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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指出，在抗震救灾和宣传报道中存在着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使抗震救灾工作和宣传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在关系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最紧急的时刻，在全国和世界都关注抗震救灾的时刻，“四人帮”中主持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不顾现实和人民的利益，不断下令反复强调对抗震救灾宣传报道的位置要适当，“抗震救灾报道要做适当安排，量不宜多，不宜集中，不要造成是当前中心工作的印象”；不要报道死伤人员数字及治疗情况，不要报道灾情细节；还是要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中心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抗震救灾的报道不能冲击这个中心”。在这种时候，“四人帮”总是拿阶级斗争说话，向新闻单位施加政治压力。姚文元不断打电话强调“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抗震救灾，抓革命，促生产”。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过去我们一直是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战胜自然灾害的”。“四人帮”这种与现实和人民意愿背道而驰的行为，严重干扰了抗震救灾和宣传报道的顺利进行。
在抗震救灾的整个宣传报道中，一直对伤亡的总体情况，对人们最关注的伤亡人数，对造成的总的损失等，严格保密、严禁报道，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使各种猜测和谣言满天飞。直到唐山地震过去3年以后，经由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后为新华社副总编辑）一再争取才报道出来。（而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亡的数字，直到2000年30周年纪念会上才被披露。）这种违背民意和新闻规律的做法，在过去被视为“正常”，现在是永远抹不去的严重教训。
附 件
天坛苹果园临时代播点节目时间表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央电台曾经参照战时播音时间表，为设在天坛苹果园的临时代播点制定了播出节目时间表：）
4∶00合唱《东方红》，预告节目
4∶15新闻
4∶30音乐
5∶00新闻
5∶15广播体操
5∶30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
6∶00人民解放军节目
6∶30《新闻报摘》
7∶00音乐
7∶10学习节目
7∶30《新闻报摘》
8∶00少儿节目
8∶20音乐
8∶30《新闻报摘》
9∶00记录新闻
10∶00综合新闻
10∶30国际新闻
11∶00音乐
11∶15学科学（星期一、三、五、日）
讲卫生（星期二、四、六）
11∶30对工人广播
11∶50简明新闻
11∶55预告节目
12∶00新闻
12∶15体育节目
12∶30文学、曲艺
13∶00青年节目
13∶20综合文艺
15∶00国际时事
15∶30学习节目
15∶50音乐
16∶00新闻
16∶15戏曲
16∶45预告节目
17∶00新闻
17∶30文艺
18∶00新闻
18∶15少儿节目
18∶35简明新闻
18∶40对工人广播
19∶00人民解放军节目
19∶30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
20∶00《全国联播》
20∶30文艺
21∶00《全国联播》（重播）
21∶30青年节目
21∶50音乐
22∶00新闻
22∶30戏曲
23∶00国际新闻
23∶15音乐
23∶45体育
0∶00新闻
0∶15戏曲
0∶40体育
1∶00新闻
1∶15音乐
1∶30国际歌
1∶35播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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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1）
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
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8时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决战时刻 耿飚来到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来人中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他的突然到来，是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谈到这一使命的时候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后来，耿飚在他的回忆录里的《春风又绿中华》一章中，谈到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
耿飚在回顾那天晚上进驻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他带了10名。“我们一进广播电台的大门，就直到局长邓岗同志的办公室。邓岗同志正在办公，一看我们去了，他莫名其妙。我们是认识的，但他不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怔住了。我说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我把华主席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的工夫，邓岗同志没有说话，大概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也可以。他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
当然，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只是中央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自然无从知道，只能从当事者的回顾中得知。后来看到一些粉碎“四人帮”揭秘的文章，对这段历史众说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的联欢会上，我见到耿飚同志问起这段情况。他说，他的记忆是准确的。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自“文革”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晚上到办公室学习、工作、开会、聊天，彼此打听些小道消息。6日晚这异样的变化使得有新闻敏感的广播编辑、记者更为敏感了，使得不平静的广播大楼更为不平静了。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文革”中人们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察言观色，又何况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气氛还笼罩在大家心头，许多人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自然会跟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在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2）
“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文革”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记得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播出而延误了播出时间，周恩来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时间久了，人们对直播和直播室的观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还不知道直播为何事。但是，这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的舆论机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这种事屡见不鲜，自然共产党人不会不懂。曾经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政变”而控制电台？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只是宣传舆论的领导权一时被“四人帮”所把持，现在是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正如耿飚所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后来回忆说：“新闻舆论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到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在采取抓“四人帮”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