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光辉的顶点。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几项重要的经济事业——农业、纺织业、铸造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促进了中原与四邻边远地区，特别是西域的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关系。由于这种交往关系的扩大，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的接触，与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接触的形式更多，内容更广泛、更深刻。而且这种进步多半不是中央政府有意识地谋求和发展的，而是在传统的民间交往的基础上，在农业及各项手工业发达的有力推动下，通过商业交往的形式达成的（例如北夷道、西南夷道、夜郎道等）；或者是政府为征服边区部族而发动战争，并且打破了地理上的阻隔，进而由追随在军队后面的商人开拓和发展形成的（如征南越而开通南海远洋航线；西汉早期与匈奴和亲而促进双方互市交易，西汉后期及东汉为平定匈奴而开通并扩大西域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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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0）
西汉初年，中国还处在一个自成体系、相对孤立、比较闭塞的社会环境之中，但由于国内经济力量的积蓄、商业活动的积极开展，以丝绸、铁器为主要代表的商品输出成为中国与周邻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为西汉王朝突破四周的地理屏障，不断地扩大统治疆域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也为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原文明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并发生影响提供了最有效的经济载体。因此，中国这个长期独立的社会系统，在其基础经济部门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之后，不仅这个系统内部的交流程度大大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方民族和国家开展直接和广泛的交往。
公元前2世纪末叶，汉朝击败了匈奴并征服和统一西域之后，中原与周邻四方地区之间，业已建设了形式不同的交通线。这些辐射状的道路和航线，不断地向西方和海外延伸，使中西交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时的中国，在万里亚欧大陆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似一个闭塞的王国和孤立的半岛，而是与西方（包括西南、西北方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使原先由于起源和发展不同、又因地理原因而相互阻隔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开始有了开展广泛接触和交流的基本条件。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同时，中国也吸收了西方的优秀文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45页。
［2］以上引文分别见于《汉书》之《文帝纪》、《景帝纪》、《食货志》。
［3］以上分别见于《盐铁论》中《通有》、《本议》篇。
［4］《汉书·食货志》。
［5］《汉书·高后纪赞》。
［6］《汉书·刑法志》。
［7］《汉书·高帝纪》。
［8］《汉书·景帝纪》。
［9］《汉书·高帝纪下》。
［10］《汉书·哀帝纪》。
［11］［12］［13］［14］《汉书·食货志下》。
［15］［16］《盐铁论·水旱》。
［17］［18］［20］《盐铁论·本议》。
［19］《盐铁论·力耕》。
［21］《盐铁论·杂议》。
［22］《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23］《汉书·叙传上》。
［24］据《汉书·酷吏传》载，武帝幸甘泉，至以道不治而杀义纵。
［25］详见谷苞：《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西北史地》1986。1）。
［26］《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464页。
［27］［35］《史记·货殖列传》。
［28］《郑州古荥镇汉代冶炼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2）。
［29］《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1）；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特色及其形成》（《科技史文集》第三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
［30］参见杨式挺等：《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71页。
［31］《史记·南越列传》。
［32］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62页。
［33］《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1978。3）。
［34］［36］《汉书·食货志》。
［37］Archin，F。R。（ed）ArchaeologyofAfghanistan（London，1978）p。241；p。247。
Mac。Dowell，TheWeightStandardsoftheGo1dandCopperCoinagesNumismaticSocietyofIndia（Bombay，Vol。22，1960）pp。63～74。
［3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7页。
［39］《汉书·西域传》。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57页。
［41］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2）。
［42］《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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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1）
［43］《汉书·张汤传》。
［44］扬雄：《蜀部赋》。
［45］《华阳国志·蜀志》。
［46］《嘉峪关画像砖墓》（《文物》1972。12）。
［47］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1）。
［48］《后汉书·朱晖传》。
［49］《后汉书·南蛮传》。
［50］赵翼：《二十二史割记》卷三《汉多黄金》。
［51］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11页。
［52］《后汉书·袁安传》：“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有人疑“十”为“千”误。
［53］两汉与外族以丝绸通聘交往、馈赠来使，史书记载极多。仅以汉朝给匈奴赏赐为例，略举如下，以备参考。
①《汉书·匈奴传》：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缯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②《汉书·匈奴传》：“明年（公元前50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
③《汉书·匈奴传》：“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④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单于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
⑤“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
⑥《后汉书·南匈奴传》：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秋，南单于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绢绶，……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又送“缯千匹，锦四端”等物，“缯綵合万匹，岁以为常”。“岁以为常”之外，公元52年、55年、143年等，东汉政府均以巨量丝织品赐赠匈奴。
［54］《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67页。
［55］《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364页。
［56］《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2页。
［57］《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2页。
［58］《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486页。
［59］《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506页。
［60］高敏：《试论汉代抑商政策的实质》（《郑州大学学报》1963。3）。
［61］《汉书·贡禹传》。
［62］《潜夫论·浮侈篇》。
［63］《盐铁论·力耕》。
［64］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又，梁启超有说谓“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翦伯赞较为谨慎之说也认为已程不国在今新加坡以西。
［65］《西汉南越王墓发掘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4）。
［66］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二十六辑）。
［67］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82页。季羡林指出：公元前4世纪印度史书中的“峤奢那”（Kauseya）即蜀丝，“支那帕塔”（Cinapatta）是“成捆的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56~163页）。
［68］陈茜在《川滇缅印交通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1。1）文中以为“蜀布”即丝织品；武敏（《吐鲁番出土的蜀锦研究》）也持此说。但大夏市场上的“蜀布”若是一般的中国丝绸，则很难分辨出是何地所产，张骞只能获得“缯帛”之类的印象。若是当时闻名于中原各地的“蜀锦”，张骞也不至于误认为是“布”。况且汉代蜀地盛产苎麻，布的品种也很多，如《说文》：“縴，蜀细布也”；《盐铁论·本议》：“齐阿之缣，蜀汉之布”；《蜀都赋》云：“黄润（即细布）比筒”，“布有橦华。”《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哀牢“知染采文绣，罽帛叠（即花布），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当时西南地区生产的斑布、兰干布、白越布、黎单等，都很有名，而且质量可与绫锦比美。这种特产，价格便宜，产地又当西南夷道，流入西域，是很自然的。
［69］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9页。
［70］胡四维（A。F。P。Hulsewe）认为：“汉朝向中亚扩张只有一种动机，即希望阻止匈奴人的入侵”，并断然宣布汉代的对外贸易“从来也不是汉朝向中亚扩张的动机之一”。详见其《汉代丝绸贸易考》（《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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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
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
古代之西域，本是一个很模糊的地理概念。西汉时代的西域，一般指张骞出使途经的地方；东汉时则多指班超经营的区域。但实际上两汉对外交往已经远超出这个狭义的范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至乌孙，以当地人为向导，分道遣使继续西进，抵身毒及安息国都。当时已有关于“犁靬”的传闻记载。这样，“西域”的意义，便扩大到了伊朗高原以至于希腊人故地了。又，《后汉书》、《魏略》中的“大秦”，更在极西之地。甘英奉使西行，欲通大秦，临波斯湾而返。班超派他去了解的大秦国，非罗马帝国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