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平台中合作。
战略性局限
不过，虽然军事外交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库马尔·辛格仍然对其战略作用持保留观点，即期望由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是不现实的。他分析认为，首先，军事外交只是为诸如政治与外交使节团等其他手段提供进一步解决相关问题的融洽气氛。
其次，除了近期与美国的一系列接触外，与中国的军事外交相比，印度的军事外交相形失色——中国几乎与所有的国家建立了军事联系。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与中国不同，印度由文官掌权的军事外交决策过程相对冗繁，在此过程中军事机构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三，两国军事外交的程度与范围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仍未超出象征意义。尽管它们都是核大国，但它们并没有通过高层间的相互接触制定防止核危机的体制安排。此外，中国对印度与诸如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等军队间的关系持谨慎态度。
第四，中印边界问题过于庞大与复杂，军事外交不可能通盘处理。目前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该小组负责提出两国共同认可的实际控制线走向地图——仍然未解决中部地区的争议，更为棘手的东部与西部边界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第五，两国军队的相互“越境”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主要归因于双方对控制线的不同理解，也有时候是因为地面部队的混淆，尤其是在驻守部队发生变化，新部队刚刚到防的时候。。 最好的txt下载网
军事外交，中印关系的新杠杆（3）
军事现代化的优先权
就在中印军事交流日益升温的同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世界诸国也开始关心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战略意图。解放军陆海空军与空间力量的增长与职能证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功。对此，库马尔·辛格的所谓“中国威胁”视角与其他西方保守学者并无明显不同，他在文章中向印度政府发出警告：虽然新德里非常清楚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印度国防安全有何影响，但它的国防装备却仍非常陈旧。
库马尔·辛格还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会将最精锐的兵力集中在东部应对日本与台湾问题，但其调动军队的能力要比印度强。尽管印度在1962年冲突中失败，但新德里的战争理论至今仍然不现实，太过自信，轻视对手。中国海上力量的增长趋势尤其明显，这对其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至关重要。而对于新德里而言，中国区域影响的扩大无疑会刺激来自印度方面的竞争。
库马尔·辛格认为军事外交仍然不能解决印度面临的安全困境，并武断的认为面对尚未解决的边境纠纷，不能排除两国未来在特定环境下选择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棘手的政治问题。这位印度学者甚至毫无根据的想像所谓“解放军对印战略战法”，指出：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可以选择进攻连通春丕河谷与孟加拉国的西里古里走廊、比哈尔邦与UP邦之间的平原，或在马六甲海峡封锁印度。即便是中印不爆发全面战争，中国也能够通过其在缅甸沿海的活动，限制印度的实力与影响。
库马尔·辛格对印度在其幻想中的“中印战争”中的结局相当悲观。他在文中“告诫”印度政府，印度必需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为此印度应该把侧重点放在建立信任措施之上，努力在两国间建立更多的互动平台与沟通渠道。印度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时期，所以在接下来的20…25年里，印度国防力量应在维持周边和平环境、确保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更高层次的军事交流为其提供了学习全球军事技术、武器与前沿军事理论的机会。
库马尔·辛格对中印军事外交作用的矛盾心态在他最后的总结中再次体现，他绝不希望军事外交对印度的扩军之路有所束缚，因此在文章最后指出：必须认识到的是，军事外交不能替代军事现代化。考虑到解放军多个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以及军事力量在对外政策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印度急需用军事现代化来补充和巩固军事外交所取得的成果，只有这样，印度才能够与中国和平共处，参与到亚太地区实力与影响力的竞争游戏当中。
北京…新德里…华盛顿…*堡。。。
美国观点：中印关系的几何学
＇美＇袁劲东 原著
胡锦洋 编译
编者按：过去五年里中印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同一时期的美印关系也越发亲密。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东亚不扩散项目资深研究员袁劲东，近期于《全球政治评论》杂志发表了文章《亚洲三角：中国视角下的印度崛起》。袁劲东的这种“身份代入”式研究相对于美国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的主观保守论调而言，有一定新意。不过限于自身立场，他显然不认同中印关系的双边互动，而是希望在北京、新德里与华盛顿之间构建所谓的“亚洲三角”架构。本刊并非赞同其中观点，亦无意证实其内容，刊发此文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和相关研究机构或个人参考。
军事外交，中印关系的新杠杆（4）
过去五年里中印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与新德里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两国高层频频互访，武装部队还进行了联合反恐演习，双边贸易额也飞速增长。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承诺共同促进世界的和谐与稳定，进一步推动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些事态发展让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分析家们欢心鼓舞，开始讨论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回归以及未来几年“中印大同”的前景。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正走在谋求世界性大国地位的上坡路上。鉴于两国人力资源丰富，经济潜力巨大，两国未来无疑能够对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但《亚洲三角：中国视角下的印度崛起》一文的作者袁劲东看来，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对彼此意图的相互猜疑以及其他争议问题，也会对中印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袁劲东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印度政府将1998年5月的核试验归咎于所谓“中国威胁”，这致使两国关系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强烈谴责与北京为孤立新德里而积极展开的外交活动最终导致新德里寻求和解。