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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仰鼻息于强者，寄人篱下，那如履薄冰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不得不处处谨慎，事事小心，稍有疏忽，便有败露之险。所以，刘备在这一段日子里，倒未曾犯什么大的错误，才奠定了他此后发展的基础。这样，他和孙权据江东世族之势，和曹操拥中原腹地之重，是没法相比的。他一无资本，二无人望，三无奥援，最后能够混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也是可赞可叹的了。
蜀国相对来讲，要小一点，但要是看到刘备能在三分天下中生存下来，在群雄争斗中拓展出这一块土地，称国为王，也值得为他喝一声彩的了。那些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地广的各路诸侯，一个个地败在曹操手下，而弱小的刘备最后雄踞西川，扼守巴蜀，倒也说明一个真理：不利的客观条件，倒不一定是成功的障碍。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险恶的外部环境，有可能是激励有志者去奋斗，去努力，为改变客观世界而前仆后继的原动力。
所以说，弱不可怕，正因为弱，才要把握机会，奋发图强。因此，千万不要嘲笑有志气的弱者，尤其在没有笑到最后的时刻，谁是赢家，还说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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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民渡江的刘备（1）
有一句专门针对《三国演义》的民谚，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那意思是说，年轻人火气壮，爱抗争，好犯上，喜动武，看了梁山泊英雄的造反行径以后，对于本来就有的逆反心理，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同样，《三国演义》是一本讲计谋的书，是一本动心眼，玩权术的书，会使经历了人事沧桑的老年人，心术变得更坏，成为老奸巨猾的人。
其实不然，《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那些明枪暗刀，你争我斗，互为心计，勾结利用，合纵连横，忽敌忽友，虚实不定，瞒天欺世的政治矛盾，军事交锋，人际关系的纠葛，世事的分合，倒是像一本生活教科书那样，使我们学会为人处世中谨慎感情的学问。
感情是可贵的，但若是看不透人世的本质，滥用感情，反而会被感情所误。
刘备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自从他讨黄巾起事以后，先投公孙瓒，一看没有戏，掉转屁股走去。后依陶谦，结果把人家的地盘占了。靠吕布辕门射戟解了他的围，但在曹操捉住了吕布以后，他不咸不淡的一句话，促使曹操下决心把吕布杀掉。曹操把他引见了汉献帝，得了一个皇叔的身份，刚刚在相府小亭里，煮酒论英雄，一转眼间，杀了车胄，叛了曹操，走出牢笼。把袁术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袁术本人也饿渴得吐血斗余而死。而后，刘备居然又去向袁术之兄袁绍求助。而那个袁绍竟也不顾手足之情，答允出兵救援刘备。刘备若非心如铁石，绝对不动任何感情的话，他也早成了别人的刀下之鬼了。
直到他后来投靠刘表，以至荆州变色，入蜀以后，造成刘璋失势，虽然也假惺惺地仁义过，还挥洒几滴老泪，但从他这数十年的经历看，一切冠冕堂皇的表态，信誓旦旦的语言，称臣纳贡的虔诚，不共戴天的仇恨，都不是看得那么认真的。在他眼里，应该的，变成不应该，可能的，化为不可能，相反，倒行逆施，心安理得，悖谬逻辑，竟是真理。这一切，统统以其切身利益，来决定是非黑白。刘备能够成为三足鼎立的一方，说明他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位枭雄。不过，他不像曹操那样赤裸裸地杀伐无情罢了。
所以，对政治家来说，无永久的朋友，也无永久的敌人，一切以维护和扩充自我利益为准绳，感情是次而又次之的。尤其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更是划分敌友界限的最高标准。
因为在###中，各派力量总是要在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下，不停地分化瓦解和不停地重新组合。合纵也好，连横也好，任何歃血同盟或是签字画押的联合协议，都属于短期行为的暂时团结。谁也不能保证墨迹未干，而双方已离心离德，分道扬镳，条约只不过是名存实亡的一纸空文。同样，昨天在疆场上厮杀的仇敌，今天拥抱在一起，亲密得难解难分，不是什么稀奇的新闻。早晨还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呢，到了傍晚，杯酒言欢，尽释前嫌，俨然像双胞胎，联成一体，进入无差别境界，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若是有太多的感情牵惹，那就伏下败亡的根苗了。
但刘备这个人，所以不如曹操那样成其大事，就在于他还未能把握那个奸雄的“宁我负人，人莫负我”的自私到家的哲学。所以，有时候，难免感情用事，倒把自己害苦了的。撤离江陵时，舍不得抛下数十万乡亲，一定要携民渡江，结果以惨败告终。关羽被吕蒙杀掉，为手足之情，竟倾全蜀之兵，不听劝阻，出川与东吴决战，最后，损兵折将，再回不去蜀中，在白帝城长逝了。
所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中国人旧有的文化心理，以及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孔孟之道，显然只可放在口头上说说而已的，要是当真，这个政治家可能有感召力，但成功的希望，却会由于他的迂腐而丧失殆尽的。
看透这一切，举眼望古往今来的分合成败，也就一目了然了。凡成大事者，无不把感情因素压缩到最小最小的程度。政治家如此，其实，非政治家又何尝不如此呢？
携民渡江的刘备（2）
若一个人，不懂得谨慎感情，或感情泛滥，或过于感情用事，那他肯定会为这份多情烦恼的，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麻烦，在等待着呢！
孔融之死（1）
孔融，是汉末的大名士。名士，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孔融属于后者。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刘彻，这位汉献帝，说好了，是傀儡，说不好，就是高级俘虏，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在许都，曹操说了算，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予取予夺的最高权力。孔融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
