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敌忾:黄埔将帅浴血抗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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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仇敌忾:黄埔将帅浴血抗日记-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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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要被敌人所暗算。不会保存自己的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
  第四,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反对防御。在战略上说,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应采取进攻的方法,无论游击战或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情况下。适时退却,转移另求机会,也是争取主动。如像有人分兵把口子那样做自处防御地位,都是不了解争取主力权的原则的。
  第五,加强正规兵团的补充、整顿、训练,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第六,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
  第七,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部队的政治工作。
  第八,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必须在事前确保这些工作的健全而严密,保证在任何战斗环境中,不至受到严重损害。
  第九,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同时也不能使游击队在斗争中有迅速的锻炼与进步。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第十,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反对隔岸观火、坐观成败的恶习,发扬互相策应、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至于专门制造摩擦、消减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肃清。
  徐向前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和原则,对山东军民粉碎日军新“扫荡”,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斗争形势和山东部队的实际,徐向前还提出了武装力量建设的“九化”要求,即: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为达到这一要求,徐向前还提出了一套具体办法:
  一是大量培养、选拔、聘请干部。聘请各种人才,如骑兵、技术兵、炮兵人才,技师、技术人才,如无线电人才,只要愿意真正抗日,都欢迎他们来参加八路军。使山东真正成为抗日根据地,需要各种人才开辟树立各方面的工作。
  二是加强军事和政治训练。
  三是加强参谋、机要工作和军需供给工作,开办参谋人员的训练班,学习参谋业务,制定参谋工作制度,要求技术参谋进到战术战略参谋。
  四是解决军需供给,自力更生,开源节流,这是以减轻人民负担为出发点的。每个干部发一块银元,规定要自买鞋穿。部队用槐树花、谷草灰染布。在战斗中注意收集弹壳。打一枪后,马上把弹壳收藏起来,不要只收集自己的,而且还要收集敌人遗弃的。
  正是在徐向前的正确领导下,他在山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发展山东的武装力量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由于各部队的积极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山东我军的发展与扩大是比较迅速的。山东纵队1939年6月至7月间部队的数量是万人,到1940年我离开时,主力和地方基干部队达到了万人,还不包括拨给兄弟部队的万人。”
  

3.响堂铺伏击战(1)
“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域。”
  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南下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敌人,破坏其交通线。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其间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一〇八师团重兵侵犯上党的后方交通线,黎城是重要的补给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指示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
  根据总部这一指示, 副师长徐向前决定在这段公路上以伏击战的手段,积极打击日军运输增援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狠狠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为此,徐向前派出侦察人员,对作战地城的敌情进行反复连续的侦察。由此发现,黎、涉这条公路线上,每日都有敌军的汽车来往,运送兵员和军用物资。根据这种情况,进而查明了敌在近期将有180辆军车从黎城开往涉县的情报。
  查明了敌情,摸准了去向、时间和掩护兵力以后,徐向前亲自到沿途去选择伏击地域。从黎城到涉县,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等地。其中响堂铺附近的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陡,路北缓到河底的地形。徐向前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等经过一番现地勘察,认为响堂铺南面是高山多悬崖,北面是起伏地。鉴于伏击的目的是大量歼灭敌人,伏击的对象是敌人的汽车运输队。如果在这种蜿蜒于山间谷地,直到小河底狭窄的汽车路上组织伏击,我们居高临下,进退自如,而敌人则处于既无回旋余地,又无依托招架的地形,徐向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后路,守无凭藉,且此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所以,在这种地形上,我们可以从南北两侧依托高地摆兵布阵,以南北两侧的夹击钳住敌车队长龙,东西两头拦堵住敌车队的头尾,180辆汽车,就能让他一兵一车都无法通过。
  伏击地形选择好后,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的战斗定于3月31日。这时,又传来了刘伯承师长在神头岭指挥陈赓旅和第七六九团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胜利消息,这对参加伏击战的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3月26日,徐向前和邓小平率刚从神头岭打了胜仗转移回来的陈赓旅从下良出发,向伏击地域机动。这时虽然连日小雨,山路还有雪,道路泥泞,春寒逼人,但是战士们知道要伏击日军的运输车队,要给骄横狂妄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所以,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30日晚,部队从秋树垣、马家峪、庙上村隐蔽地向响堂铺地域开进。徐向前命令各团:31日拂晓前进入阵地,严密封锁消息,搞好隐蔽、伪装和防空;由干部组织良好的观察;以电话和确实的徒步通信保证联络畅通;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伤员。

