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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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 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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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当年齐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其间的相互依赖和支持的程度,并不能像一道数学题那样分毫不差地演算出来。但它们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着,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经济搞好了,可以兴办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办好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才会有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保持。短期的物质利益倾向、只顾眼前的行为往往是得不偿失,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可惜当代人一旦忙于发展,也就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住。齐国经过了管子和晏子这一类精明人物的治理,国力增加不少,虽然这中间的几次折腾也搞得精疲力竭,但一经恢复还是欣欣向荣。因为底气还在。有了钱就可以做一些排场的事,如稷下学宫的建立,就是最大的排场。
  学宫的规模和学者的数量,宏大的建筑与显赫的阵势,都让人想到了形式主义,想到了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大排档”。这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官方的粗放设计,它还需要学者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去填充起具体内容。一种思想和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又怎样化为国民的意识,现实中留下了多少难以洗磨的痕迹,这才是鉴定它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标准。对于文化和思想这一类事物,齐威王父子更看重的可能还是它的花架子,他们宁可往这其中注入自己的内容,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
  而稷下学派既然汇集了天下最锐利的思想,一切也就由不得君王们的心愿了。齐国国君知道总是搞叶公好龙那一套不行,所以一度也只得听之任之。于是一些旷世大言也就纷纷出笼,它们不仅震响了当时的庙堂,而且还记载于著作流传到久远的后世。如果统计一下,按时间算,可能中国历史上产生振聋发聩的大言最多的,就是稷下学宫时代了。大言逆耳,大言惊心,大言奋民,大言误国,反正怎样理解都可以。不过如果一个泱泱文明古国,回头一看连几句掷地有声的大言都没有,那也太可悲了。而且,在经济腾飞市场繁荣、商业流通变着法儿发达的临淄城,如果没有稷下学宫的“大言”来平衡一下“大物”,那就会阴阳失调,齐国的腐败也就更快了。是的,“大物”的时代尤其需要“大言”。
  稷下学人的一些言论说得太好了,有底气,有义理,有可供一代代人穿凿的深度,有耐得住几千年咀嚼的意味。它们放之四海而不显得曲折隐晦,置于私室也足以洞照心灵。这些言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淳于髡、孟子、邹衍、荀子、宋钘、田骈、慎到、环渊、王斗和颜镯、儿说和田巴、季真和接子、尹文和鲁仲连,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由于这些人处于不同的学派,即能够从极为偏僻处发起论述,揭去遮蔽,使各种观念交锋激烈。我们平时说的“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就是这个道理。为了明晰,需要他人充分说话;为了光明,就得不断挑剔。就这个意义上来论,“大言误国”之说是完全扯淡的。“大言”不仅不能误国,相反是“禁言误国”、“小言添乱”。言路通畅,人人平等,绝不能捂着对方的嘴放言。

“大物”时代更需要“大言”吗?(2)
《孟子?滕文公下》记录了一个场景。也就在这个场景里,孟子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他的这段话竟成为中国人立身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华文明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感召力的一次言说。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和豪言壮语,但像孟子这段话说得如此铿锵又如此真切、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切实不浮的,几乎还没有过。当时有个叫景春的人和孟子在一起,对方说到了天下沉浮,连连感叹说:像公孙衍和张仪这样的大外交家纵横家,真是了不起的大丈夫啊!瞧他们一旦发火了各国诸侯都害怕,他们安安稳稳呆在一个地方,天下的纷争也就平息了!孟子对这种浩叹当场给予了驳斥,说:他们算什么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在孟子眼里,一个男人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摇唇鼓舌,跑来颠去搞合纵连横,翻云覆雨,追求富贵,害怕贫贱,屈服于威武,其实是非常可怜的。这种认识,使人看到一介书生的孟子,具有何等的气概,他在权力面前不亢不卑,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他手无寸铁,却耿直坚毅到不可摧毁不可侵犯的地步。这种情形让人想起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样的大言之所以让人不敢滥施妄议,那是因为它正义充盈,无私无隐,更因为言说者的一生行为都在为这些言论做出最好的注解。孟子的一生不仅有出行相随几十辆上百辆华车的显赫,更有迁徙艰难的困窘,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宠辱未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孟子所列举的这些险象与艰辛坎坷,他本人也肯定未能幸免。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这些千古不朽不易的名言,仍然出自孟子。一部《孟子》,尽可阅读一生,其中处处可见大言,这些大言真可以说是“旷百世而一遇”啊,与他老师的老师孔子交相辉映。孔子的语言更简洁涵蕴,孟子的语言则像金属一般振响。圣贤来自千古文明的滔滔河流,如果简单凭好恶来阻拒他们,就好比抽刀断水一样无聊而无功。像现代全球化这等“大物”之年,我们两手空空,除了以“大言”去加以平衡,恐怕也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了。网络时代的汹汹水流也许有更多的淹没,可是网络在驮载“大言”行走的速度方面,大概也是毫不含糊地高效率吧。
