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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的下午，校园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在工作组和校领导的带领下，全校的教职员工，以及学生中的团员、骨干代表在校门口排队集合，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别上了一张用红蜡光纸剪成的并写着自己名字的心状图案，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在锣鼓声中庄严地走出了校门，他们要到县委会去向党交心，以此表示紧跟形势，坚决反“右”的决心。
随之学校里开展了背靠背地揭发检举，一个个“右派”分子就被揪了出来，其中有数学老师、历史老师、生物老师、美术老师，连学校总务处管生活的一个歪脖子李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
秋季开学后，又从上海复旦大学接收了两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右派”，一个是物理系年仅二十一、二岁的杨嘉桂，一个是地理系二十三、四岁的唐思成。他们的到来不仅加大了二中“右派”的名额，同时也增添了二中“反右”斗争中的戏剧性色彩。
在1957年秋季学期里，学校里的事务是异常的繁忙，老师一面教书，一面还要投入反右斗争中去。学生们除了上课学习，有时在下午或者晚上还要去参加批斗“右派”的大会。
在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当时是党和组织上考验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的关键时刻，你是跟党走，还是滑向资产阶级的“右派”泥潭？形势逼人，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人们由愕然到正视现实。一些人根据自己的家庭成份、个人出身、历史背景、利害关系、权衡利弊，各自抱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相继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去。
当时的“反右”斗争，不仅在老师中进行的异常激烈，如火如荼。就是在明文规定不开展“反右”的中学生中，有的为了进步、为了表现，当批斗有“右派”言论的老师时，他们竟然能做到宁“左”勿“右”，花样翻新，极个别的学生甚至超过了激进的老师，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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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二）
第二节
经过六、七两个月的反“右”斗争，学校首战告捷，成绩突出。从全校的教师队伍中挖出了六、七个资产阶级“右派”，再加上由上海送来的两名大学生“右派”，其比率占全校教师的百分之十几。
“右派”是什么？“右派”是毒草，是坏蛋，是反革命，既然是毒草就必须坚决地把它除掉——这是一个从乡下调到学校不会上课，只会开会的团委书记大会上宣布的。
学校下半年的任务是加大批判，铲除毒草，肃清流毒，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当时是空气紧张，形势逼人，校园内每周都要对“右派”分子进行轮流批斗，直至他们缴械投降，彻底认罪，重新做人。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
在此期间，学校老师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有的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比较年轻，主动靠拢组织，迫切要求进步，要在反右的斗争中充分表现，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尤其是有的出身于地主剥削阶级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为了躲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就拼命地冲到运动的前列，在政治上多多的表现，死命地去揭发、检举、批斗“右派”，把火烧向别人，以保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其中当时表现得最露骨，最像“左”派的还数后来成为高中语文老师的颜“秃顶”（学生们送给他的绰号）。他个子不高长一个中年秃顶发亮的脑门，两颗不大的眼珠却能发出闪闪狡黠的目光，在运动中他表现积极，靠近组织，隔三叉五的去向上级汇报，讨好领导，诋毁同事，中伤他人，专爱做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当时，学校的批斗大会经常放在被改作学生饭堂的大殿里。这是一座高大的孔庙殿堂，里面空当而又阴森，利用此处批斗“右派”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口号声，不断地在大殿里回响，不仅助长了师生的批判声势，同时也加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甚至还可以使被批斗者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如陷重围。
当年，学校的“右派”多是在这里被批判的。
尤其在批斗一位姓祁的历史老师时，因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他在学生中又曾讲过：“解放前，他姐姐出嫁陪送的嫁妆中，有一把美国制造的梳子，用了多年至今还乌黑发亮，坚固如新。”这种宣扬美帝，崇洋媚外的言论，在那突出政治“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里，是非常反动的，绝对不能允许的。因而激起了师生们的极大愤怒，进行了大批特批，有的上去压低了他的脑袋，有的上前厉声地训斥，斗得他手足无措，狼狈不堪。
此时，我们的“秃顶”颜老师斗兴正浓，趁机发言，他站出来用自身说教对祁老师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他先表白自已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现在已深刻地认识到剥削阶级的罪恶，并表示悔恨和耻辱。他声泪俱下的表明要向党交心，在这场反右斗争中与他的地主家庭决裂，无情地揭露检举“右派”分子的反党罪行，与广大师生一道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夺取反右斗争的最后胜利。“秃顶”颜一番精彩绝伦的表演，博得一阵喝彩！