3.响堂铺伏击战(2)
按照徐向前的命令,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第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并派出小分队到公路以南隐蔽待机;第七七一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宽漳、后宽漳一线,也派出小部队在公路以南埋伏,协同第七六九团派出的小部队;第七七二团位于师指挥所右后方的马家拐,并派出部队向东阳关附近和东北的苏家蛟游击警戒,准备阻击可能由黎城、东阳关来援之敌,掩护伏击部队右后方的安全。
  陈赓的旅指挥所在七七一团的阵地后面。第七六九团还抽出4个连的兵力前出到棒树岭、河南店之间,准备阻击可能由涉县来援之敌;另一个连进至杨家山以东的王堡,保障本团的左后方安全。整个设伏阵地,多是背阴面,坑坑洼洼里积雪刚刚融化,但夜间又结冻了一层冰,战士们忍受着寒冷,一动不动地隐蔽着。徐向前守着电话机,准备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徐向前认为,伏击战斗,“伏”是手段,“击”是目的,“伏”是为“击”创造条件,“击”是“伏”的必然结果。“伏”的好差,决定着“击”的效果大小。这两者是一个完整的战斗过程。所以说,伏击战斗,当敌人没有到来之前,待伏部队必须要耐心沉着地等待,就是敌人来了,但还没有全部进入我阵地之前,也仍然需要指挥员和部队保持沉着及冷静的头脑,不急不躁,很好地观察情况和准确地掌握攻击的时机。若我袭击过早,会暴露我伏击意图,使敌人转头脱离逃跑;或及时疏开队形,展开火力向我发起攻击,使敌变被动为主动;若我出击过迟,只能揪住敌人的尾巴,打不着或歼灭不了敌人,弄得不好,甚至走过去的敌人重兵主力会像毒蛇一样乘机转回头来向我发起攻击,使我主动变被动。总之,伏击战斗,一方面,搞好“伏”是有效“击”的前提;有效“击”,是搞好“伏”的结果;另一方面,搞好“伏”是条件,及时“击”是关键,既不能失之于早,又不能失之于迟。否则,都会造成我“伏”而未“击”,或“伏”而难“击”的不利后果。只有当敌人部队全部进入我伏击阵地之后,这时伏击部队才能由静转为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泰山压顶之威,向敌人展开突然猛烈的袭击,力求以最大的兵力攻击,以最大的火力压制,乘敌人指挥官还没有完全搞清情况,还没有形成判断,没有定下决心,部队还未来得及疏散展开,火力尚未组成之际,就给敌以最大的杀伤和压制,由此战而胜之。
  31日晨,部队依然在隐蔽待伏,公路上只有三五辆汽车开过去,就是不见汽车大队的影子。此时,部队上下都在等待着,等待得有些焦急。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指挥所里立刻紧张起来。电话是陈赓旅长向徐向前副师长报告最新情况:“第七七三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至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敌人可能发现了我设伏行动,企图从右翼侧击,截断我后路。由此请示徐向前副师长:“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 想看书来

3.响堂铺伏击战(3)
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徐向前处于两难的选择之中。徐向前反复分析得出:如果是敌人发现了我设伏行动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必须马上撤出伏击阵地,放弃这次战斗另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敌人的行动是另有其他目的,或者只是一种巧合,那么我方急于撤出伏击阵地,就要失去一次有利的战机,失掉一次胜利的机会,那可就成了没打仗的败仗了。
  徐向前又把分析和判断的范围扩大一些来思考,“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向前认真研究着地图,最后他果断地得出结论,此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真的发现了我在此地组织伏击行动,决不会只派这么一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或“自投罗网”,肯定会以大部队来围攻。所以,敌人很可能是另有他图。于是,徐向前立即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下达了命令以后,徐向前又对参谋人员讲:你们应该注意,在敌情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要向邓政委报告不明白、不确实的情况,给邓政委出难题。然后徐向前又派出参谋人员亲自到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去探听虚实。并反复叮嘱他们,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大约两个小时,侦察参谋返回到指挥部。警戒分队把情况真正搞清楚了:原来所看到的“敌骑兵”实际上是几头驮着重物的驴子,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
  情况搞准了,徐向前心中有数了,部队的情绪稳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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