  齐国的君王们兴稷下,倡百家,叶公而不好龙,飞龙就可以自由翱翔于临淄街头。君王们不免有好大喜功之嫌,像搞商业批发一样搞起了“思想”和“文化”的大宗买卖。但大思想也需要大舞台,有了稷下学宫,也就有了大思想的汇集,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延续。这是一段囊括了几个君王轮替兴亡的时间,不可谓不漫长。我们在历数一些文化和政治历史事件时,常常发现百年即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大时段,凡事物一旦超越了百年,那就得格外隆重和慎重地对待它了。所以,我们的文化史上必将永远地记住一个名字:稷下学宫。
  

齐桓公与管仲——永无穷尽的君臣话题
(见原书第八章之《称霸者》)
  说到中国的春秋五霸,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齐桓公。因为他的齐国是五霸之首,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又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霸主就是多国会盟时的盟主,是能够以威信和实力号召其他诸侯国的一方。齐桓公是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整个姜姓政权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国君,也是将齐国推向最昌盛阶段的一个国君,他和他的齐国,一直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最好的标本,其中的许多指标极具分析的价值。不谈齐桓公,即无从谈春秋。即便从人性的丰富有趣、从一个人的经历和人生旅程的跌宕奇峭来看,齐桓公也比其他国君更有可议之处。
  齐桓公与一般概念中的政治人物不同,即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性格,而是所谓的性情中人,一生充满性格上的冲突和矛盾。他有时老谋深算,有时又稚气可爱;有时斤斤计较,有时又慷慨大方。许多时候像个急公好义的侠士,恨不得时时为朋友两肋插刀,另一些时候却又胆怯自私,畏首畏尾。他在政治生涯中颇为高瞻远瞩,目光远大,可是却失于狭仄的宫廷视野,最后铸成了大错。他一方面胸襟开阔,能任用管仲这样周密敬业的人为相,另一方面却喜好献媚奸佞之徒。
  关于他的好色,已经在当时和后来成为广为议论的事情。荒淫无度如齐桓公者,可能不是太多。历史上有一些奇才异能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淫荡之徒;还有些大作为的人,其中有的也怪癖多多,不可理喻。齐桓公就是一个集淫荡与怪癖于一身的有大作为的人物。他在生活细节上荒唐可笑,可是绝不平庸,在愿意认真动脑的时候,甚至可以称为极智慧的人物。从记载中看,他甚至吃过人肉,却并非是那种残忍之极的家伙。如果将他与上下左右的君王们做做比较,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善良”的人,还有点多愁善感和意气用事。
  许多书中写到了一个极尽攀附之能事的坏家伙,这个人叫易牙,听说齐桓公遍尝天下美味,惟独没有吃过人肉,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烹了奉上。这是一个过于极端的例子,虽然记在史书上,但大可存疑。不过齐桓公晚年身边有三个有名的小人倒是真的,他们分别叫竖刁、易牙和开方。单从这三个怪异的名字来看,是奸佞小人一点都不让人吃惊。三个小人把年纪越来越大的齐桓公伺候得无微不至,同时阻断他的政治视听,最后竟然代其发号施令了。出奇恶毒凶狠的小人佞臣,借助的恰恰是一国之君的无上权威,这权威愈大,小人就愈恶,这几乎成了历史的通相。
  齐桓公一生的大手笔,进一步反衬了他凄惨的晚年,那个结局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一度兴兵救急,扶助了许多中原弱小国家,并几次为西周王室解围,所以齐桓公的齐国成为中原地区实际的执牛耳者。他的无私慷慨的行为,当时也为他博得了其他国家的推崇和信任。在位近五十年,算是风风火火的一生,做成的大事情不胜枚举。在最强盛的年头里,齐桓公简直是有求必应,抱打不平,什么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只要有谁敢来进犯中原,他都要挺身去管。孔子后来感慨道:幸亏有齐桓公啊!要不是这个人保护了中原这些国家,咱现在就得受那些野蛮人管辖了,大家都得穿野人左边开大襟的衣服了!孔子的话中有多多少少的幽默在,却是道出了一段严峻的历史实情。这完全说明了齐桓公对整个华夏文明的贡献,可以说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正是他挺身而出,才保卫了中原文明的延续和生存。
  就这样,本来是一个大荒唐之人,却同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大贡献,这就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和人生呈现。由于功劳太大了,国家太强盛了,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少不了就要骄傲起来。他后来在诸侯国的会盟中就不像过去那样礼节周备了,而是面有自负之色,说话极无分寸,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显得高人一等。而过去的齐国是极注意笼络他国的,这仅仅从国家财富的使用支配上就看得出来:用来外交、接待外国宾客的钱,要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以想象这是怎样重视修好,又是怎样的排场啊。
  齐桓公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工作交给了管仲,这是他一生成就霸业的关键。管仲是精明透顶的商人出身,理财增支开源节流方面是顶尖好手,并能为推行一系列富国政策制定出相应的用人条例,因此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班底,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力一再削弱。齐国的事情看起来一切都由管仲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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