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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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 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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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要亲自到战场察看,除了战死的国民革命军尸首移走之外,阵亡日军及马匹放置原地不动,因为抗战期间流行一则笑话,每次战役结束后,统计由各团、师、军所作阵亡日军的报告,加起来日本人都死光了。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地北天南说古今》中屡屡提到部队战士的涣散、困穷、战力低下,吵架、斗殴、装备粗陋,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黄仁宇本人也染上粗鄙郎当的习气,上世纪80年代他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明史专家王春瑜负责接待,亲见他座谈时忽而跃起,蹲在沙发上,指手画脚,拍胸撸袖,就是当兵时留下的后遗症。
  1941年初,蒋纬国从重庆到西安报到,坐何应钦将军的飞机到西安,交由胡宗南部分发。期间随何氏到某一站去视察前方部队,夜里1点半钟,他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按规定应是早晨5点,他觉得奇怪,为什么1点半就吹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要4点半起床,团告诉营4点钟起床,营告诉连3点半起床……最后到师集合场,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1点半钟起床了吗!次日晨5点钟开始讲话,天由蒙蒙黑转成东方鱼肚白,等到讲了半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何应钦就走下讲台去看部队。后来何将军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有眼屎的那么多,蒋纬国在旁于心不忍,他想,士兵1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4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他们半夜都没睡嘛!蒋纬国痛愤不已,为了一个长官的讲话,部队竟然如此自我消耗折磨。
  后来,胡宗南带蒋纬国去看军械库,想炫耀一下部队所藏的军械,显示军力之充足。当时是熊惠权副官陪同,那位库存长佩戴红底两条杠三颗星的徽章,是一个炮兵上校。蒋纬国在军械库存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枪,放在枪架上,一看就知道是两用机枪,摆在枪架上可当重机枪用,拿下来可当轻机枪用,不过并没有标示重量。他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那人想了半天后回答说:“大概八斤。”通常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蒋纬国便怀疑地问:“不止吧!”他说:“老秤,老秤。”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蒋纬国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他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蒋纬国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这些都是国民党部队给他的初步印象。
  蒋纬国在部队基层发明了以画图代替文字侦察报告。士兵里面文盲多,不过他们的国家信念和忠诚度则毋庸置疑,军官的程度稍好,但出身行伍的基层军官,也不认得几个字。蒋纬国到了部队之后就开始训练士兵,开设识字班,并教画图。要训练成能写报告并不容易,所以蒋纬国特别教他们画图。先教他们画地形,然后学画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是各种武器、讯息的代号,如T代表时间,T+2就是两炷香的时间,在要图上先用三角形画出自己的所在地,如果发现敌人的武器所在,就画上该武器的符号,再注明距离,一个报告很快就完成了。如果以写文章的方式,绝非短时间所可为。他有一次派两人出去,一个人留在原地观察,另一个人将图送回,就这样展开了部队的训练与实际应用,不识字的士兵照样可以写报告。如此一来,战力自然加强。他试验成功之后,才向师长报告,后来全师展开同样的训练。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12)
一般说来,军校干部比较会说话,但是论起实干,还是行伍出身的人比较好。所以蒋纬国与行伍出身的人相处甚为融洽。军校出身者与他讲理论讲不过,行伍出身的人讲动作讲不过他,蒋纬国率领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
  蒋纬国留德之初,船抵马赛,他从这里转火车到巴黎,再从巴黎换火车到柏林。到马赛来接他的是驻德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一路上招呼蒋纬国,帮助买火车票、订旅馆、付饭钱,不过这些都是用蒋纬国自己的钱支付的,而那个秘书却把发票都收进自己口袋,拿到大使馆再报一笔账。从此蒋纬国开始了解官场里面贪污的情形,真是无孔不入。不过并没有告发他。
  蒋纬国从来不干预别人的事,照例,军备部门购买武器总要大吃回扣,而蒋纬国的基本原则是,他当介绍人,新郎新娘进了房媒人就必须退出来。曾经有人说了一句良心话,说为什么蒋纬国介绍来的那么便宜,别人介绍来的总是那么贵。后来蒋经国知道了,就去问他,他说,很简单,我是脱了帽子进房间,人家是带着帽子进去的。帽子里面就大有猫腻。
  旧日官僚在洋务时代就是贪污成性。即使号称洋务派的人,也往往把参加洋务机构视同肥缺。从外国购买机械船舶等器材,由其经手,进一步与外国厂商勾结,大事侵蚀。驻德公使李凤苞经手订购的两只兵船镇海、定海,价格共300万两白银,他所拿的回扣,就达60万两白银,盛宣怀后来更以此起家。旧时官场的传统、掺杂人性的卑污,在民国更是花样翻新,所以我们看到蒋纬国军购的原则,新郎新娘的比喻,真禁不住要拍案叹息!
