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统治成本和提高了效率。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均输法出现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但是王安石以内藏钱五百万，上供米三百万石为本钱，行使均输法，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刘晏行使均输法都不另拨本钱，所以王安石的均输法也算是创新。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歉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即“徙贵就贱”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
这种创新很不彻底，但是算是开创了部分实物税变成货币税的基础。
青苗法起源于陕西转运使李参，所以青苗法是一个地方实践后推向全国的产物。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zhèng ；fǔ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
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属于用人不当监管不力和过于追求政绩和指标等原因。这一方法是和我们希望自耕农破产的目标冲突的，因此我们要加以改造。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zhèng ；fǔ财政收入。
这一条就属于类似后世的一条鞭法的一切劳役变成货币税的先进技术了，不过对于农民的负担还是变重了。原来出工就可以抵消劳役，现在要出钱，对于劳力富裕的户口负担变重了因为劳动力比钱好获得，对于没钱没劳动力的户口更是加重一层被商户剥削的负担，因为他们要交钱就要卖出粮食。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zhèng ；fǔ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同样这也是一个产生不公平的恶法，按户等分派虽然看上去公平，但是水利工程不一定按照户等回馈出钱的每一户。也许出钱多的富户田地距离水渠很远，出钱少的下户田地就在水渠边上。或者有钱有势的上户将水渠修到自家田地，而下户几乎分不到水，这就是劫贫济富啊。
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一、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二、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cāo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zhèng ；fǔ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zhèng ；fǔ供给马匹，或zhèng ；fǔ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宋代武器原归zhōng ；yāng三司胄案和诸州将作院制造，质量粗劣，严重影响战斗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这一条我觉得可以参考国营军工厂的改制和美国私人军火工业的崛起之路来推进。
关于科举和教育制度改革，王安石主要依靠的理论来源就是王安石在宋仁宗嘉佑五年由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转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主要谈到当时科举和教育的弊病主要是课试文章主要是章句之学，以及人主没有陶冶人才，所以提出“养之、教之、任之”的方法。
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rì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sè。贡举法王安石认为“yù一道德则修学校，yù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这属于高明的拉帮结派培植亲信和团队的手段，我们没有得到行政体系的支持前还不能效仿。熙宁五年（1072），神宗正式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次年，神宗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由吕惠卿、王雱等兼修撰，《诗》、《书》、《周官》等书。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的陋习；三、阐明经文义理，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烦琐学风。熙宁八年（1075），《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
这属于占领舆论和指导思想阵地的大旗，我们正在推进的传媒集团就是主营这方面的业务和方向。”
“赵守忠，你不是很清楚我们的定位吗？干嘛总是把屁股摆在王安石的位置上？虽然大宋帝国对富可敌国的大商人没有好感，但是我们初期的主要的定位还是官僚资本家，而不是民族资本家。我们都得到了足够的商业权利，除了没有官职在身，和一般的散佚朝官没有什么特权上的差异。只要我们在六年的大比中得到进士出身就可以明正言顺的利用天大的功劳挤进朝堂进一步培养亲信侵夺权力和资源，干嘛总是想强化宋廷的实力呢？”王能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赵守忠反复强调旧党司马光的无辜和王安石的倒霉都让穿越众感觉赵守忠被每天接触的苏轼等人洗脑了。
第四十七章 土地与人口（一）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还是要仔细的了解基层的状况才能对变法盖棺定论。汪新宇，你把前段时间收集的情况做个报告。”李基和起稀泥，转移了话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现在帝国的背景，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一股足以改变帝国未来的势力，但是大的背景还不是我们这支算不上大鹏鸟的小蝴蝶能改变的。
在广大的农村和陆地边境地区，原始的落后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或者更打击我们的采猎文明木器时代。虽然人口相对于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江南的太湖平原和江淮地区这些jīng华的人烟稠密之地几乎为零。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地区正是我们未来大力发展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人烟少，宗族力量弱，保守势力基本不能深入和应对我们强大的倾销和渗透，加上资源丰富、低价低廉。简直就是我们未来的龙兴之地啊。
要知道越穷的地方的人改变和接受习惯的能力就越强。我们推进大地产和农业革命在人烟稠密的传统地区很难，但是在少边穷地区很有潜力，而且轻松的很。比方说夔州路和荆湖北路的交界地区的黔州和辰州低价土地简直就是白送都没人要。后世的国土比大宋帝国多三倍，耕地面积曾经达到20亿亩的海量，是我们统计的7。2亿亩的近三倍。但是耕地分布范围还是在大宋帝国内部为主，这多出来十几亿亩土地就是那些没有开发的少边穷地区和东北平原。就算打折再打折，境内未开发的土地也有三亿亩以上。按照现有的生产力起码可以养活5000万人口，如果按照我们的农业生产力，18亿亩养活14亿人算，养活1亿人口很轻松。
至于人口密度、耕地面积、农业生产力等指标更是具有明显的西不如东、北不如南的局面。东南的福建路人口稠密到每座山头都被开垦为梯田。西北的秦凤路简直就是荒无人烟的大荒原。令人不爽的还是土地生产力‘过低’让我们的计划基本无法推进。
原本计划利用倾销来冲击全国的农村，但是我们的土地还是太少，就算我们的平均生产力是现有最高的太湖流域高产田的亩产三石的五倍，也不可能以全国百分之一的耕地来冲击旧的占有土地99％小农经济体系吧。我们要想实现目标起码要让我们占地的百分比提高到5％，我们的产量占到25％以上才能正真实现冲击旧有体系的目标。
至于利用协商式的统购包销合同高于市价在粮食上市时收购，在青黄不接时低于市价销售等等办法虽然是抄袭，但是没有官方背景实难开展。这种抢地方豪强和高利贷饭碗的事阻力太大。我们培训的很多走乡串村的代理人基本只能在城市周边转转，难以深入边缘乡村。虽然我们倾销的货物在农村极有吸引力，收购价也很公道，但是被豪强堵在城里基本见不到村民啊！”
“我是说怎么最近生产的针线和农村需求量很大的农药都脱销了，是不是那些代理人为了完成指标都图方便卖给那些jiān商劣绅，然后他们再加价略低于市价卖给村民了。”刘欣马上想起自己查账时发现的不对劲的地方。
“是啊，就是因为那些代理人无依无靠，本来是为了好控制，没想到没有本乡本土势力支持的那些小商户烂泥扶不上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