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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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 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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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
  史迪威多次来华,中文很好,按陈纳德的说法,史迪威以外国主子自居。他1942年挂三星军衔来华任职。宋美龄曾经左右胳臂各挽一个,将他们带到露天平台,希望他们密切配合。但在美国陆军部,人员材料补充方面,对史迪威网开一面,对陈纳德却尽力收缩。
  陈纳德认为史迪威的作战思想极其肤浅,他的瞎指挥将中国防线釜底抽薪,这是战术思想的矛盾,史迪威抱着一战时期的作战思想,认为飞机仅供直观侦察。
  1942年暮春,罗斯福总统给飞虎队的长信有云“志愿队的大智大勇连同你们惊人的业绩,使整个美国为之自豪”。但陈纳德也认为,总统长期受到史迪威的严重欺骗,史迪威还隐瞒他在中印缅战场因指挥不当造成的重大损失。陈氏给美国高层的重要军事报告,请他呈转,他却束之高阁,同时他向国内军政界大打陈纳德的小报告。当总统特使来解决他们的矛盾时,史迪威精心编织的谎言露了馅。1943年3月的时候,陈纳德获晋升少将,航空队补充轰炸机,获得驼峰航线的指挥权,但是发来的书面命令,居然又被史迪威藏起来。4月20日,他们赶到重庆大本营当面解决矛盾,当天陈纳德赶回昆明。随后,他们乘坐一架运输机,回华盛顿解决矛盾,“在五角大楼辉煌又气派的军人氛围中,我和助手显得十分寒酸。而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身着笔挺的棕黄军服,胸前闪着鲜果色的勋章”。史迪威有他的朋友马歇尔的支持,但在公开辩论时,他都不曾提到飞机这个词,他计划中的供应线,是连一个美军师也运送不了的车马烂路。而史迪威对陈纳德的攻击,如运输量不够、增加空军战力会使日军疯狂报复等,都不攻自破。总统三次私下会见陈纳德,他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十分重视。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6)
史迪威总是以美国军纪说事儿,来掩盖他和他的参谋在指挥事务上的无能。
  陈纳德的空战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切合实际,可以说是宏大完备的,所以他所称为“寒酸的部队”很多次战斗的战术设计,都取得精确的效果。
  飞虎队战绩辉煌,而史迪威却老出乱子,罗斯福总统询问情况的时候,他就把责任往蒋介石头上推:“他是一个老奸巨猾、不守信用、优柔寡断的恶棍。”他恶狠狠地骂道。
  较为讽刺的是,史迪威拿国军的利益派系斗争及贪污无能来说事儿,他自己就是美军中嫉贤妒能的前锋,且有造假欺骗的习性。马歇尔和史迪威等所拟订的战略计划,送到战场实践之,很快就迷糊起来。因为它纯粹是设计者公文包里的东西,策划和战场执行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就是美国给驻华空军计划内的装备,他也克扣或紧缩。
  这样的辛酸、剧烈,难以破解的矛盾,令人想起太平天国后期,参谋的厄运在太平天国最后的日子里,李秀成以大军主将而兼有天王参谋的身份。
  李秀成说:“后苏兵带洋兵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处失守。苏州太仓、昆山、吴江等处,俱被李抚台打破……印子山营,又被九帅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苏杭各将告急,日日飞文前来,不得已又启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李秀成说:“奏完,天王又严责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诛之。’
  “严责如此。那时我在殿前,求天王将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如此启奏,主万不从,含泪而出朝门,满朝从臣前来善劝。”
  天王装疯卖傻或真疯真傻,总是以欺侮老实人为擅长,在诈徒面前就不大行得通。秀成良知、人性始终充溢,始终苦撑。对农民被迫充当炮灰而抱以深深的同情。他多次建议不守南京,此时仍在作最后突围的努力。洪天王者,千古草包也。上上策不听,中策不听,下策又充耳不听,那就只好等着死亡通知书了。
  每天都在风口浪尖上过活,斧钺加诸前,淫妖断诸后,可怕的四面楚歌,怎一个惨字了得。而天王先天执迷不悟,劣迹斑斑却又毫不示弱,横说竖说,好说歹说,总是噎塞不通;此时迷妄更似走入黑洞。“不用尔奏”一节,真千古荒诞奇文。难怪秀成听完,求天王以刀杀他,盖神经受此谵言妄语打击,意识、内心痛楚有如撕裂。
  抗战中的参谋之厄:长衡会战中的参谋伤痛
  长衡会战,实际上是第四次长沙会战,只是这次又加上衡阳方面的战斗连为一个整体。此前,1938年至1942年春,已发生三次长沙大会战。
  其中贯穿战区头号幕僚即参谋长赵子立和司令长官薛岳的矛盾。
  该战区包括川军、粤军和中央军混编的大量部队。
  应当在哪里决战的矛盾。
  第一案,因当局考虑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有“左倾”迹象,故派白崇禧来桂林指导大战,这就引发薛岳极大的愤懑,这一案是要在广西境内决战。参谋人员以为有优点,即敌人进攻,战线越长,就像拉橡皮一样,超过弹性限度,就要绷折。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7)
第二案是薛岳按照前三次长沙会战的部署,依然守株待兔,就在长沙外围作战。
