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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一个间谍的训练由以后直接管他的人亲自负责。如果要搜集的情报涉及科技方面，还要对他进行特别培训。在西德潜伏下来后，我们的间谍一般先找一份体力活悄然干上一段，为以后在西德寻求职业上的更大发展做铺垫。因此，我们更喜欢会一门手艺或在某一领域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候选人。几乎所有早期移居到国外的学生和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机构或我们感兴趣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如在干利希、卡尔斯鲁厄和汉堡的联邦政府核研究所，以及法兰克福的美国人建立的巴特利研究所。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国分公司，以及德国大化学公司巴斯福、赫希斯特和拜尔。考虑到一旦反对德国军事化的浪潮过去之后，西德的武器制造商早晚会恢复军工生产，因此在梅塞施米特和伯尔科这样的公司里也安插了人。
我们的人有的打入了绝密部门，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我们还利用两个德国的科学家之间的官方和私人交往开展工作。当时的环境对我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很有利。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两个德国的科学家对原子弹及生物化学武器的危险忧心忡忡。这些二次大战期间参与了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对原子弹产生的后果深感震动。这批人尤其是我方间谍的重点发展目标。
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引发了克里姆林宫内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东欧各国领导层内人人自危。我和众多崇拜斯大林的人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悲痛，同时也感到迷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他的指引下生活。现在他不在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实在难以想象。
乌布利希把宝押在斯大林身边的极端保守分子身上，以为他们会在这场权利角逐中获胜。为讨好新的苏共领导人，他顽固地推行他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即高税收，紧通货的政策。这一政策窒息了小企业的发展，并把个体企业者推向破产。突然发起的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还给大农场和农业企业造成了损害。宗教活动进一步受到限制。
以上政策遭到激烈的抵制。农民和小生产者要么消极怠工，要么根本停工不干。1952年12月，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握警告说，国家将面临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短缺。然而乌布利希对此置若罔闻。他是透过正统的斯大林理论的有色眼镜看待对他的计划的抵制的。根据这一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变革的不断深化，阶级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1953年春天，政府下令工厂、重型企业、建筑行业的生产指标上调百分之十。与此同时，还大幅度提高了基本食品价格。东德人民对上面强行规定的增产涨价措施忍无可忍，公开在工厂和商店发泄不满。仅1953年头4个月里，就有12万多人逃离了东德。36年后的1989年，同一幕还将再次重演。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头脑僵化的东德领导人面对大出血只会空谈，或是打肿脸充胖子。当东德的工人、教师、工程师、医生和护士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后，据说乌布利希扬言：“阶级敌人走光了，我们的队伍会更纯洁。”
由于担心东德的局势动荡会导致整个东德的垮台，乌布利希又一意孤行，莫斯科于是插手干预了。当时忙于在斯大林死后的领导班子里争夺权力的贝利亚主持起草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状况的措施》。在当时那个不知改革开放为何物的时代，苏联承认东方阵营里存在问题这一点就颇不寻常。
苏联像对待顽皮的男生一样把东德共产党政治局的主要成员招到莫斯科，命令他们尽快贯彻贝利亚起草的这份文件的精神。这将意味着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放弃乌布利希的指令性经济政策，放宽他对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内部敌人”的严厉限制，例如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东德领导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贝利亚的如意算盘是让东德先富起来，然后再把这块肥肉转手西德，以换取西德的中立，甚至争取使它获得非军事化的地位。 1953年东柏林爆发起义前夕，我正与家人在波罗的海海滨度假，读海明威之余，跟孩子们一起玩耍。对于一个情报首脑来说，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次难得的度假是我的上司蔡瑟一再敦促的结果。我有一次找他反映外国情报局经费奇缺的情况时，他实在不耐烦了，没好气地甩给我一句话：“米沙，现在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处理！”随后他马上缓和下来，问我：“你上次休假是什么时候？你先给我开车去蓝色别墅，求我的事回来再说。”