在此期间，他还分别参加对采用漫画形式攻击农村合作社不关心妇女，让孕妇下地干活的美术老师牛清洲和大学生“右派”杨嘉桂、唐思成等人进行了多次的批斗。
当时，一旦被打成“右派”瞬间就上升为敌我矛盾，由人民老师变成了阶级敌人，丧失了老师做人的尊严，并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右派”除了被批斗，还要进行劳动改选，在校反右工作组的监控下进行检查、回报。
他们一早起来就要去清理厕所，打扫校园和饭堂卫生，学校里的一些脏活累活都是叫“右派”去干，当时他们所处的地位连学校的勤杂工都不如。
早在1953年，州东小学上初小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咸宁小学上高小的时候，虽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但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在班里名列前矛。曾经两年担任少先队的大队干部，每逢“六一”、“十一”学校开大会时，多是由我担当司仪主持大会，有时还代表学生在会上发言，在学校里可以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上初中后，因为课程增多，加上我开始偏爱文学和美术，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看一些课外书籍。在周末、星期天穿城到北关外的县文化馆图书室看书看报，翻阅资料，慢慢地对政治进步和靠拢组织已无兴趣。
决心多学些知识，长大后做一个自食其力，脚踏实地的人。
当年，我们初中的美术课是一个叫牛清洲的老师任教。他是安徽涡阳曹市集人，年近四十，中等身材，较为清瘦，一对不大的眼睛却能抓住素描的特征。他擅长国画，又能搞些油画的写生。
当时，我在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常到他那里练习素描和学画人物、山水、花鸟的绘画技能，有时还跟着他学画徐悲鸿的《奔马图》和齐白石的《群虾图》，对我的绘画知识和绘画技能均有提高。
1957年开始反右时，他因画了一幅挺着大肚子的农村社员孕妇，下地干活的漫画，落下了攻击农业合作化的罪名，从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因此他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每天与另外几个“右派”一齐去干掏厕所、打扫卫生的杂活。
下半年，学校为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继续揭批新的揪出来的“右派”罪行，校党委、反右工作组竟然把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牛清洲给叫回来，让他在校政治处的会议室里，根据别人的揭发材料用漫画的形式给画出来，以便师生们对新打成的“右派”进行批斗。
因时间紧促，他一人无法完成，反右工作组通知班主任让我每天上完课，在下午和晚上到会议室帮他一起画。
我们根据工作组提供的新的“右派”反党材料，他在前面勾草图，我在后面用毛笔勾线条，然后上色，还要在图的下方配上文字说明。一幅幅的画面如同连环画一样，既简单而又明了。
当时，我虽然忙于学习无暇主动靠拢组织，但这次却是组织上主动找我的，表明了在反右斗争中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对你的考验，我固然是不敢拒绝的。
而牛老师前不久因画漫画而获罪，现在反右工作组又把他抽回来，利用他的一技之长，让其画出漫画去揭露新打成的“右派”罪行，这叫做立功赎罪，以毒攻毒。他当然不敢怠慢，十分认真，谨慎小心的去画，以图换来组织上能够对他有一个改造良好的认定。
在连续一周的绘画中，他甚至废寝忘食，不知劳累，有时在晚上十一点钟，学生下了晚自习课，已经息灯就寝，我们俩仍在会议室里画。他是那么的认真，一丝不苟，不仅构图要形象逼真，同时内容还要附合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可是事与愿违。在我们画完几十幅批判用的漫画后，学校也都全部采用，有力地配合了反右斗争。但是牛清洲的罪过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升级——由“右派”变为“极右”，两个月后以反革命罪被县公安局逮捕，判刑入狱，弄得家庭破裂，妻离子散。
直至二十多年后，冤案才被平反昭雪。然而此时的他已是年过花甲，老态龙钟，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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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三）
第三节
反右斗争在我们学校激烈地进行，从教师的队伍中打了几个“右派”，但此时并没有忘记上海送来的两个大学生“右派”，对他们也分别进行了清算。
一个是个子较高、身材瘦弱，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三棒子都打不出来一个屁的唐思成。他眼睛极度近视，戴着一副左眼六百度、右眼八百度的近视镜。在一次劳动中，不慎把眼镜掉在脚傍，他慢慢地蹲下去，双手毫无目的在地上划来划去地乱摸，如同瞎子摸象一样，竟然逗得旁边的老师和学生们都过来围观取笑。
另一个是年仅二十岁出头，个子不高，性格外向，爱说爱笑，从来就不知到什么叫做苦和愁的杨嘉桂。
在师生批斗他们的时候，唐思成总是低头不语，形同一个哑巴貌似一个呆子，一时惹得积极分子们怒火顿生，一个个相继发言，厉声地斥责，口号声此起彼伏。经过一番较量，闹得批斗者口干舌燥，嗓子里冒烟，有的竟叫喊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声嘶力竭，最后也和他一样成了哑巴……
而在批斗杨嘉桂时，他总是有问必答，积极地配合，态度尚好。有时在交待自己的“右派”言论时，他还给自己上纲上线，狠狠地自己批判自己，还批得没完没了，逗的大家哭笑不得……
常言说的好，巴掌不打笑面人。加上他平时劳动干活又十分的卖力，批斗会往往到此也就只好结束。
1957年反右斗争，从初夏到秋末在我们学校进行了半年多，开展的异常激烈，如火如荼。从全校的教师中揪出了几个倒霉的“右派”另外还把两个“右派”上报到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判刑入狱。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当年在亳县二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何等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