2003年6月，时任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访问中国，那是近十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自此之后，北京与新德里不仅宣布两国不再将彼此视为安全威胁，还决心建立面向和平与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主席于2006年11月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决定通过十项战略措施进一步巩固关系。此外，两国还在贸易、投资、能源合作与文化教育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现在，北京政府认为中印关系具有全球与战略意义，具备长期性、全面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这种对中印双边关系与未来前景的乐观看法已经得到了两国认可，或至少是得到了官方的公开回应。目前，中印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全面发展。北京与新德里都支持多极化世界格局，反对单边主义，它们还在环境保护、全球贸易等领域存在共识。中印战略对话、反恐磋商以及能源合作都进一步增强了两国互信，并巩固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印关系中发展最快的是贸易。双边贸易额从1987年的亿美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387亿美元，辛格总理访华期间提出，两国将在201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600亿美元。2006年7月，中印重新开放了喜马拉雅山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两国间的陆地通道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这进一步促进了边境贸易。
中印防务合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两国曾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近年来，北京与新德里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国防领域的交流。2006年5月28…6月2日，时任印度国防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访华，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访问，标志着两国朝建立制度化军事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这次访问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签署了《中印国防部防务领域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前两国从未签署过类似文件。除会见中国政府领导人及国防部长曹刚川外，慕克吉还参观了包括兰州军区在内的军事机构，他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外国国防部长。
军事外交，中印关系的新杠杆（5）
结构性冲突
鉴于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其始终是中国南亚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袁劲东认为，冷战期间中国南亚战略的侧重点为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密切与其它南亚国家间的关系，以对抗印度在该地区的绝对优势。不过近几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交倾向则吸引了中国更多的注意。
袁劲东显然认为中国过去对印度的重视不够。他在文章中宣称现在将印度视为仅限于地区内轻量级选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因为印度的崛起“已经严重挑战了中国在包括领土争端、能源安全以及地区与全球战略生态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利益。”
未来几年的发展情况将证明由近年来两国高层频频互访所产生的良好意愿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很明显，中印之间仍然存在障碍，双方高层还需要继续努力在这两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间建立信任。袁劲东认为这些障碍包括相互猜疑、潜在的竞争、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尽管在过去40年中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一直相对安宁）、中巴关系以及正在形成的中国…印度…美国“战略三角”关系。
袁劲东认为中印间的相互猜疑主要归因于两个亚洲巨人之间的安全困境与结构性冲突。另外，缺乏制度化的高层交流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中印快速发展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必然会导致双方介入彼此的利益范围，这就意味着可能会发生冲突。“中国惊人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增长”让印度羡慕与震惊。假设新德里的防务专家只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得到一个教训，那么必然是——实力是进入大国俱乐部的唯一入场券。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与46年前的失败相比，目前中国继续在多个力量指标上领跑的事实必然会让他们沮丧。
与此同时，中国同样密切关注印度快速提高的军事实力，以及其战略打击力量的发展情况。新德里成功试射了“烈火…III”型弹道导弹，进一步增强了打击中国境内目标的能力。北京还要提防印度的东进战略，即印度与日本以及东盟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合作。事实上，北京正在密切关注着逐渐升温的日印关系。
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间最敏感和棘手的问题。袁劲东认为双方的猜疑与不信任仍然挥之不去，1962年战争留下的伤疤还没有愈合。中国方面暗示，对目前中印实际控制线的些许变动可能是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基础。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期间双方各自任命了特别代表以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这表明两国政府决定将该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