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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行、长期的病患、在腹部手术后为时更久的休养，加之他对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缺乏了解，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开始之后，格雷对于他能否被提名为联邦调查局的正式局长感到越来越没有信心。其他被临时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总统提名，并得到了正式任命，但是对格雷却只字未提。他怀疑他已被总统冷落搁置在一边，并向我透露说，他正在认真考虑是否放弃他的官场生涯，回到新伦敦市继续从事他律师的老本行。
1973年2月15日，白宫似乎准备解决这件悬而未决的任命了。格雷接到白宫的一个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到白宫。从白宫返回办公室之后，他向我描述了此次会面的经历。他先是和面无表情的约翰·埃利希曼谈了十五分钟，埃利希曼批评他无法胜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一职位，并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随后他与尼克松简短地碰了次面，总统对他的处境也并不同情，并告诉他：“帕特，你太仁慈了，应该动用测谎仪来阻止一切泄密行为。你应该表现得更加强硬一些。”
格雷承诺他会依此行事。但是离开白宫时，他依然无从知晓他能否获得提名。然而在2月17日星期五，白宫新闻发言人罗恩·齐格勒对外宣布，白宫提名格雷正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由于格雷将是第一位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齐格勒还补充道：他认为格雷获得批准任命不会有太大困难，对此他“很有信心”。但是齐格勒的说法却遭到了参议院民主党督导罗伯特·拜德的反驳，拜德声称他将反对这一提名，因为格雷是导致联邦调查局内部“纷争和分裂的根源”。
这本来应该为格雷拉响警报。但是格雷在急需为他获得参议院批准任命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却没有求助于司法部那些知道如何接近国会的老手，而是完全依赖于他的私人助理。对于任何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而言，在此时面对参议院的质询，都远非一件易事。政治炸弹在华府被不断引爆。《时代》周刊已经披露，联邦调查局根据总统助手的要求，对部分白宫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实施窃听。而与此同时，在南达科他州，激进的印第安人与州政府之间一场丑陋的摊牌大战也正在上演，这一切都进一步损害了格雷在其联邦调查局同僚中的声誉。
在那段时间，发生在南达科他州的僵局一直占据着报纸的头条。1973年2月，大约两百名“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占据了一个名叫“伤膝”的度假小镇，并劫持了十一名白人人质，他们要求国会对违反印第安人条约的行为以及塞克斯保留地的情况进行调查。白宫决定尽量避免冲突，并不得使用武力。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则宣布采取“遏制”政策。他命令联邦调查局帮助在小镇周围设置路障，禁止任何车辆在方圆十五英里的范围内通行，但是这一做法其实毫无用处。此外，他的这一命令也构成了对联邦调查局职能的滥用，因为探员们在面对这类问题时，他们的职责应该是进行调查，而不是充当警卫。
在风暴中挣扎（2）
如果当时埃德加·胡佛还活着，就不会出现上述这些问题。他不会同意这样来使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但是我和格雷都没有胡佛那样的权力和权威。更糟糕的是，克兰丁斯特还改变了联邦调查局的行为规则。一般来说，除非为了保全生命而进行自卫，或是保护无辜的第三方，探员不得使用枪械，只有在符合上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开枪射击。但是克兰丁斯特则指示我们：一旦对方先开枪，我们就可以使用枪械——击伤，而非击毙对手。
这个新规定放宽了对开枪射击的限制。在围困伤膝镇的七十一天时间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爆发枪战。双方耗费的弹药数以千计，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射击对象是谁。在这场我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政府行动中，人员伤亡数量倒并不是很大，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两名激进的印第安人被打死，七人受伤，而我们这边，一位警察局长的脊椎被子弹击穿，导致自腰部以下截瘫，还有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手臂伤势严重。最后，印第安人厌烦了对城镇的占领，同意撤出小镇，其中许多人就是跨越路障扬长而去的。
在水门调查开始不久，格雷在联邦调查局探员中的声望就开始不断下降，而此次发生在伤膝镇的事件则令他的声誉直线下跌。探员们指责他未能保护联邦调查局的利益，而探员的妻子们也对他抱怨不已，认为他毫无必要地使他们的丈夫冒着寒冬去执行危险的任务。
