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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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女皇之路-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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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宗立储(1)
封建制度下太子当立嫡立长,长孙皇后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晋王李治。承乾为人聪颖,多次监国期间也挺受太宗赞许,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太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自己本非嫡长子出身,对立嫡以长的制度并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渐渐向被誉为“聪敏绝伦”、“文辞美丽”的魏王李泰倾斜,承乾因此忧惧不安,颇有些自暴自弃的举动,加之李泰不住挑拨,约在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太宗便产生了更换太子的念头。[3]与此同时,太宗对李泰的恩赏越来越重,屡有逾制之举,许开文学馆,每月赏赐超过皇太子等。随着太宗的心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流露,李泰身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马房遗爱、柴令武等,细心的朋友会发觉,这些人正是日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的主角^_^对于泰的夺嫡之谋,反对最厉害的便是魏征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劝谏太宗不可对泰有逾制的封赏,一般理解为这是两位大臣的忠直,然内里却另有乾坤——坚持嫡长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则日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合力将晋王治推上了太子宝座。当时大臣分为两派,拥护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于志宁、杜正伦等,拥护李泰的有刘洎、岑文本、马周、崔仁师等。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险举事失败,###全军覆没,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贬,此二人均为魏征所荐,太宗于是怀疑魏征“阿党”。褚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前后诤谏言辞”抄示褚遂良。但魏征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褚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征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hard sell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4]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拢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竟欲拔刀自刎,幸有褚遂良夺刀交给晋王李治。重臣长孙无忌等随即询问太宗欲以何人为嗣,在承乾、李泰都丧失资格的情况下,太宗宣布立硕果仅存的嫡子晋王为太子,立即得到了长孙无忌的拥护,称群臣如有异议,请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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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宗立储(2)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
  (1)长孙无忌
  在立晋王治为太子的过程中,长孙无忌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从通鉴记载太宗宣布立储人选之后,特别要求李治向其拜谢便可约略看出。(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
  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2)李勣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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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宗立储(3)
(1)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
  (2)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
  (3)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
  于是征高丽,杀刘洎,着手建立起以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辅政班底,这是太宗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房玄龄、李靖等重臣相继谢世,当时可堪大任的人物已经不多了。然而作为精擅权谋的封建帝王,太宗对于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顾忌和防范。故此太宗一面嘱咐褚遂良保护无忌,一面安排了与无忌关系疏远的军方人士李勣加以制衡。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诸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诸遂良的头上。此外,长孙无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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