这位大名士，有资格看不起曹操：“你算老几？”因为他是孔子二十世孙，是汉末知识分子的政治领袖，是任过北海太守，为一方诸侯的人物。无论其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在汉末，都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
刘备有一次被孔融请去救陶谦，这位织席贩屦的手工业者，激动得简直不可自已，他问太史慈：“孔文举先生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刘玄德吗？”他觉得被孔融如此看重，简直太光荣了，这和阿Q与赵太爷攀同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说明孔融的影响力，在当时多么重要。
《后汉书》载：有一次，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何进手下的人“私遣剑客欲追杀融。有客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莫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由此，可见孔融后来从北海到许都，任将作大匠，也就是建筑工程部长，这位大名士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了。
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资本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地好起来，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乎乎，不知天高地厚。《后汉书》载他和祢衡的一段对话：“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一个成了孔子，一个成了颜回，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坛上，某些评家吹作家作品不朽，作家吹评家文章盖世的现象一样，那臭脚捧得相当肉麻而有趣的。
何进之所以不愿收拾他，很可能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有点像《儒林外史》里那位胡屠户，由于对他中举而疯了的女婿范进，认为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学上，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在政治上，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强者，当然不会把这个大名士的文学成就，多么当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里，是被看作他精神上的主要敌人，是“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对派，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曹操的容忍，自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当时，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江山不稳，才不敢对孔融下手罢了。一个统治者，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捣乱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轻轻放过的了，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孔融此人，学问很大，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勇气不小，斗争经验相当缺乏。过于自信，对时局估计错误，小看了曹操。书生意气，以为他的自由论坛，是一股抗衡力量。结果，便不自量力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其实，他不过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击石的危险游戏。
从曹操下定决心###袁绍起，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动不动就上表，也很犯曹操的忌。煽动祢衡在大庭广众中辱骂曹操，让他很下不了台。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说：“尧正因为喝酒，才成为圣贤，桀纣虽然以色亡国，但也不能为了防范，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袁绍失败以后，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问他：“典从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给了自己儿子曹丕。于是，可想而知，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所以，孔融一经人告发，说他有诲谩诽谤之罪，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
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文人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悲剧了。
孔融之死（2）
按说，孔融的言论，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样是大文人，由于文人相轻，嫉妒才华，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那么陈琳在文章里，指着鼻子骂曹操，也不曾掉脑袋。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
我们在曹操赐死崔琰令中，有一句话，值得深思。“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由此可以了解曹操最忌讳的，是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而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