  第三案是战区参谋处的意见:集中全战区的兵力,借周围几个战区的援助,展开特大型决战,而将中心置于衡阳。此案有利于兵力集中,且周围没有瞰制它的高地。事实上,从军委会,直到行营、战区及以下的集团军、独立部署的军、师等,意见都呈相互抵触状态。
  一天,赵子立在汇报时,说到不能用死架子打人,白崇禧立即插话:荒谬!薛岳是不听我的话的,但是委员长也没个一定的主意。
  日本军先打长沙,因第四军是薛岳的私人关系,所以,不想让其守长沙。既定,又害怕留下来指挥。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即拉拢赵子立,商其留下指挥,而其本人逸去。赵子立和薛岳搬到岳麓山指挥所,顿见大势不好,发现日军师团旅团之番号达*个之多,一时不知所措。这时,薛先生的太太就来急电叫他到后方去了。
  薛岳抽身,但还要遥控指挥他的亲信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张德能和赵子立军阶相埒,因为指挥权问题,赵、薛二人互相摔了电话机。
  薛岳又叫他的亲信、参谋、随从、甚至关系好的熟人统统后撤离开长沙防地。一个美军联络官,大概是实战经验少,日军轰炸机一来,吓得呜呜哭泣,也走了。剩余的指挥参谋也不多了,赵子立见此情景,也劝其他参谋离开,但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的高参马良骥和几个副官,坚执不走。
  日军从几条河流河口上溯,欲突破长沙。赵子立下命令,已不说是命令,而是说,我建议你,如何如何,但四军军长张德能还是不听。他说,主官叫我守长沙,我即以主力守之。赵子立捏了一把汗,要向重庆军令部汇报备案,但电话线全断了。岳麓山则兵力稀薄。
  赵子立回忆说:“……日军进展很快,前面三次大战中大显神通的街市地堡,变得一蹶不振。以前叱咤风云的炮兵,至此则声嘶力竭。为什么?形势变了。以前破坏道路,日军后方补给不济,此次日军则开辟水上交通线。开来大量各种炮兵,尤其是平射炮,对于暴露的地堡,一炮就破坏一个;以前我炮兵多在山麓,此则在城郊,大受敌机压制……”
  半夜里,四军军长张德能沮丧地给赵子立打电话,想转到岳麓山。赵说:“能过来吗!晚了吧!”
  结果是大溃败。电话各路均中断,参谋部和军部失却联系。于是自行突围。由日军围攻新墙河开始,将近一个月,而长沙的战斗仅占一天一夜。
  施利芬,德意志帝国时代的第三任陆军参谋总长,一次大战前他所拟订的“施利芬计划”赫赫有名,他毕生致力于战争的研究与战略的推演。为了支持德国即将面临两线作战,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大战中,德国必定两面作战,二是战争应以东守西攻的方式进行,三是西线主力集结于右翼,四是德军必须假道比利时,即破坏其中立国地位。以大迂回完成两个战略重心,创造出超级的打击力量。
  中国军队在抗战中并不缺少类似施利芬计划的战略人才,可是人事的纠纷拉扯毕竟为欧洲国家军队所闻所未闻,慷慨赴死的将领多,而另一些打肚皮官司的部队长也不少。庞大的战斗体,并不是一个如臂使指的整体,再杰出优异的战略拟定,一旦动作起来,不知何处就出漏洞,于是一环影响另一环,导致前功尽弃。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二(8)
抗战时期的军队动员组训总体上属于仓促应战,看出问题的幕僚不少,但很少能够改变大局,只能局部改进或部分改变,积弊太深,包袱太重,难以作为。
  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70余年,以遂其由蚕食而鲸吞的阴谋。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应该忏悔并切实反省的!
  部队训练及整体建设肤浅、虚矫、不精确、不周密、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的习性,譬如驻扎华北的宋哲元部队,守卫斡旋用心良苦,但处境艰难。既要妥协而又不能屈服,为了争取抗日,延长抗日准备的时间。训练是为了作战,但在南郊的部队,赵子立先生说,他们防守经年,并没有完成野战训练。只派了很多岗哨部署在南口要道,从事查察奸*,至于实施战斗训练,则完全说不上。
  譬如武器保养一项,士兵射击后,用枪支附有的铁通条,往返摩擦,直至膛内发光,方算合格,这种保养热心而不得法的传统方式,对武器生命损害极大,而上下始终遵照传统墨守成规,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
  北平市郊已成了战地,官兵的伙食是在北平市买来的面包、大饼、馒头等。吃大头菜佐食,以喝开水代羹汤。露宿在屋廊下、庙宇、学校、或民间空屋内……部队没有后勤设施,单就吃饭一项,食物都是在北平市临时买来,没有一定用餐时间,买来什么吃什么,有时分发到连的熟食,都已发馊变味。没有青菜,甚至没有开水正常供应。没有厕所,要向附近的高粱地行方便。一周之后,住地环境已完全不堪闻问,营地才开始有计划地挖厕所。各人洗自己衣服,挂在阵地外的丛树、墙头,凌乱不堪。连上为了怕士兵逃亡,不准身上带较多的钱,硬要求发薪饷后,每人都要存钱,由文书上士管理,以连长名义集体储存起来。是怎样存法?交何银行?以何种存款名义代存?有无利息?没人讲过,也无人过问谈论。(赵本立《华北抗战忆往》)
  民国肇建,北洋系更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号称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却是国府与部分地方势力妥协,凑合而成的一个统一假象。
  抗战军兴,促成罕见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不过地方势力并无雄心大志,他们对参加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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