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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之初，石油的开采和生产权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而且同经济、社会活动脱节，即石油只用于出口，并非为产油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服务。当时，西方国家认为石油是属于西方国家及其公司所有的，出售一吨原油，产油国只能提取几美分的收入，而且要装入当时的地方长官的私囊，供其挥霍。
而后，通过向英国垄断石油公司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收入才增多，实现了利润平分，但由外国石油公司定价，并要扣除这些享有优惠权的石油公司的一切开支，实际上产油国所获得的收入仍然微乎其微。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开采始于五六十年代，当时不少国家先后获得独立，更增加了这些国家石油的重要性。从1950年至1970年，阿拉伯产油国由5个国家增至12个，阿拉伯的原油日出口量到1980年达到100万桶。阿拉伯的原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占国际石油市场的60％。但阿拉伯国家的产油量不均衡，如巴林日产量不到6万桶，而沙特阿拉伯日产量却高达900万桶。海湾地区3个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的原油产量占阿拉伯原油总产量的70％。
从地理上讲，阿拉伯的产油国主要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此外加上阿尔及利亚、卡塔尔。这些国家的产油量占阿拉伯石油总产量的94％，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却只占阿拉伯人口总数的18％，加上阿尔及利亚，也只占278％。
这样巨大的石油财富对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和结果如何呢？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自20世纪60年代，石油广泛发掘阶段。以来，阿拉伯国家分裂成两个大集团：一些人口少的国家个人平均收入达到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人民收入下降，财政出现巨额赤字，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位经济学家指出：“1972年，阿拉伯国家中最高的个人收入，如科威特，已达到其他收入最低的阿拉伯国家个人收入的50倍，例如索马里；而1973年中东十月战争和石油涨价后，科威特的个人收入已增加到相当于索马里个人收入的150倍，是埃及个人平均收入的48倍。在以后的几年，这一差距在继续扩大。”
当然这位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字是按照总人口和每个国家国民总收入按平均分配计算的。这个数字很难说准确，因为一些国家的为工业化的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分配财富的问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创造财富的问题。
萨达姆说：当1968年七月革命掌权时，接过来的只有个烂摊子，国库空虚，直到1969年，作为国民收入主要来源的石油收入也只有16亿多伊拉克第纳尔，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是不能相比的，这些国家已拥有巨额的外汇存款，因为伊拉克于1968年7月17日革命后才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实际上到了1974年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产油国。在这之前，伊拉克的经济命脉一直控制在殖民主义者的手里。
为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发挥民族的自由意志，1961年，伊拉克政府颁布了“国家石油开采”第80号法令，收回外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土地上的开采权。但在7月17日革命前，这项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外国石油公司围绕这一法令进行了疯狂的活动，当时的塔希尔·叶海亚政府同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达成妥协，成立混合公司，对伊拉克的石油进行联合开采。当时，复兴党就联合一切爱国主义力量反对这一计划，不让它得逞。
7月17日革命后，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阿拉伯人的石油为阿拉伯人所有，伊拉克的石油只属于伊拉克。”
革命后的第二年，伊拉克开始实施这一口号，同苏联达成协议，在苏联的帮助下对拉米拉油田进行开采。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认为这一行动是对其在伊拉克利益和前途的严重挑战，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但外国石油垄断公司的阴谋未能得逞，伊拉克同苏联达成的协议成功地得到了实施，就像1955年埃及为打破武器禁运，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武器的果敢行动一样，民族的意志获得了胜利。
中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上）
武松是这个故事中的英雄。他认为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不管你对它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必须将老虎打死，否则它就要吃掉我们。
看来，伊拉克革命从武松打虎的故事中受到了启发，1971年底，伊拉克政府同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进行谈判，从一开始就采取坚定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这一谈判从1970年就开始了，但当时没有宣布。谈判失败后，伊拉克政府就下定决心采取武松对待老虎的办法，以必要的暴力来解决问题。当时的外国公司以为伊拉克革命政权刚刚诞生不久，国库空虚，不敢同它对抗，不敢向它挑战，或仅仅是想摆脱它而已。因此，外国石油垄断公司讨价还价，故意拖延时间。时隔不久，当它发现事情发展并不如它所想像的那样变成真正的对抗时，才决定采取主动，采取以攻为守的对策，大幅度降低产量，想使伊拉克无法招架，难以完成发展计划，只好动用外汇储备来执行发展项目。