  1945年初,蒋纬国临时以新一军参谋的身份随一个访问团到印度,去融洽英美部队的关系。访问团有11位将官,一行人到印度之前,蒋老先生特意叮嘱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派遣高级将领为访问团,代表国家到印度去,你们每一个人要降一级。”在住进旅馆之前,蒋纬国还提醒大家,不要穿着睡衣睡裤在旅馆内走动、串门子,结果他们充耳不闻,照样穿*四处游动,旅馆其他的客人看了都摇头,还有好几个人在走廊上大声谈话,最后旅馆服务人员来制止,其中有人还询问风尘女郎的住处,真是丑态百出。
  汪敬煦《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记述,在抗战胜利后,美国邀请世界各战区曾经和美方并肩作战的将领到美国参观、游历,卫立煌、孙立人等皆在受邀之列。临去美国前,军事委员会虽明知此行皆由美方付费,仍给了卫立煌一笔旅费。至美,卫氏见到何应钦(时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你打电报给委员长,说我钱用完了。”何先生转电蒋介石,蒋先生马上就汇来5万美元。这样的人从小地方看,实不足以成大器,卫立煌赴美之际,军阶为三星上将,但他要求美国在其座车上悬挂四星(因为美国的上将起码是四星)。有次到某地访问,卫氏一出车门就吐了一口浓痰,美军派的礼宾官、军车司机都在旁看着。这只是小节,但由此也可看出这个人的教养了。
  这个细节和蒋纬国印度之行所亲见亲闻何其相似乃尔!一群高级军官在印度的不检点显系民族劣根性的外渗。
  日常生活与观念感悟
  抗战时,一战区的士兵往往只有杠子头馍馍可吃,蒋纬国发明用包谷面做成一长条,切成四段,然后每人拿一段吃,味道不错,但是因为缺少油脂,士兵大都便秘。所以他就规定士兵每天要喝多少水。每隔10天就到山上打柴,但是部队规定只能宿营地在40里以内打柴,所以他就规定每个人至少要挑35斤木柴。他自己通常都挑75斤,有时候可以挑到100斤,有一个班长可以挑120斤,所以他们每打一次柴,收获都很大。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13)
蒋纬国所带部队气氛活跃、生动,士兵生活愉快,部队颇受他人尊敬。蒋纬国从不打骂士兵,所以大家向心力很强。那时候各部队逃兵的情况非常严重,按编制是151人,结果连上不但没有逃兵,还多了两个人,共有153人,有两个逃兵逃到他们那里后就不肯走了。士兵如果家里有急事要回去,全连列队欢送;如果家里有喜事,大家还会专挑月夜举办月光晚会。这些士兵来自乡下,会演一些地方戏或小曲,如秦腔、河南梆子等,大家轮流表演,所以他的连队生气蓬勃。1944年,青年军运动发起,蒋纬国被调到青年军,接到命令离开第三团第二营时,从营部到火车站的路上,驻地老百姓沿路相送,每隔几步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三杯高粱酒,他就一路喝到火车站。
  1944年2月,蒋纬国调任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少校营长。1945年那年,上级原本要调他为第三团副团长,后来蒋老先生指示下来,把蒋纬国调到青年军,担任青年远征军二○六师六一六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当时青年军动员,用知识青年组成部队和日本最后决战。
  蒋纬国到青年军之前,除了先接受干部训练外,还曾经到印度去。当时西安有一个访问团到印度,他便随着访问团到印度去,被派职为新一军参谋,暗中的使命则是去调协英美两方面的感情,因为英美的部队首长非常不和谐。当时英军的远东区负责人是蒙巴顿,美军则是史迪威,两人都非常骄傲,蒋纬国认为蒙巴顿的风度很好,很有才干。但是史迪威就不同了,连美军都在背地里称呼他为“醋乔”。史迪威少年得志,后面又有马歇尔替他撑腰,所以难免心高气傲。蒋纬国的任务就是在英军美军之间做协调,希望他们能够相处融洽。
  到印度的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而训练中心则在兰姆伽,蒋纬国又抽空去参加战车保养班,学习如何修理战车。他在晚年回忆说,那一次受训,他把战车里外的机械都弄懂了,可以自己单独把十八辆战车拆散、修理、重装,也就是所谓的大翻修。战车炮有一个自动平衡器(战车移动时,战车炮所瞄准的角度不变,就是因为有自动平衡器的关系),这种自动平衡器不大,只有一个小方盒大小,兰姆迦中心只有一位中尉是经过五角大楼批准,只有他才能拆除自动平衡器,别的美军人员尚无此资格。有一次,有一个自动平衡器坏了,那位中尉把它拆开修理后,竟然装不回去,蒋纬国就自告奋勇要帮他装自动平衡器,并跟他说:“你信不信,凭我的知识来猜想,我判断这个平衡器是利用地心引力,里面有若干机械下坠,经过地心引力的作用,能够维持角度不变。如果我说的是对的,我来帮你把它修复。”那位中尉说:“你说对了,里面机械的道理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不能让你来修,因为我是此地唯一被允许修理自动平衡器的人。”结果蒋纬国在不算长的时间内将自动平衡器修好,装回战车,那位中尉赞不绝口,随后打电报到五角大楼建议,在中国部队里只有蒋纬国可以参与战车炮的修护,美方也核准了。
  战车上有一个分速箱,其轮轴旋转,以及左右两边的轮子转速的差别,构成相当复杂。有一次,战车的分速箱坏了,蒋纬国也凭自己对机械的知识来判断,负责修复的人也同意让他参与分速箱的修理。就这样,他与新科技结下不解之缘。凡是机械的东西,在战车上可以用的,在飞机上、火炮上也可以用,这方面的知识,蒋纬国在战车保养班中所获甚多。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14)
杨永泰、樊崧甫等人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所谓碉堡政策,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好像很有成就感,稍远的后续问题他们却没有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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