨一下就涕泪交流。魏公公诧异，忙问其故。
冯铨见火候到了，就把父亲的“冤案”向魏公公做了申诉，说全是东林党陷害所致。
魏公公哈哈一笑：小子，别愁，这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魏忠贤此次对冯铨印象极深，回到北京，一想起这姑娘似的小伙子来，还忍不住对身边人啧啧称奇。当然，冯盛明的案子，他顺手也就给解决了：无罪释放。
这个魏大珰，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他在还没“珰”时，在老家曾经娶过一房妻子冯氏。冯氏也是涿州人，跟了他，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后来改嫁走了。老魏念旧，可能也有些歉疚，心里没忘了这女人。他在这个时候忽然琢磨：冯铨和我那老婆是不是同宗啊？自此，他对冯铨相当留意。
经过一番活动，不久就让冯铨官复原职了。
冯铨感激涕零，从此成为铁杆阉党。他在此后发挥的一系列作用，给东林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可叹东林君子，在与魏阉做斗争的漫长时日里，这样因小而失大的事，比比皆是！
冯铨自此开始，显露出了相当老辣的斗争谋略。杨涟上疏后，他分析了朝中形势，心中有数了。东林党的攻势，前所未有，却没动得了魏忠贤一根毫毛。这证明，天启帝对魏的信任，已无以复加。对东林党，完全可以破除迷信了，如果采取主动，这帮老爷们儿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
荡平外廷，正当其时。
他想到做到，提笔就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写了封信，明确表达了两个意见：一是“极言外廷不足畏”；二是请启用廷杖，制服诸臣。
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言。信很快摆到了魏忠贤及其核心成员的面前。
很巧，王体乾也早就有此意，前一段几次向魏忠贤提起过。廷杖，是本朝旧制，一抓就灵。嘉靖初年的“大礼议”风波，一百多位廷臣，就是生生给打服了的。
客氏也赞同这个意见。她心肠之狠毒，在王安事件中就已表露无遗，可以说又胜过了魏忠贤十分。此次，她力劝魏忠贤早做决断。
魏忠贤也不是不想下狠手，但他是统帅人物，遇事总要稳一点，他担心猛然使用这个极端手段，会激起不测之变，因此还在犹豫。
冯铨的密信，引起了魏氏集团核心的共鸣。在大伙的鼓噪下，魏忠贤终于跺了跺脚，狠下心来“欲尽杀异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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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门来找死的工部万郎中（5）
东林党，我看你们有多少屁股可以抗得住！
——草民我只叹史上的有些“正人”，自认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偶尔就放胆做点儿坏事。殊不知历史的刁钻就在这里：好人做坏事，必有报应，而且就在现世！十年都用不到，就要你加倍偿还。
阉党悄悄地把网张开了，就等有人来撞。想不到，第一个撞进来的并不是什么东林党，而是一个局外人物。
这个送上门来的人，是工部郎中万燝。郎中这个官衔，相当于司长。
万燝，字暗夫，江西南昌人，是前兵部侍郎万恭之孙。他少年时就很好学，尤其注重名节。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因辽东兵事紧急，工部缺人而被调为工部营缮主事，督治京城九门的城墙。
由于这个工程他督办得好，不久就升为工部的虞衡员外郎，负责铸造钱币。
当时泰昌帝的庆陵正建得如火如荼，钱花得像流水。朝廷经费奇缺，铸钱所需的铜不够用，把万燝急得够戗。他找工部直属宝源局（中央造币厂）的人商量，怎么才能淘弄一批铜料来，宝源局的人说：“宫里的内官监有许多破烂铜器，不下数百万件，只须移文索要，旦夕可至。”
万燝一听这主意不错，立即行文给内廷的内官监，请求拨给。魏忠贤得知后，大怒。那些废铜烂铁他倒不心疼，他恼的是：万燝怎么敢把手伸到他的地盘里来了！依例，外臣不能刺探和干预宫中之事。这万燝不光是知道了宫内有铜，而且还公开移文索要，眼里哪还有魏公公？
魏公公当下玩起了扯皮：我管你铸钱不铸钱的，公文压下，不办。
万燝急得火上眉毛，却一连几个月没等到答复。托内廷的熟人一打听，才知道是魏公公不高兴了。
按官场的习惯，这时候就要托人去疏通。可万燝是个高干子弟，不吃这套。他脑袋一热，就直接上疏天启帝，请发内官监废铜以铸钱。庆陵那边一大摊子工程正等米下锅呢！
哦嗬，兔崽子！魏忠贤看到这道奏疏，暴跳如雷。他马上派人到天启帝那儿，告了万燝一个黑状。天启帝当然不知道里面的猫腻，就下诏斥责了万燝。
诏下之日，万燝已经升任工部屯田司郎中，直接负责督建庆陵了。
就在杨涟上疏风潮之后，凡是跟着弹劾魏忠贤的廷臣，皆陆续遭到天启帝的申斥。万燝又憋不住火。在风潮近尾声的时候，也就是六月十六，奏上了一本，再言废铜、陵工诸事，点名痛斥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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