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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保罗·佩迪什著，蔡宗夏译：《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108页、142页。
［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23页引Roper语。
［19］朱杰勤：《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学术研究》1982。4）。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3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224页。
◇BOOK。◇欢◇迎访◇问◇
第11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
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是中国社会经济大起大落、急剧动荡的重要时期。关于这一时期两汉经济生活与政局变化的密切关系，并非本书研究的重点，但从系统的观点出发，中外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促进，直接决定于中西交通的状况，而这种交通的发生、发展，与中国的社会政局和经济生活，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汉承秦制，建立了一个强大而且历时久远的封建帝国，它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国家的经济、思想意识形态及社会政治结构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变化，而且这些因素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交往。从整体上看，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既是中国对外交通得以建立和扩大的基础，也是这一时期中西交往关系的根本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汉代的中西交往关系，十分必要从上述角度出发，对与这种交往有较大关系的几项主要经济事业及其发展，加以概括的说明。
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中西交通的发展
“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它的状况对于中外交通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先秦时期的小农经济，一向是将解决衣食问题作为根本内容，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汉代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统治者将农桑视为一切之本。文帝刘恒呼吁“岁劝民种、树”，景帝刘启则“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种”即粮食生产，“树”则专指桑蚕之业。贾谊指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晁错提倡“粟米布帛”，强调“务民于农桑”［2］。西汉中期，贤良文学也大力宣扬这种农桑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以为“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3］是保障社会安定、民生富足的基本国策。正是由于农业得到大力的扶持和发展，汉代经济上升极快。汉初的贫困凋敝之况（“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仅几十年之间便有了“衣食滋殖”［5］的改观。文景治后，便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6］。农业迅速发达，桑蚕随之兴盛，人民不仅安居乐业，而且有了剩余的产品以为交流的商品，渐渐地扩大和繁荣了以贸易交换为目的的交通业。
谷帛这两种农业的基本产品，本身就是可以经商致富的商品。早在秦汉之交，楚汉战中，就有屯聚谷粮而发家的宣曲任氏。据《汉书·冯唐传》载，当时边防的“军市”已有一定规模。高帝时代相陈豨部将“皆故贾人”［7］，代在山西北部，地接匈奴，这里的贾人得以方便地利用地理上的优势与匈奴做生意，而当时匈奴最感兴趣的还是谷物奇缯。到武帝年间，天下殷足，坚实的农业基础对于商业和交通的开发已经十分有利。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时，在大夏市场上见到蜀布邛杖，一般只作为中国商品经西南交通外溢的见证，但也应透过这一现象看到它的背景，即发达的农业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开展和交通道路的畅通。大夏市场上的中国农产品，犹如一枝红杏，反映出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兴旺景象。汉代统治阶级厉行强本抑末政策，是力图通过限制商业贸易、手工技巧等来发展农桑之业，当然并不意味着粮食生产与丝织业的对立，当时的统治者一律将发展农业视为开辟财源、积累财富的手段，极力提倡耕织并重，以为“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8］，唯有农桑才是衣食之源，此二者不可偏废。
为了重农，西汉朝廷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以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这些措施主要是；
1。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甚至视之为罪犯。对秦代凡有市籍者（进而对父辈、祖父辈有市籍者）皆谪发之的做法加以继承，还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紵、罽，操兵，乘骑马”［9］，“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10］。这样便使经商成为非法活动，商人在社会上立足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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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2）
2。对商人征收高额赋税，抑制商贾的利润收入。即“重租税以困辱之”［11］。武帝时更施行算缗和告缗之法，《汉书·食货志》对此详有记载，做法是：“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杨可掌管算告缗仅两年期间，便抄没征收民财以亿计，还得有大量奴婢、田产，“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12］。
3。实行盐铁官营。盐铁之业虽非农本，但由于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不可或缺，又不能落入商贾的操纵，故武帝破例起用洛阳贾人之子出身的理财家桑弘羊等人执掌盐铁官营，统产统销，并严禁私制盐铁及酒等，对违者不仅没收其器物，还处以重罚。
4。实行国家调控的平准均输。朝廷在京师设平准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13］；又设均输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14］。官方希望用此法使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以使“转毂百数”的行商们不致轻易暴富。
尽管自西汉初年至武帝时期一直以强本抑末为重要国策，但实际上这些贱商抑贾的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国家控制的官办工商业毕竟处于幼稚阶段，管理存在许多问题，产生种种弊端。例如盐铁官营后，产品品种不对路，质量又不好，“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15］；又，“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壹其贾（价），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16］。总之是盐铁价贵质次，百姓不便。在均输方面，常有官吏舞弊，他们“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17］平准方面亦存在问题：“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18］正因如此，民间的工商业才在官方抑制的缝隙中得以生存和缓慢发展。
其二，事实上，汉代官方主要抑制的还是影响到政府收入的巨商大贾，而无法去限制整个商业。即使坚决主张盐铁官办的桑弘羊，也还是个重商主义者，他说：“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19］又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20］因此，在强本的原则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21］，也是西汉盛世的策略之一，它表明民间的商业活动是不可抑止的。
此外，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在农桑发达、和平安定环境下的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求富欲望。稳定的生产产生了巨量的商品，商品的积聚促兴了交通贸易的发展。
所以，西汉政府的强本抑末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消灭商人和商业（不论这是否是统治者当时的初衷），而是在保障农桑本业的前提下保护并鼓励了国家工商业，同时又从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民间积蓄起从事贸易活动的潜能，收到了“国用饶给，民不益赋”的效果，这一切都为汉武帝及以后中西交往关系的建立并走向繁盛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了上述商品经济的条件之外，汉代农业生产水准的提高，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农耕用的牛，便是较早的交通动力。汉初马匹不足，“将相或乘牛车”。民间运输，两汉亦常用牛车。东汉顺帝阳嘉年间，“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22］。可见牛对于交通运输之重要。随着农业的发达，汉代畜牧业也受到重视。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等边隘地区，即注重发展牧业，使“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采取与民无禁之政策，“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23］。中原地区也呈现出一幅幅人畜兴旺、牧歌悠扬的图画。如《史记·货殖列传》载陆地养马牛羊彘成千，“与千户侯等”，卜式“以田畜为事”。畜牧业受到这样的重视，以至于“民人给家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将牳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足见马匹之多。而马在交通上的作用比牛大得多，在战争上的作用更不待言。这也是农业经济的直接衍生物。此外，开山凿道所用力役、资金，也尽取自农人。凡天下承平，物阜民安之时，天子多出巡四方，所幸之地，即发民以治驰道，间接地扩大了交通网络。由于战争的需要，政府又在边方深开小道，以避敌抄寇。各地方官吏，在使农耕勤作之同时，也注重修筑道路。桥梁邮亭是否得到修缮，已成为衡量地方官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24］。上述一切对于交通方面的建设，都必须在农民安定、生产发达的前提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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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3）
水运交通亦与农耕有直接的关联。秦代即对水利极为重视。《史记·河渠书》载，秦国任用韩国水工郑国凿泾水，长三百余里，既可溉田，又做运输，秦因之富强。同上书载，蜀守李冰在成都壅江水做堋“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又据《汉书·严安传》，秦时有令监禄凿渠运粮之举。张良说高帝都关中，是考虑到“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汉通漕渠之事，详见于《汉书·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