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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桩桩大事，天灾人难，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迄今为止，对于“文革”中这些重大宣传背后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的过程和细节还很少有人涉及。作为历史，无论是它的宏观和微观，无论是它的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客观存在，都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三
1978年底召开了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电台对这次会议的前后和会议本身都做了准确、及时的宣传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也给中央电台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宣传上从未遇到过的发展期。
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开始主持中央电台的全面工作。我有自知之明，我清楚中央电台历史的厚重，又受命于改革时期，深知这付担子的分量和宣传的复杂性，诚惶诚恐；我担心45年人民广播事业的优良传统能否在我的任期内继承和发扬，担心中央电台的事业能否随时代而发展，不要因自己的能力浅薄和工作疏漏而停滞倒退。
改革开放是时代精神，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闻宣传的改革被提上议程。中央在各方面积极推动新闻改革，尤其是延续了多年的许多固有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逐步开放，如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举办，“十一”国庆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新年和春节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与时俱进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相应的宣传报道也随之而改变。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我就以上宣传的变化作了历史对比，从演变中折射出时代的印记。
自序（4）
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听众的需求和媒体之间出现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电视的崛起，都强烈需要中央电台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但是如何进行改革？无先例可循，“万事开头难”；宣传改革易，自身改革难，这是中国新闻传媒面临的共同问题；守旧难为继，放开不容易，也只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摸着石头过河”。新闻改革既有巨大的动力，也有顽强的阻力。就中央电台而言，这是个老台、大台，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节目、风格和结构，“文革”后又刚刚恢复了以前众多的名牌节目，这是几代广播人的财富，要改革“船大难掉头”；中央电台有一支政治和业务素质高的队伍，有光荣的传统，但改革需要新思维新观念，传统习惯和思想观念总在顽强地表现。中央电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酝酿改革，从讨论“广播自己走路”开始作理论准备，逐步作局部节目调整，但进展缓慢，直至1985年底才开始了全面的不停顿的艰难改革的历程。
——1986年中央电台正式提出了“缩短战线，精办节目，提高质量，合理布局，更好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全面改革目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全台的节目设置、方针和布局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取消、合并和新设一部分节目，同时改革播音，设节目主持人。1987年元旦出台了新方案，突出了重点新闻，创办了《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等，很快赢得了听众。
——1987年7月中央电台在全面改革基础上又瞄准新闻进行重点改革。新闻是中央电台的主体，它的变化如何是中央电台改革的标志。这次改革的着重点是拓宽新闻报道面，增加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时效，提倡重大新闻活动的现场直播和记者的现场口头报道，加强广播评论等，同时详细研究确定了新闻节目的布局和分工，实现了第一、第二套节目相交叉每半个小时有一次新闻节目。
——1991年中央电台主要围绕专题和文艺节目进行了第三次大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可以提前，因“北京政治风波”而延缓。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着眼于全台宣传质量，使节目设置与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战略部署相对应，与听众的收听习惯相适应；发挥全台优势，促进“三提高”：提高宣传质量，提高宣传艺术，提高宣传效果。改革以调整节目布局和结构为重点，将有关同类节目合并和改造，设置了6个板块节目，分别安排在各自听众相对集中的“黄金时间”播出，设主持人。
——1992年中央电台还准备进行一项改革，设想在新闻报道中充分利用广播和中央电台“两个优势”，把《全国联播》办成中央电台驻各地记者和当地广播记者的现场即时报道节目；设想把不同类型的节目办成专题频道。但未来得及展开，我就离开了中央电台。
在每次改革中，同时对中央电台的对少数民族广播和对台湾广播作了调整改革，对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人员、技术装备、行政工作与后勤服务等都作了统一改革。这期间也是全国广播界改革的高峰期，涌现出一批很有首创性的节目，创新了节目设置和编排形式，振奋了广播人的精神，不仅走出了被电视冲击造成的“广播低谷”，更深化了对广播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进取的过程，以上改革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
1993年4月，我被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从此迈进了对外宣传战线，工作了8年多。这是我工作中的第一次调动，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工作的变动使我由对内宣传转向了对外宣传，由广播转向了书刊、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类媒体，由以中文为主的宣传转向了以外文为主的宣传，由具体参与一个单位的宣传工作转向了参与对外宣传工作的宏观策划与管理。
我在中央电台工作期间，非常看重广播，非常看重对内宣传，而对对外宣传却很生疏，很少接触，很少了解。走进对外宣传，才发现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对外宣传工作具有特殊性，它内涵丰富，面对的是一个广阔复杂的世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发展前景的事业。中国对内与对外宣传工作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统一体，犹如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共同服务于我国工作全局和内外政策，把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作为最高准则。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长时间里两个轮子的转速不同，对外宣传的特性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和充分发挥。从上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为外宣工作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外宣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迫切要求，而且强烈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种“两厢情愿”的主客观需求，为中国外宣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内外环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中国经济和信息开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开拓了对外宣传从来没有过的广阔空间；和平、发展、合作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提出，都要求中国对外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有一个转折性的发展变化。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序（5）
我在外宣战线工作的8年中，前4年多虽然参与中央外宣办工作的研究，但主要是在中国外文局；后3年多主要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局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它与新中国同一天诞生，一直以对外出版发行书刊为己任，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人民共和国外部环境极为困难的时期，为打破反华势力的封锁、塑造新中国的形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创造了外宣业绩，也创造了丰富的外宣经验，涌现出一批真正懂外宣的人才，像爱泼斯坦、段连城、林戊荪、沈苏儒等，都是中外颇有名气的中国外宣专家，而且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创始者。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对我学习和从事外宣大有裨益。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的工作，又为我了解中央外宣决策、方针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给了我一个从全局、宏观了解和把握外宣的机会，有一种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识的切实感受。多年的积累告诉我，正确地把握全局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首要条件，“不谋全局，不识一域”。在这期间我具体分管了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国际问题的对外宣传，分管了对新兴的网络媒体的规划管理和宣传工作，参与了一些重要外宣活动。
——199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10月20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联合国协会共同举办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权国际会议。人权问题重大、复杂而敏感，组织工作也就特别慎重和缜密，会议确定的“对内适当，对外放开”的报道方针和成功经验，成为后来我国类似国际会议报道所遵循的原则。
——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积极建设的方针。1990年代中国互联网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但良莠不齐。互联网是国际新兴技术，一时对其规律、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十分模糊，世界舆论也众说纷纭。对互联网如何认识？能不能管理？受到理念和实践等许多问题的困扰。经过几年的探索，明确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管理方式和发展思路，制定了法规。从一开始中央就指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管理网络媒体。我有幸参与了早期的研究工作，并在1998年至2001年分工负责网络媒体的管理工作，参与了有关情况的调研、文件的制定，见证了网络媒体初期的建设。
——北京第二次申奥期间，我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参加了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参与了这次申奥的全过程，特别是决战莫斯科的日日夜夜。申奥自始至终伴随着对外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申奥和举办奥运会就是一次盛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宣传活动。这一过程有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充满着睿智、变数和各种舆论的博弈，紧张与惊喜相交织。北京奥申委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任务。参与北京申奥竟成为我几十年在职工作的最后一站，更有难以忘怀的纪念意义。
五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集纳了我对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中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回顾记述，多是这些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是公开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需要说明，本书融合了我1997年出版的《我与广播》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那本书虽属正式出版，但事先没有经过新华书店征订，没有进入当时惟有的发行渠道；同时，由于写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