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矜者，骄傲也，上至圣人，下至凡庸，几乎无一幸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所以毛主席告诫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岂止于落后呢，关羽连脑袋都骄傲掉了。
人类天性中有许多弱点，骄傲便是一种。有的人，有得可骄者要骄，有的人，无得可骄者也要骄。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是决不会忘怀他的军队踏遍欧洲大陆时，当大皇帝的那至尊无上的荣光的，这属于有得可骄者。那极卑微的阿Q自诩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就属于无得可骄者了。虽然他没落到无可再没落了，仍能寻找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凭这或大或小的资本，既可自我慰藉，又能获得一份优越感，于是，饭也吃得香，觉也睡得好了。
所以，凡骄傲者，无不以过去和现在的声名，作一份资本。拿作家这个行当来说，一些同行就过度地看重他写出来的几本书，几篇作品，认为顶天立地，价值连城。其实，在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不过芥豆之微，过眼烟云罢了。但那种自以为了不起，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也真是让人惊异。许多远不是巨匠，只能说是稍有才气的人，硬是相信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天才；许多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万八千里的人，却自我感觉离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台，已经不过咫尺之遥，折桂有望了；许多根本谈不上不朽，谈不上立德立言的人，就忙着建造自己的文学纪念馆，急于成立自己的作品研究会，做藏之名山、传之万世的准备。
这种形近笑话的可怕错觉，一是来源于对于自身些许成就，过于膨胀的估计；二是由于抬轿子吹喇叭者的蛊惑。而后者，那些捧臭脚的吹嘘哄抬，拍马奉承，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能使本来比较清醒的大作家，老作家，名作家，也目迷五色，不酒自醉，在那里作文豪状了。
关老爷不是作家，是武人，但虚荣心也不亚于某些文坛巨擘。就是这样自误加上人误，最后走向麦城。现在来看，他的失败，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太自信，太骄傲，太藐视别人，也就是“刚而好矜”；另一方面，也是众人太吹捧的结果。如果大家不那么起劲地把他敬若神明的话，也许他不相信自己果然那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了。
在关羽的吹捧队伍里，第一名大捧家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弄得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对于自己的估计，渐渐失去一份实事求是之心。忘了自己曾经是一名马弓手，而真当上汉寿亭侯了；第二名大捧家是诸葛亮，连他在华容道放走束手待擒的曹操，也成了正确的错误，不敢予以追究，这不使他更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吗；第三名大捧家是孙权，非请人到荆州说媒，要把关云长的女儿娶过来作儿媳妇，结果关老爷还不赏脸，吼了一声“虎女安配犬子”，把媒人赶走了，孙权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来，关云长益发地趾高气扬，哪把东吴看在眼里；第四个大捧家，还是曹操，关云长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其实离许都尚远，曹操虚张声势，赶紧提出来要迁都，以避其锋。这就等于把关老爷的虚荣心，哄抬到一个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位置上。最后，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下十几个残兵败将时，连早年被围土山，约三事的暂时妥协，也办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大树特树为盖世英雄，英雄怎么能低下高昂的头，此刻不但无路可退，连拐个弯也不行，只好“英雄”地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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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不死人捧杀人（2）
所以，鲁迅先生在一篇《捧杀和骂杀》的杂文里，尖锐地指出过，骂，倒未必会骂死人，但捧，却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一法。一些作家，若是对于捧，没有清醒的头脑，还挺得意，还挺快乐，还觉得挺舒服的话，那可是危险了。所以，报纸上，刊物上，把某几位作家捧成“社会良知”、“人类希望”、“精神导师”、“文坛砥柱”。我总觉得这些捧场者，把话说过头了，多少有点居心不良之意。
我们知道，曹操捧关羽，是做样子给大家看，看丞相是多么礼贤下士，襟怀宽阔，求才若渴，热忱感人。说穿了，不过是在延揽人心，扩大影响，其真意仅仅是在宣传自己而已。诸葛亮捧关羽，是求一个内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他实施政策过程中，不至于被这个自视甚高的刘玄德的把兄弟干扰捣乱罢了，还是为自己方便。孙权捧关羽，那目的更简单，只是想麻痹对手，把荆州夺回来。因此，天底下的捧角者，无不有自己私底下不可告人的意图。这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酷爱吹捧而吹捧，无欲无念在那儿拍他人马屁的捧场者。
在戏园子里，那些捧角者，无一不在打女演员的主意，想法倒也单纯，意在猎艳罢了。而在文坛上的捧场者，或是沾光，或是求名，或是混饭，或是拉虎皮作大旗，用以唬人，或是躲在谁的裤裆里，抽冷子龇出一股毒水来，以泄私愤，目的性就比较复杂了。但是，沉湎在往昔的辉煌中的那些头脑并不糊涂的人，很容易陶醉在捧场者的甜言蜜语中，而随之高烧40度，说些谵语，有些躁狂，也就不以为奇了。
