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响。小偷、流氓、车匪一听到这鞭声，都撒丫子就跑，躲得远远的。
有时候六部九卿的车夫狗仗人势，在大街上争道，谁也不让谁。要是碰上巡城御史路过，立马就和解。有那眼神不济的，还在争执，林大人一声令下，当场按倒就打屁股，不管你的主子是谁。
巡城御史揍两个小宦官，不也是小菜一碟吗？这是国家法度。
可是，法能大过人吗？开玩笑！
林御史这回知道宦官的厉害了。廷杖？万燝刚被一顿棍子打死，我还能活吗？他越想越怕，反正官帽子也没了，就跑吧！
他怕被东厂的人盯上，就翻过自家墙头，躲到邻居家一座空房子里，藏了一天一夜，然后瞅空子溜出城去了。
前首都公安局长潜逃！
魏忠贤也没想到林汝翥还有这一招。派去抓他的宦官扑了个空，气得哇哇乱叫。
这林大人能跑到哪里去呢？如今遍天下谁还敢窝藏他？
魏忠贤一推理，觉得这人没准儿藏到叶阁老家去了。
于是他派了一批宦官去叶阁老家里要人。宦官们得了令，如狼似虎，先把叶府团团围住，然后进去“喧哗搜捉”（《三朝野记》）。
叶阁老家中当然交不出逃匿的犯官，小宦官们就咋呼着“打倒”“炮轰”的，不肯撤围。
叶向高哪里受得了这个？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当朝第一大臣，受魏忠贤的气也就罢了，如今居然连小宦官也敢来家里闹，还有没有《大明律》了！
他立刻奋笔上疏求去，说：“中官围阁臣第（宦官包围阁臣家宅），二百年来所无，臣若不去，何颜见士大夫？”
说二百年来未有，是夸张，但确实是太不像样子。
事情报到了天启帝那里，天启帝也觉得宦官这么闹，有失国家体统。于是下令：赶快撤了。
撤是撤了，但围也就围了。围困宰相府，没受到任何追究。抓坏分子嘛，过激也就过激一点儿了。
这个林汝翥一跑，最没面子的是监察系统的头头——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他手下的属官，一贯是监察别人违纪犯法的，怎么能就这么跑了？即便皇上要重罚，粉身碎骨也得挺着——娘打孩子嘛，错了也可以理解。就是不能跑！
孙大人正卧病在床，手拿不动笔，就叫李应升替自己起草奏疏，要参这个贪生怕死的林御史。他说：“林汝翥不肯做强项之人（指坚持真理不低头的人），竟成了逃跑之臣，致使皇帝座下少了一个取义成仁的忠臣。御史台有这样贪生怕死的官员，实在有损国威！不听皇上的话，就是破坏法纪！”
这奏疏固然是对林御史临阵脱逃有气，但骨子里还是在讽刺皇上糊涂透顶。
其实，林汝翥并不是真的想一走了之。他一个朝廷命官，即使削了籍，还有起复的可能。如果真的跑了，那就永为罪人，前面的几十年都白干了。
他这次是跑到了遵化，进了顺天巡抚邓汉邓大人的衙门，算是投案自首。逃离京师，不过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想要躲开宦官的毒手。
七月初一，邓汉如实上报。但天启帝并未有所松动，让继续执行前旨，还是要打。
都察院这下炸了锅！这叫什么话，堂堂监察大员，被宦官逼得逃命，完了还要打。一帮御史们就商量着要上疏营救。
李应升也跑去找孙玮监察长，说：“林御史投案，法纪幸未破坏。他不过是想找一个能代皇上公正执法的部门，而不想死于宦官之手。而且以我们御史大人的一百棍，对宦官的五十竹条子，于法也不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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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砍倒东林党一杆大旗（3）
孙玮一想也是，就叫李应升赶快写疏论救。
长官带了头，十三道御史（分管十三省区的监察官）就纷纷上疏救人，但天启帝一概不理。
林汝翥没有躲得了一顿打。但他这一跑，引起了舆论轰动，还是对保命起了作用：一是锦衣卫虽然照打，可终究没敢把他打死了；二是小宦官们也不敢再跑出来拿锥子扎了。
前后一个月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这其中，首辅叶向高内心的震动最为巨大。他看明白了：在皇上的眼里，在魏忠贤的眼里，原来他这个三朝###、当朝首辅什么也不是。无论万燝事件，还是林汝翥事件，他们对自己一点面子都不给留，将来还能谈什么有所作为？
大明的朝政，眼看着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就随他去吧。
只可叹数年来小心翼翼的“调停”，一腔心血，全泡了汤。
学富五车，位极人臣，还赶不上个“卵切除”的混混儿！真是天理何在？孔孟何用？人间何世！
阁老万念俱灰，在家躺倒了，把大门紧闭，不再上班了。
他这回是铁了心要辞职了。复出以来，他的辞职报告一共写了18份，大多是“以退为进”的官场虚套。不过是提醒皇上：我对你有所不满，希望你能改一改。自从出了万燝杖毙事件，他就一连上了多道辞呈，去意渐浓。至林汝翥被杖，他就更坚定辞官归田的打算了，不再有任何虚情假意。
正好天启帝对他这一段以来的别扭态度也不满，于是君臣俩心照不宣。天启帝也虚情假意地挽留了几回，就于九月初七下诏，允叶向高致仕，一切待遇从优。
叶向高在临走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对自己主持“东林内阁”这一段的做法相当懊悔，曾经在给朱国桢的信中说：我就像个赌徒一样，老本已经统统输光，这都是因我谋划不周所致，怨不得别人。
叶阁老具体懊悔些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与虎谋皮”是谋不来东西的，他大概已彻底明白。当初还不如脖子挺一挺，协调大家跟阉党方面死拼一下，或许还有个活路。如今战也不成，和也不成，确实是满盘皆输。
