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们试图弄清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长期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的极端表现？是偏执狂还是神经错乱？
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冷战”概念已失去可怕的内涵。但在当时，美苏两国在心理上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准备大约始于1946年。监视苏联犹太人，杀害米霍埃尔斯，审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逮捕“医生杀人犯”——这一切做法都因为斯大林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他曾对安全部的侦察员们说过这样的话。
他在1948年举行的政工会议上直截了当说，下一场战争的对手将是美国，而在美国是犹太人说了算。苏联的犹太人是第五纵队，未来的叛徒。他们现在已经为美国搜集情报并进行颠覆活动……
多年来一直未能找到斯大林的原话。不久前有人发现主管机械制造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雷舍夫的一本工作日志。日志详细记录了伟大领袖1952年12月1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情。医生当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者。”（《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断定苏联犹太人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所以要消灭他们，要把他们赶到荒无人烟的远东原始林去。肃清国内敌人是准备同美国打仗。
我们现在觉得，二战胜利后，苏联领导人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但愿不再爆发战争。其实这是错觉。斯大林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大大地扩展了苏联帝国的边界，关心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美国。一旦战胜美国，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斯大林不惧怕战争。美国那时还没有那么多的核武器。还没有导弹，唯一的运载工具是重型轰炸机。将军们让斯大林相信，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大部分美国轰炸机。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无法从空中摧毁苏联。核打击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但斯大林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前驻西德大使、曾主管过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法林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从文件中看到，为了对付想象中的打击，我们在积蓄实力方面走得多远。根据我掌握的第二手材料，我只说一句：独裁者死得正是时候。”（《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汽车驶入伯力市区，伊琳娜转身对我说：“到伯力了，您睡着了吧？”我说：“睡着了，还做了一场噩梦。”
（原载《收获》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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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1）
前苏联老资格特工领导人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一本回忆录，中文译本用了《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作书名。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位作者一辈子干的都是秘密工作，公开的活动都是用各种化名，如果用他那几乎不为公众知道的姓名出版回忆录，是很难引起读者注意的。中译本的这个书名，大体上反映出了这书的主要内容。
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作者十四岁就投身于情报行业，刚参加红军不久的他被调到一个师的特工处当了一名话务员和译电员，“从此就开始了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克格勃的工作生涯”。他不断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职务也不断提升，最后做到了前苏联内务部第九局即特别行动局的局长，中将军衔。他做过的事情很多，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就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把许多过去属于绝密的材料清楚地写了出来。在卷首“作者的话”中，他说：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一个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昨天还是国家机密的那些东西，由于国家历史的急转，正在丧失其独特性和保密性，成为渴望了解真相的人的共同财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曾经是前苏联的那些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情报机构领导人之一的我，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竟成为特工部门勾心斗角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克里姆林宫内外政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唯一见证人。
在前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我恪守军人誓言，保持沉默。在众所周知的1991年的事件以后，在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和外交政策的许多东西不再成为秘密，在我所忠诚效劳的一切停止存在以后，我不能也没有权利继续保持沉默。
就这样，作者写出了许多过去公众全不知道的内幕，给苏联历史提供了另一类解读。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书中说到的几件事情。
例如基洛夫，长期以来一直说他是死于政治谋杀。斯大林曾经以此为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肃。后来赫鲁晓夫又说这次刺杀行动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组织的。这本书指出：他的被杀，纯属个人原因。简单些说，事情是这样的：基洛夫非常喜欢女人，他在大剧院和列宁格勒剧院里都有很多情妇。在他举办的几次娱乐晚会上，他又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服务员米尔达·德劳列。当她想要离婚的时候，她那嫉妒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就把基洛夫杀了。像这样因为妻子有外遇丈夫杀情敌的刑事案件，中外古今都不少见。不巧的是这回的死者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这就成了一次政治事件了。不但尼古拉耶夫、他的妻子和岳母都被枪毙，还给斯大林提供了大镇压的借口。