凡过高地估计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作出不能切合实际的自我评价者。这其中，一种人，是他自己，被一点成绩冲昏头脑，把“圣明”二字，连忙写在额头上；一种人，美人迟暮，壮士已矣，历史早掀过他那一页，仍抱着旧日情结，动不动翻出旧账。这两类人，是最经不起所谓“帮衬”之类的蛊惑，高帽一戴，便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等着登基了。于是捧救世主的，与当救世主的，加冕以后，便一块儿光芒万丈了，这也是那些捧场者企盼着的理想世界了。
关云长终于留不住，走了。一路杀将过去，获得了盖世英名，因此，也有了骄傲的资本，一直到走麦城为止，这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利包袱压了他一辈子，成了无法摆脱的负担。其实，要是能够清醒那些对于自己的吹捧，其中有许多泡沫成分，就不至于神志不清了。肥皂泡在阳光下，虽然也能色彩斑斓一会儿，但终究一个个要破灭的。如能明白这个，留给后世笑话，也许会少一些。
张飞杀关羽（1）
读报上一篇文章，说到旧时河南某地的关帝庙，有一副对联，是这样评价关云长的：“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老实讲，在所有的关帝庙里，都是极颂其武艺功勋，操行德守，忠贞刚烈，义薄云天的光辉，还少见这样两分法看待关羽的持平之论。
关羽投降曹操这个污点，和关羽成为神灵的不朽形象，这是一个令文学家难以为之圆其说的矛盾。有一出京剧，叫《古城会》，就表演的这段故事。在芒砀山落草的张飞，因为关羽降过曹操，不信任他，一时间产生出要杀掉他的念头。他也为无法辩白而苦恼，怎么讲，他是真正投降了的。正好，蔡阳追来，为关云长洗清自己，献上了一颗头颅，一刀下去，兄弟尽释前嫌。
当时，诸侯混战，盗贼蜂起，争城夺地，干戈不息。背叛或者投降，反戈一击或者不告而别，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吕布。他一杀义父丁原，再杀也是他拜为义父的董卓，连眼皮也不眨一下的。张飞与他对阵时，骂他是“三姓家奴”，算是责备得厉害的了。看来张飞不仅猛，还很具有革命大批判精神，一下子揭了吕布的老底。
再譬如刘备，投吕布时，对付过曹操；奔曹操后，回过头来共除吕布；在曹操麾下效力时，###袁术；依托袁绍时，又与曹操为敌。不到十年期间，变幻莫测，真称得上是朝秦暮楚，但这一切似乎和叛降了无关系，只不过被看作权术罢了。
至于曹操属下的文臣武将，很多都是从对立阵营被曹操招降纳叛来的。如张辽原事吕布，如徐晃是杨奉部下，如张郃为袁绍旧臣，如庞德乃马超袍泽，如文聘曾事刘表……至于那位大谋士贾诩，曾经和曹操作过对，最后也投到曹操手下，至此也已是三易其主；至于许攸，则是官渡战役中背袁向曹投诚，并献计立了大功的。这些人，谁也没有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张飞要杀关羽，就因为他降了曹操。他之所以那样怒不可遏，是从结义弟兄这一点上不能饶恕他的背信弃义。如果没有拜过把子，成为异姓手足，情同生死，张飞也许不会对关羽耿耿于怀了。
关羽降曹后，在许都，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礼遇优渥，有收买笼络之心不计在内，其余将领对关羽也是敬服的。没有因他背叛刘备而看不起他。只有一个例外，那是蔡阳，后来被关羽祭了刀，倒使关张和好如初，兄弟相聚了。
种种迹象表明，在三国，或者还往后的年代里，放下武器投降，或者背叛原先的主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西方人观念中，认为生命价值是高于一切，如果确实再战斗下去惟有死亡一途的话，那么缴枪投降，按照日内瓦公约，作为战俘，要求敌方应以人道主义待之，是极其正常的。根据关羽被曹军围困在土山的情况，还有刘备的两位夫人在，他放下青龙偃月刀，是无可非议的。
但后来的中国人，讲究气节，讲究到偏执的程度，就过分了。若从这个角度，关羽哪怕有一丝动摇，都属于叛变行为。应该在土山上杀身成仁，马革裹尸，誓死捍卫，抵抗投降。所以，张飞把关羽杀掉，绝对是可能的。试想，在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认定，凡曾在白区工作过的，都是叛徒，不是叛徒才怪，多少人为此关进牛棚，饱受凌辱，屈打成招，含恨而死，便是这种极端偏执的思想所造成的。那当然是绝顶荒唐的逻辑，可一时间却成了十分正经的革命行动。
所以，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对关羽降曹这一节操问题，就颇费周章了。因为写小说的时候，国人已经到了被礼教束缚得快要窒息的地步。连妇女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地钉在贞节牌坊上了，何况反臣贼子，叛兵降将乎？于是把东汉建安年间不是太当回事的事，弄得严重化了。
这样，罗先生下笔时踌躇了，若是痛批狠揭，声讨问罪，必有损关羽的正面人物形象。若是只字不提，也难说得过去。于是想出了一个降汉不降曹的似乎义正词严的借口。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汉即操，操即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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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杀关羽（2）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人，就格外地不能宽容呢？因为封建礼教窒息得国人，几无一点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易趋向极端，凡事绝对化，看问题形而上。于是，这种自我桎梏的人，对别人缺少最起码的谅解，同情和信任，只有猜忌和警惕，只有怀疑和恐惧，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要求百分之百的纯净，于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只能逼使更多的应该团结的人，走向自己的反面。
司马迁为被围而降匈奴的李陵，向汉武帝反映了贰师将军救援不力，不得不败的真话，结果受了宫刑，关进蚕室。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