但是，叶向高在天启党争中的作用，也不好一概而论。他的“调停”策略，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负作用是没能以阁臣之重，统率、协调众臣与魏忠贤决战，反而起到了涣散斗志的作用。正面的作用是毕竟魏忠贤对首辅略有顾忌，叶的周旋对整个东林阵营起到了一定的庇护作用。
他毕竟是一面墙，尽管老而朽。当他一旦倒塌，东林党就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未来的形势，已可嗅得到血腥味。
在另一阵营，魏忠贤的目标倒是非常明确。杨涟上疏的时候，他就精确分析过形势，提出了“必去叶向高而后可”的总路线。
他注视着叶向高蹒跚而去的身影，额手称庆。也许心里在说：余皆不足虑矣！
车辚辚，马萧萧。秋来又辞长安道。
阁老的心里，弥漫的也是秋之悲凉。他这一去，“东林内阁”等于轰然倒地，虽然还有韩獷，还有朱国桢，但他们真的是“不足虑矣”！
他行前上的一份“陛辞疏”，也就是御前告别信，还试图最后对皇上、太监、廷臣三方面分别进行劝告。但强势的一方怎肯收手？弱势的一方又怎肯束手就擒？
血战，是注定要来的。
叶阁老纵有高瞻远瞩，谁又能听得进去——“事久必自明。历观前史，自汉唐以至本朝，中官之邪正善恶，昭然若揭，未尝歪曲漏掉一人！”
宦官不相信坚如磐石的权力能消亡，廷臣等不得让历史来做最终结论。
来来来，咱们现在就过招吧！
明朝的这悲剧，来自我们民族的母血。
孔孟万年，汉唐千载，问世间：“和”为何物？
——更无一人领会！
折戟沉沙铁未销，却又见连营百里。这就是我们的母血，滔滔无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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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拔除东林党两大桥头堡（1）
宦海沉浮40年的叶阁老被迫去位，东林党的前沿阵地一下子就暴露于外。现在东林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激切耿直之人，只顾前行，不屑委蛇。而在阉党方面，则视东林党为砧上鱼肉，正虎视眈眈准备一网打尽。
当时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不祥气息。
黄尊素曾经在这时暗示过杨涟等人：应早做计议，最好是主动请归，避开朝中这块是非之地，免得首当其冲。而且主动离开也是向对方示以缓和、圜转之意，也许可以减弱阉党下一步的攻势，致使阉党找不到兴大狱的理由。
这个建议，堪称明智。人家看你碍眼，你让开就是了。一般惯例，人不在朝中，被追究的可能性和酷烈度要小得多，很有可能躲开风险。
强项人物走了，战火爆发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如今双方强弱已经易位，东林党这一边只有维持不战的局面，才是上策。
再说东林党风头人物一走，阉党方面也许真的认为“余皆不足虑”，从而暂停铁血政策也未可知。
叶阁老的失误，就在于他既然是个温和派，就应该始终起到缓冲作用，而不应对未来的名声抱有幻想。但叶阁老太想捞名声了，他采取的是骑墙态度——阉党胜，他是东林党的唯一保护人；阉党败，他也有参与倒魏之功。他建议将魏忠贤放归的那道奏疏，就是在这种投机心理下写出来的。结果，阉党一眼看穿了他的用意，再不相信所谓“温和派”。
很可惜，黄尊素的上述建议没被杨涟接受。杨涟是个讲原则而不屑自保的人。他认为，既为顾命之臣，就不可为苟全性命而远离魏阙，否则就是辜负了先帝的重托。
像杨涟这样的“原则的化身”，我们民族历来太少。为原则而奋不顾身，于这些人物自己是悲剧，于整个民族却是幸事。可是自从现代有人提倡“脑袋都没有了，原则还有什么用”之后，这样的人几乎渐渐绝迹。很多人学乖了，美其名曰“务实”。可是我看很多的人脑袋虽然无虞，幸福却一点点也没有了，活得生不如死。
以软弱换幸福，那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事。
因此，杨涟的固执，可以理解。
他早就铁了心，决意以一人之悲剧，换得全明朝人民的幸福。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七月，是一个奇异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不是叶向高走，而是魏忠贤走，那么两党成员后来的命运都不至于那么惨。
魏忠贤如果在这时走了，即使将来历史大掉头，遭受清算，他也不至于有死罪。明朝历来的皇帝，对获罪的太监，大多都抱有一点温情——再不济也是自己的或者“家父”的老奴，网开一面是有可能的。
但假设毕竟是假设，我们来看真实的场景。八月初一，总监察长孙玮病故。他是科道之首，忠诚耿直，而且一向是东林党的盟友。
东林党也真是到了倒运的时候，越是前方吃紧，阵地越是出现缺口。
缺了人就要补，吏部尚书赵南星此时仍大权在握，按他的思维惯性，这个关键岗位还是要推东林大将。于是在他主持下，廷推左副都御史杨涟顶上。但是天启帝却没批，大概是还生着杨涟的气。众人无奈，又推了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冯从吾，心想这回应该顺理成章了。可是天启帝考虑到：“大计”（外官考核）即将开始，还是从京官里推一个熟悉全面的人为好。
这时京中哄传，魏忠贤有意把户部尚书李宗延推上来。东林党众人决不让步，一致推了东林###高攀龙。
高攀龙的职务是刑部右侍郎。对这个推荐，他甚感不妥，因为他和赵南星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师生两个一个掌吏部，一个掌言路，当道于朝中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