然而，对于应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质询，格雷却极为自信。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和首席议员均来自康涅狄格州，即民主党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和共和党参议员洛厄尔·韦克。面对由这两位参议员领衔的司法委员会，格雷开始了他的任命听证。格雷首先热情洋溢地汇报了他在担任代理局长的十个月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随后他的发言却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他最终的结局。他向委员会表示，他将向任何一位感兴趣的参议员提供水门调查的全部档案材料。他还补充说，这些档案材料将只供参议员阅读，却不能提供给议员们的助理。对于格雷的发言，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完全被惊呆了，白宫更是震怒，因为白宫知道那些档案都包含有什么内容。即便是参议员们也都觉得惊讶不已，半信半疑的拜德参议员还特意追问道：“你说的是全部档案——不折不扣的全部档案吗？”
“是的，先生，”格雷答道，“我们对于我们的调查深感自豪。”在格雷读完他的开场白之后，小萨姆·欧文参议员要求格雷对他在当年8月于克利夫兰城市俱乐部发表的一篇演说做出解释，其原因在于欧文和其他参议员认为这是一篇政治性演说。格雷坚称是城市俱乐部对他直接发出的邀请，但随后又不得不承认演讲是由白宫安排的。随后，欧文参议员又向他询问联邦调查局针对参众两院议员的“国会卡片”一事。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记录处就在着手搜集整理国会两院每一位议员的相关数据，并制成小巧的卡片加以记录，此即所谓的“国会卡片”。每张卡片上都记录着议员生平的数据，以及任何有助于联邦调查局与国会保持联系的信息，其内容包括联邦调查局与特定议员交往的短暂记录，也包括在未来需要避免的问题。除非某位议员被指控违反了联邦法律，或是将被提名担任联邦政府高级职务，否则联邦调查局不会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位议员、议员候选人或者州长进行过调查。然而，格雷却告诉欧文说，他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不得再保有这些数据卡片。
随后，欧文又问及发生在1972年9月的一次事件，当时联邦调查局奉白宫之命，负责对犯罪司法信息加以整理，以便为白宫的政治目的服务。格雷回答说，那时他本人并不在华府，但是他曾警告有关负责的人员不要答应白宫的要求。他的这一回答令我们这些探员深感惊奇，因为我们从不知道格雷曾经为此事“警告过”我们。
欧文下一个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唐纳德·塞格雷蒂，那个愚蠢的、专门玩弄竞选肮脏把戏的专家。欧文指出，曾有报纸文章指出，塞格雷蒂曾经接受过联邦调查局的两次质询，但是事后他却看到了有关质询的文字记录。对此，格雷描述了他是如何根据约翰·迪安的要求，下令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总结的情况。由于他有责任让司法部长对此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此他将这份总结送交司法部，尽管他知道这份总结最终将会被送往白宫。事情仅此而已。但是就像许多缺乏经验的证人一样，格雷对此事的解释无法就此止步，他只能进一步加以详细说明。
在风暴中挣扎（3）
“不久，”格雷继续说道，“迪安先生想要查看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报告，于是我便将总结报告交给了他。”格雷的这种做法就好比是将狐狸放进了鸡窝里。尽管随后格雷又补充说，迪安向他承诺，不会让塞格雷蒂看到这些报告，但是他的上述表白已经对他造成了伤害：格雷居然允许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人查看对他的调查报告。
此后，听证会上的形势对帕特·格雷越来越不利。在随后的作证过程中，他闪烁其辞，试图回避民主党议员所提出的问题。当参议员约翰·滕尼问道：“在全国范围联邦调查局针对多少人设立了档案？”很显然，滕尼问的是有多少份调查档案，但是格雷却滔滔不绝地对指纹记录等等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最后记录下来的内容竟然长达25页之多。
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提问则可谓是一针见血：“本周出版的《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指出，有人对新闻记者进行窃听，据说这一切是根据白宫发布的指令，并得到了司法部的授权，而窃听装置则是由联邦调查局安装的。你对这一指责做何回答？”
格雷开始变得局促不安起来：“我要说的是，首先，对于窃听这一普遍问题……”
肯尼迪打断了他的话，说：“不，我说的只是这一个具体问题。你将如何做出明确回应？”
“对此我能如何回答呢？当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我查阅了联邦调查局的有关记录和索引，同时我还被告知，司法部也已查对了‘内部收入司’的记录……但是却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人曾对新闻记者和白宫工作人员进行窃听。”
格雷已经预料到将会有参议员问起这个问题，而他则业已想出了一个在技术上绝对正确但却富有误导性的答案。对于所谓的基辛格电话窃听案，在联邦调查局的确找不到任何官方的记录，其原因在于副局长沙利文将相关的记录都扣留了下来，归入了其个人保管的档案，其中包括工作日志以及由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签发的授权信。后来，沙利文又秘密地将这些记录交给了助理司法部长马迪安，并由他最后转交给了白宫。因此，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基辛格窃听案的存在。尽管格雷与该案的确毫不相干，但是他也曾经被非正式地告知此事。如果他直言不讳地说明这一点，那么他本可以万事大吉。然而，作为尼克松总统在联邦调查局的亲信，出于政治上的忠诚，格雷却转弯抹角地试图对此事加以掩盖，而面对肯尼迪参议员毫不留情的诘问，他使自己陷入了越来越困难的处境之中。
格雷没有想到会遭到这种盘诘，事实上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而当肯尼迪参议员将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