书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在叶若夫和贝利亚时期，内务部增设了一个侦讯处，专门对被捕者刑讯逼供的机构。就用这种屈打成招的供词作为证据，在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层发动了那一场大逮捕的运动。书中说：
叶若夫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1937年，他逮捕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机关的所有领导人；1938年，迫害活动波及到国际处，我们的许多朋友都成为迫害对象，这些都是我们完全信赖的人，他们的忠诚可靠是无可置疑的。
1938年12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了内务部的领导人，本书作者的处境就更加恶化了。他由国际处的代理处长降职为处内西班牙科的副科长，而让负责审查干部的杰卡诺佐夫当上了国际处的新任处长。作者回忆说：
当我们的朋友被捕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被误抓了。但随着杰卡诺佐夫的到来，我们开始明白，这不是误抓。是的，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政治阴谋。领导者都由一些外行担任，而他们却可以随意发号施令。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死担忧，我们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不但作者本人是这样，他的妻子也是在惶恐之中。书中回忆说：
打那天之后，妻子老是提醒我，让我提防着点贝利亚。她估计我们的住所可能被监听，所以就给他取了个绰号，以免在家里谈话时提及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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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2）
就这一件小事也可见人们的恐惧有多深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那天作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这本书中提供的材料表明，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本人同样是负有罪责的。那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他把乌斯片斯基从莫斯科带去，当了乌克兰内务部的头头。这本书中指出：
1938年，乌斯片斯基在乌克兰搞肃反运动，其结果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一百多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三人没有被逮捕。……乌斯片斯基要对发生在乌克兰的逼供拷问和大规模迫害负责，至于赫鲁晓夫，他同乌斯片斯基一道，亲自参加了对被捕者的审讯。在政治局委员中，像赫鲁晓夫这样做的人不多。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运动的打击对象扩大到肃反工作者的时候，“乌斯片斯基企图逃往国外。他随身携带了几本空白护照，藏了下来，制造了跳河自杀的假象，但是‘溺死者’的尸体没有被发现。赫鲁晓夫张皇失措，赶忙去找斯大林和贝利亚，请求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乌斯片斯基。”逃到了鄂木斯克市的乌斯片斯基发现有人跟踪他，就向当局投案自首了。他自首三天之后，他的妻子被捕，以帮助丈夫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她递交了赦免请求书。赫鲁晓夫马上进行干预，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拒绝接受她的赦免请求。这也可见赫鲁晓夫当年在肃反运动中的态度了。
至于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的责任，本书作者倒是持一种宽容和谅解的态度。书中说：
我认为，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由叶若夫、阿巴库莫夫、伊格拉季也夫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冒险主义和外行所造成的。
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作者在书中详细记下了斯大林几次召见他的情况。斯大林每一次召见他，都是给他布置一项任务。第一次是要他去暗杀科诺瓦列茨。这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本书作者是乌克兰人，曾经奉命以反苏的面目打入过这个敌对组织，同科诺瓦列茨有过直接的交往。
叶若夫把本书作者带到了斯大林的跟前。斯大林向他们说了必须除掉科诺瓦列茨的理由：“我们的目的是使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在战争爆发前群龙无首，并且让这些匪徒们为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接着，斯大林问：“科诺瓦列茨有什么癖好、弱点，对什么感兴趣？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本书作者回答说：“科诺瓦列茨非常喜欢巧克力糖，无论我跟他到什么地方，他的第一件事总是要买一盒包装考究的糖块。”
就从这里制定出了实施的方案。1938年5月23日，他们在约定的鹿特丹的“大西洋”饭店会面了。本书作者把他的礼物——一盒特制的“巧克力糖”送上。当这名杀手离开不久，炸弹爆炸了：完成了任务。
为了除掉托洛茨基，斯大林又召见本书作者了。这一回是贝利亚带他去的。斯大林对他们说，“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而消除。”他提出了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的领导人是墨西哥美术家西克罗斯，代号为“骏马”。另一小组以卡里达德为组长，她的儿子拉蒙也在这小组，小组的代号为“母亲”。两个小组之间没有联系，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两个小组都在本书作者和他的助手艾廷贡指挥之下活动。他们弄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住所各个房间的平面图，还让一名特工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哈特交上了朋友。
1940年5月23日，趁着哈特当班，西克罗斯小组冲进了托洛茨基的住所，用自动枪向房间内扫射，托洛茨基躲到床下才免于一死。哈特当然是被干掉了，免得他供出熟识的特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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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3）
在收到现场指挥艾廷贡关于行动失败的电报之后，本书作者即向斯大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