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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叹口气说，没办法，这叫得病乱求医嘛，我心里着急啊！
云继先说，德王爷你不会不懂得乱求医不治病吧？它不但不治病，甚至会害了命。
德王说，对日本人是利用而不是投靠。
云继先说，德王爷你太聪明了，你以为小日本就那么好利用？人小离心近，你敌不过去，你想利用人家，人家还想利用你呢。你千万不可打这种主意。弄不好就会是从国民党手上要上权又交给了日本人。
德王摇头说，我们干什么，你放心吧。我向各方求援，是手段，实现蒙古自治是目的，为了达到目的，用一点手段是必要的。今后我愿“以身许蒙”，不怕任何困难，一心一意地谋求统一自治，实现“蒙古民族之复兴”。你们参加晋京代表团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
两个人的谈话虽然结束了，但是云继先不相信德王会听他的劝告，他知道德王这个人，很少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别人的意见能做个参考就不错了。
德王决定了晋京代表的人选后，与韩凤林一同返回锡盟，准备到乌珠穆沁旗，向索王汇报百灵庙会议情况，同时听取索王的意见。路经德王府时，日本装扮成喇嘛的特务目亦与德王同车前往。
这年冬天雪大，整个草原像用泥抹子抹平了一样，一刮起风来，雪在雪地上跑，就像水在河里流一样，跑来跑去就形成雪塄，时间一长硬得连人畜都踩不开，甚至汽车上去也压不塌。车速太慢跑不出里程。由苏尼特右旗到乌珠穆沁右旗有二三百公里，路经苏尼特左旗、阿巴嘎旗、贝子庙的阿布哈淖尔旗，路上要走好几天才能到达。不过对于德王他们来说，一路打尖，一路住夜，到了哪个旗都是高级招待，谈论的话题都是百灵庙的“自治”会议。其实都是上层在吵吵，一路上到过许多牧民家，问起“自治”问题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关心的是自然气候和牛羊，自治不自治对他们来说还不如谈一匹快马有兴趣。这一路的感觉，德王的心上也像厚厚地铺了一层雪一样冰凉，他感到，只有上层的争取，没有民众的支持好像显得有些孤家寡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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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以身许蒙病急乱投医 认贼作父饮鸩欲止渴（2）
到了乌珠穆沁旗，碰巧日本特务盛岛角芳也来到这里。目一见到盛岛便说：“你在此地干什么？现在蒙古的中心人物是德王，是我找到的主要争取对象。”德王一听觉得他俩是在争地盘、争功劳，让索王听了会不高兴的，索王会想：既然德王成了中心人物还来找我干啥？
德王此次来的目的是要向索王讲明白，百灵庙会议虽未达到他的最终目的，但是成效还是可以的，国民党中央能派大员亲自到草原来与我们对等谈判也算高看了我们。所不利的是察哈尔省的宋哲元和绥远省的傅作义顶着不让松口，要不黄绍还会放松一缰绳的。下边攻不下来，我们要派晋京代表团到上面攻。
索王听了德王的汇报说，我看暂时就按两个自治政府、一个联合体开展筹备吧。我担心的不是上边，担心的是左边（ 他指了一下左边蒙古包里住着的日本特务），上边是家人，左边是外人，家人进来最多是黑着脸，外人进来是拿着刀，一个是不理你，一个是要捅你，所以还是御外为主吧。
日本特务目，为了拉拢德王，在德王返回时，他又陪德王回到了苏尼特右旗，一路上做了许多对德王的试探。他发觉德王要倒向日本，所以，他返回苏尼特不久就启程回日本报告工作。此后，日本关东军的特工们，把以前争取索王的工作重点，立即转向了拉拢德王。
一九三四年元月，黄绍、赵丕廉等，从山西办完事，经北平回到了南京。黄绍回去复命，恰好国民党中央要召开政治会议讨论世事。傅作义、宋哲元等在下面加紧活动，给乌盟盟长云瑞旺楚克施加压力，让他来表示愿意接受黄部长在时谈判的条件，不再请求改变，晋京代表团不代表乌盟。同时向南京反馈消息，说伊盟正、副盟长曾向省府表示，不愿意与乌盟共同组织自治区政府，而要自己组织自治政府等等。
德王得知这一消息后，赶快派人送信给已赴南京的晋京代表团，让代表团揭露国民党一些人上下勾结，极力破坏“蒙古自治”的阴谋。
德王最怕云王动摇，因为云王是蒙政会的正职，自己是副职，云王一动摇省府就更有机可乘了，所以他写信让云王坚持住，不要怕省府的压力。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想法说服伊盟的两个盟长，要以蒙古族大众的利益为重，千万不可听信省府的煽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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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激烈争辩方案大变味 党部请愿荡起声援潮（1）
“蒙古自治”的谈判事宜，正式摆上了中央政治会议的议案，根据地域自治的有关条例，首先提交法制组审查。经过法制组审查合法后，才能正式提交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在讨论中，争论很激烈，多数人主张只给开个小口，不给更多的自治权，最后将黄绍所拟察绥两省各设一自治区的意见，修改为各设两个自治区，其他各项同意黄的意见，同时讨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办法十一项”方案。
中央政治会议抛出“十一项”的当时，晋京代表团恰好到达了南京。晋京代表由吴鹤龄率领，当他们拿到“十一项”时，每个人的心里像投入了冰块，情绪降到了零度以下。德王得知后速给晋京团发电报，电报说：从这里可以看到，国民党一些高层领导，根本不重视蒙古的意愿。他们高官厚禄不视民情，他们脑满肠肥不顾边事，我们决不可接受这个欺人太甚的“十一项”！