伊拉克革命不仅想同它对抗，而且作好准备，要彻底消灭它。1972年5月17日，向它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只限两星期，要它答复伊拉克提出的一切要求，否则的话一切后果由它自己负责。但外国石油公司不相信伊拉克的警告会导致在当时的情况下将石油收归国有。
甚至就连伊拉克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也不相信这一警告会被执行，会在外国石油公司拒绝后宣布石油国有化。伊拉克共产党当时在政府中有两个席位，这两位部长劝复兴党人采取这项决定要谨慎，以免得到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三国联军武装入侵的结果。
1978年1月15日，萨达姆在哈瓦那会晤卡斯特罗时说：“当时我们没有关于石油市场的情报。我们向财政、经济专家了解，这些人是以传统的方法对石油价格进行计算的。他们说你们的预算有赤字，在银行没有存款，你们怎能将石油收归国有呢？我回答说我们认为人民就是外汇，我们不能以任何传统的方法考虑这个问题。”
围绕石油国有化的斗争日益高涨。当时，伊拉克革命公开了同外国公司进行谈判的备忘录，以便让伊拉克人民了解革命领导的性质和“政治头脑”。对此萨达姆说：“只有有头脑的领导才敢于将在密室进行的谈判内容公之于世。”但直到此时，外国公司仍不相信伊拉克革命敢于将石油收归国有。
萨达姆后来回忆说，当时法国曾对伊拉克和外国公司的谈判进行了斡旋，但未能同外国公司达成协议。因为进行斡旋的人认为伊拉克政府只是单方面在法律上采取了这项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正是这项决定导致了没收外国石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调解人不得不劝说外国公司的有关方面改变立场。法国大使同监督委员会秘书长进行联系，劝说单方面采取这项决定要谨慎，并希望说服外国公司的代表对伊拉克政府的要求让步。1972年6月1日11点，警告期限结束前，法国大使同监督委员会秘书长再次进行联系，通知他说他已尽了努力，但未能说服外国公司的代表斯图库威勒。
1972年6月1日上午11点，警告的限期结束了，监督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了，是斯图库威勒打来的，他要求延长宽限日期，为谈判再提供一次机会。
就在这一时刻，伊拉克人民群众屏住呼吸，正在等着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送革命领导向民族发表的重要讲话。总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宣布了革命的历史性的决定：将伊拉克的石油垄断公司实行国有化。
但是这项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这是一场艰苦、复杂的斗争，一次打击是不行的，必须进行多次无情的打击。
实现国有化的当天，伊拉克政府就控制了石油生产部门的65％，9975％的油田回归到伊拉克人民手里。因为这项决定没有包括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石油公司，当时伊拉克政府这样做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当时，伊拉克正处于困难时期，保留巴士拉石油公司可以为国家提供外汇新的来源，使伊拉克政府在实现石油国有化的斗争中更加坚定，从而应付外国石油垄断公司的压力，迫使外国石油公司完全承认第80号法令，在伊拉克石油国有化决定面前屈从。伊拉克的这项决定还在意义深远的国有化行动中给予法国特殊的地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采取支持的立场，对这些国家来说，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如何看待伊拉克的石油国有化呢？因为这在当时是一句很流行的口号。例如1950年伊朗就想实施这一口号。萨达姆·侯赛因说：“6月1日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场革命的一部分，是一项同革命的内涵相配合的行动，同革命的进程相联系，而且是在革命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行动。”
完成石油国有化后，伊拉克领导派一位领导成员去苏联，会见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他对伊拉克来访的领导人说：“你们冲击了大国的利益。”那位伊拉克领导人回答说：“我们做了的事情决不后退。”
中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下）
国有化的决定颁布后，伊拉克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支持，苏联率先购买伊拉克国有化了的石油，接着法国、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摩洛哥以及一些西方独立的石油公司纷纷购买伊拉克的石油。直到1973年3月1日，外国石油公司最后屈服前的九个月，对伊拉克领导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九个月，他们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伊拉克的政治领导一刻都没有忽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他们昼夜坚守在行动办公室，并着手培训所需的技术干部，结果是1973年3月之前那些对石油事务一无所知的人很快变成了石油生产与管理的专家。当时收归国有的基尔库克油田的产量达到4800万吨，比国有化前的产量增加2000万吨。
国有化九个月后，独立自主的伊拉克经济诞生了，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国有化的经验成功了，“因为敢于下河的人就能够安全地游到彼岸”。但这对萨达姆·侯赛因来说，并非是第一次下河。
伊拉克石油国有化的行动不仅对本国，而且对阿拉伯世界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萨达姆·侯赛因指出：“某个国家所取得的任何胜利，都是在实现阿拉伯革命主要目标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伊拉克不仅提出了“阿拉伯人的石油属于阿拉伯人”的口号，而且还提出了以石油作武器的口号，这是在1973年1月27日召开的阿拉伯共同防御委员会的会议上由伊拉克提出来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阿拉伯国家要采取共同行动，以石油作武器。当时，伊拉克的代表对其他的阿拉伯人说：“我们是产油国，当我们提出这一口号时，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石油生产太多了，我们是作为兄弟提出这一口号的，因为我们懂得这一行动的效能。我们不仅提出这一口号，而且第一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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