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巨贾吕不韦（1）
前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商业的重视是空前的，“商海弄潮儿”成了智慧、勇气、能力、成功和财富的象征，财经类的书籍成了畅销书，国内外成功商人的“商经”也被许多人奉为圭臬。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古代的商人如何经商？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商经？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活动有何借鉴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自古以来，经商便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见《汉书·食货志》），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然而，人类又确实离不开商业。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即已出现。《史记·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用八个字作了总结：“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之作。虽然司马公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货殖列传》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在《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之后）。即使这样，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
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每朝每代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富商巨贾。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譬如说起当前比较热门的风险投资，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便会想起两千多年前战国后期的经国巨贾吕不韦。
吕不韦工于心计，敢想敢做，“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遇到了被派到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的孙子异人，一见之下，吕不韦便萌生了“奇货可居”的念头。将异人当作商品来投资，以期在帮助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收获“立主定国”所带来的“无数”倍的收益。
吕不韦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策划和行为毫无疑问地使他成了后世风险投资业的鼻祖。
以投机商业的手段投机政治，由经商而经国，吕不韦的气魄之大、信心之强，眼光之远、心计之深、创意之妙、谋划之秘、办法之多、预见之准、收益之丰……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当不为过。
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扬弃的东西。尤其是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实际上就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商经”。
如他所说的“奇货可居”一语，已经成为一句成语。了了四字，便道出了进行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生意，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同于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所以，最终，吕不韦还是赔了，赔了个家破人亡，赔了个干干净净。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经国失败后的悲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本书着重介绍、分析吕不韦的商业思想和他由经商而经国之历程，其中也援引了一些古今中外富商巨贾的经商案列，作为对吕不韦商业思想的补充说明和引证。笔者希望通过对吕不韦留给后人的“商经”的分析，以及对吕不韦可悲结局的反思，能使读者得到一定的启迪。当然，笔者并非商界之人，限于学识，书中不当之处一定不少，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李钟琴
2004年初春于淄博
第一章、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一
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
东周各诸侯经过数百年的互相攻伐，到此时，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
那是一个狼烟四起兵气连云的时代，那是一个杀人如麻白骨成山的时代，那是一个雄才辈出各领风骚的时代，那是一个逞才炫智风云变幻的时代，那是一个安危无时兴亡有日的时代……
七国之中秦最强大。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富兵强之基础，在与周边国家的争战中胜多负少，被六国称为“虎狼之秦”。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那个酝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浪淘尽无数风流人物……
苏秦逞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六国“合纵”——动员六国联合起来共抗秦国；而他的同门师兄张仪担任秦国宰相后，则针对苏秦的“合纵”之术开展“连横”——为秦游说列国以破“合纵”。他们纵横捭阖，极尽诡谲之能事。
之后，跑到秦国担任相国的范睢提出“远交近攻”，采取对六国各个击破的战略，开辟了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正确道路……
在那个崇尚利益的时代，也有仁人志士试图挽回世道人心。他们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孟子在游说魏王不被重用之后，与弟子们著书立说，宣传“仁政”；庄子则崇尚自然，独善其身，主张“无为”；被称为先秦“最后的儒者”的荀子继承孟子的思想，倡导尊士养民，强调既重礼也重法；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则主张实行法治、术治，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
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一时多少豪杰！
乱世之中，赵国却出了一个奇商巨贾。他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比前面提到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儒家孟子荀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逊色。
他就是吕不韦。
二
战国时期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
在中国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晋商曾经呼风唤雨、独树一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带的商业就繁荣一时。晋商称雄，可谓源远流长。
晋文公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巨贾。
吕不韦其实并不是赵国人，是卫国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说他是阳翟人。阳翟即今河南禹县。但《战国策》却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濮阳即今河南濮阳。《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说司马迁写《史记》多采用《战国策》所载，未免以偏概全。在为吕不韦作传时，太史公偏不采用《战国策》的说法，特意点明吕不韦是阳翟人，可见必有所本。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经商。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赵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是不错的。之所以如是说，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与吕不韦同时代，赵国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如猗顿、郭纵、卓氏，都富可敌国。
史载“猗顿居犄氏，用盐盐起”。《孔丛子》说他“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他之所以名叫猗顿，极可能与他在猗氏经商有关。猗氏，在今山西临猗之南。现在的山西省临持县王寮村尚有猗顿之墓。 。。
经国巨贾吕不韦（2）
郭纵是赵国邯郸人，主要靠经营冶铁成为巨富。与郭纵一样，卓氏祖祖辈辈都是赵国人，秦国攻破赵国后，卓氏被迁到蜀地，居于临邛，即今四川邛崃。由于卓氏家族都颇有经济头脑，又有雄厚的资本，所以即使在举家迁蜀之后仍是当地巨富。至西汉时，出了个才子佳人相携私奔的桃色新闻：临邛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与穷小子司马相如私奔了！而卓王孙就是卓氏后代。
这里还特别需要说一说邯郸城。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在秦、赵、韩、魏、齐、燕六国之间，邯郸处于一个中心位置。高阳先生在小说《清官册》说邯郸“这个地方在战国末期，具有特殊的地位。苏秦佩六国相印、倡‘合纵’之说攻秦，秦以张仪为相，用‘连横’之策，与之对抗，鬼谷子门下的这一对师兄弟，各显神通，结果使得邯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的里斯本一样。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所以各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为最适当。而赵国西部今山西地区与秦接壤，所以不管是各国派间谍入秦，或者秦国派间谍渗透各国，亦都以邯郸为‘前进基地’，久而久之，邯郸便成了一个情报市场。”
在这样一个地方，又造就了个乱世奇商吕不韦，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稀奇事。
三
猗顿靠经营盐业、畜牧业致富，郭纵、卓氏靠经营冶铁业发家，这都有史可稽。而吕不韦靠经营什么而致巨富的呢？史家却语焉不详。
《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战国策》只是笼统地说他“贾于邯郸”，也未明说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不过，《战国策》记载的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泄露了天机。
吕不韦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
其父回答：“百倍。”
由此可以推测，吕不韦很可能做的是珠宝生意。
其实他具体做什么生意并不重要，一句“贩贱卖贵”，也就道出了商贾致富的要诀。
“贩贱卖贵”，通俗讲来，就是“买贱卖贵”。“贩”，照《词源》的解释，就是“贱买而贵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投机倒把”。
说“贩贱卖贵”，人们可以接受。但“投机倒把”这个词，却令人谈之色变。因为这个词是与奸商联系到一起的。1949年以后，“投机倒把”便成了奸商的代名词。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重申了五条：
1。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2。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
3。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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