晋京代表们群情激愤地争吵了半天，最后又冷静下来分析了整个形势，感到内部情况比较复杂，还应耐心细致地做一些游说工作，改变一些要人的看法。德王心里还是不踏实，感到光遥控不行，于是日夜兼程赶到南京，立即组织拟就一份文稿，有理有据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理由。经过研究决定：尼玛鄂特索尔、僧格林沁、哈斯瓦齐尔和云继先等分别到各机关活动游说，宣传“蒙古自治”对安邦治国的重要意义，重点攻一些比较顽固的委员，使他们改变态度。在德王的主持下由吴鹤龄、李永新、恩克巴图等组织起草文章，针对“十一项”列了五条反对理由：
第一条讲：“十一项”中规定蒙古自治之范围，只限于没有设县的地方。那我们还有多少地方？再说西部的阿拉善、额济纳和土默特三旗本是旗，为什么不列入？难道它们不是旗吗？事实证明，把蒙汉杂居旗，同样也摒于内蒙古自治范围之外，仍是以一个盟为一自治区，大大地缩小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统辖领域，这不是有名无实吗？
第二条讲：办法中规定：在正式成立自治政府之前，蒙古自治筹备处须有中央派员切实指导，或由中央简派当地省政府主席为指导专员。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借口筹备拖延时间，要拖得你疲惫不堪；二是“自治”不给自由，同样是省级、地级、县级，还非要分“老子省”和“儿子省”，如何配设都得听别人的，那我们还“自治”啥？自治有什么意思？
“自治”二字怎么讲？“自”是“自我”也，“治”是“治理”也，自己来治理，为啥要别人来指手画脚？这不成“制治”了吗？
几条反对理由写好后，经过全体代表讨论修改后，到行政院申述，坚决要求修正此案。
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出面接见代表。他看到晋京代表群情激愤要求强烈，便婉转地解释，并表示可以再作考虑。代表们从行政院走出后，又直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请愿。这时，旅南京的部分蒙古族王公和青年学生也群情激昂地起来支援代表的请愿，响应内蒙古自治。
行政院感到支援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安定在南京所有蒙古人的心，防止出什么不测之事，汪精卫和一些有关领导，在励志社召开茶话会，邀请所有在南京的蒙古人士和青年学生与代表团全体参加。国民党政府方面出席的有汪精卫、居正、于右任、戴传贤、黄绍、赵丕廉等，蒙古方面参加的有白云梯、克兴额、恩克巴图、吴鹤龄、李永新及晋京请愿代表、蒙古旅南京王公及学生一百多人。
茶话会一开始，汪精卫首先说：“中央对于内蒙古自治问题，正在重新研究妥善处理办法，但是内蒙古自治究竟是向心的，还是离心的，中央需要作进一步调查了解。如果是向心的，就应扶植以促其成；如果是离心的，就应予以制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大家听了都互相递着眼色，意思是谁先说。在代表当中和代表以外的蒙古人士当中，有许多能言善辩之才，大伙互相递过了眼色之后，由白云梯、吴鹤龄、荣照和晋京代表中的尼冠洲、云继先等人先后发了言。
第一点，关于向心还是离心问题，尼冠洲说，如果不看事实，光要听表白，我们就拣最好听的说。老百姓有句话：话好充不了饥，墙上画马不能骑。想听好听的吗？那我一会儿给好好讲。
云继先插话说，事实是最胜于雄辩的，同样是蒙古，为啥外蒙古北去了，内蒙古南来了，外蒙古赤化了，分裂出去了，内蒙古还是原样不走样。再看东部，已经沦陷，硕果仅存西部几盟几旗，同时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当此危急存亡之际，我们感到再不团结自治，不足以御侮图存。草原人和中国绝大多数爱国群众一样，看到当前这种状况，一种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迫使我们赶快行动起来，保卫我们的家园。在这样火烧眉毛的紧急关头，你们还要摆阵势搞什么“向心”还是“离心”的调查，难道你们没有国难当头的紧迫感吗？说到这里，我们便会想到唐代诗人忧国忧民的诗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连花都落泪，鸟也惊心，你们呢？
吴鹤龄接着讲：省里和中央有些替古人担忧的人说，蒙古自治可能吗？整个蒙古文化落后，人丁稀少，经济困难，无力自治。从提出的这些问题看，好像很了解、很关心蒙古似的，其实是非常片面的，根本就不了解这个民族及其历史。德王接着说：蒙古的成吉思汗时代，草原文化高吗？经济比现在富裕吗？人丁比现在稠密吗？可他带领蒙古雄跨欧亚，威震世界，完成了蒙古大帝国的业绩；元朝一代，前几十年，同样有显著的文治武功。后虽改朝换代，但那不光是蒙古的元朝如此，汉族的唐、宋、明不也是同样吗？从今天来说，外蒙古可以立国，内蒙古就无力自治？你们也太小看蒙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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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激烈争辩方案大变味 党部请愿荡起声援潮（2）
尼冠洲最后说：有人问我们根据是什么，利益何在，真相如何。本来很清楚，我觉得这是明知故问，有意刁难。孙中山先生“扶植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这些先生们是没看过还是遗忘了？难道总理遗训不算数，或者说过期了吗？为啥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我们根据是什么，难道不觉得多余吗？谈到利益问题，实行自治，可以联合各旗，加强团结，共图繁荣，外御强敌，内谋革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以减轻中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