位于普里罗的蓝色别墅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在波罗的海的度假别墅。被请到这里度假是种殊荣。在这幢幽雅的政府别墅里，我从德共政治局6月16日发布的公报中感觉到东德领导人的惊惶失措。政治局和政府在公报里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宣布取消提高产量和食品价格的措施，削减对重工业的投资，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乌布利希强行关闭的私人企业将获准重新营业。乌布利希这回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然而，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6月17日早上，美占区的广播电台报道说，建筑工人从斯大林大街游行到政府办公大楼（第三帝国时期，戈林的航空部曾设在这里），要求废除新的生产定额，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防暴警察封锁了这栋大楼周围地区，气氛十分紧张。示威者要求见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握。工业部部长弗里茨。泽尔布曼出面接见了示威者，试图说服他们，但毫无结果。
西德情报机构，确切地说，得到美国人支持的西德掩护组织在扩大这次事态方面卷入到何种程度有不同的说法。工业部门里渗透了不少西德人员。对所有渴望东德垮台，从而实现德国统一的人来说，6月份的局势发展显然是一次天赐良机。导致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的根本原因还是东德共产党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以及乌布利希的高压政策。乌布利希最后还是露了面，但他不敢见示威群众。他们此时已喊出“打倒山羊胡子！”的口号。这是指他下巴上蓄的列宁式的翘胡子。乌布利希选择了一个更为安全的场合……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露面表态。这一次他看上去全然没有了往日生硬的专横，显得心神不定。
黄昏时分，美占区广播电台已成了整个事件的协调人，广播呼吁人们上街游行，还提供了具体的游行时间和地点。一个接一个的工厂加入了罢工。各路示威者的队伍汇集在联结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区的波兹坦广场。来自西德的人群也纷纷涌向勃兰登堡大门，狂呼推翻共产党政府的口号。下午一点，东柏林的苏联驻军司令下令戒严，坦克随即开进市内。
我决定返回柏林。我们沿着波罗的海海滨通往柏林的公路走到高柏林还有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新施特雷利茨市时，在苏联士兵设置的一个路障前受阻。我亮出特别通行证，仍无济于事。苏军不顾我们的抗议，把我们连同其他的“可疑分子”关到了指挥所的地下室里。被关押的几个小时里，我不禁想，在我们这部分德国领土上到底谁说了算？！多亏我精通俄语，包括俄语里最粗野的土话，苏联士兵才终于允许我见他们的长官。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后，他挥手放行。
我回到了位于东柏林潘科夫小区的家。东德领导人就住在这一带。一个集机床、重工程和家用电器为一体的联合大企业的工人游行队伍从我家门前走过。父亲在市中心险些遭一群暴徒殴打。他斩钉截铁地说，许多参加示威的年轻人来自西柏林。这些人使他想起希特勒早期充斥街头的褐衫队的恶棍。他的话今天听起来好像是共产党宣传的老一套。但不要忘了，这次事件距纳粹在德国的覆灭仅隔8年。借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句话说，感到“刚下过崽的母狗仍在发情”并不为怪。
我们对周围人们的暴力行为和发泄出的仇恨感到震惊。像我这样的人属于新社会里的内圈人士。这次事件使我猛然惊醒，认识到我们可爱的制度是多么不得人心。这次事件中一共死了多少人从来没有统计过，总数大约在100到200人之间。我心里清楚，东德领导人编造出的“法西斯冒险主义”或“反革命政变”完全是欺人之谈。然而，我的信仰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我天真地想，我们可以从这次人民反抗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建设国家。
身为外国情报局的首脑，我的职责是查明是否有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了这次起义。当时我就感到这不过是东德领导人玩弄的一种伎俩。一旦苏联人骂他们无能，他们可以以此为借口替自己辩护。搜集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书籍以及其他文件材料来证明美国和西德图谋颠覆民主德国并不难。当时国际关系的大气候就是这样。美国思想家詹姆斯。伯纳姆在他所着的《挫败苏联帝国主义》一书里鼓吹对社会主义阵营开展颠覆活动，包括利用“社会不法分子”寻衅闹事，或由我们的老对头，位于西柏林的受中央情报局指使的“反对非人道行为纵队”和“律师调查委员会”带头，共同起来推翻共产党政权。
我们从安插在美国军事代表团内的一名间谍那里获悉，起义前一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和在国务院工作的妹妹埃莉诺曾到过西柏林（这个间谍名叫比尔克，任劳联……产联驻西德代表贝克的翻译。贝克真正使命是派人渗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会里。）我们还截获了《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沃尔特。沙利文发给曼哈顿总社的一份电报。电文是：“如果没有美占区广播电台的鼎力相助，根本不会有什么骚乱。从星期三早上五点起，美国设在柏林的宣传电台就开始向东德全国各地播放详尽的指示。”
我们的任务是搜集有关这次起义的背景的情报。至于我们的领导人根据这些情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就不是我们分内的事了。乌布利希极为重视的一条消息几乎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西柏林工会组织计划在6月16日这一天的晚上组织一次游船活动，并邀请了部分东德独立工会成员参加。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说，邀请不是通过信件寄出的，而是电话通知。邀请人每次打电话时都提到“汽船”两个字。乌布利希马上把这看成是6月17日起义的暗语。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事实的夸大。
不无讽刺的是，这次起义反而巩固了乌布利希的权力。经历了如此严重的动荡之后，苏联人根本不可能会冒着让局势进一步动荡的风险把他搞下台。而且贝利亚刚刚在斯大林死后的第一场清洗中被除掉。蔡瑟和德共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的总编鲁道夫。赫恩施塔特都赞成改革。乌布利希于是有了把对手排挤掉的绝好借口。俩人均被乌布利希的忠实追随者取代。乌布利希本人则以斯大林般的残酷无情开始清除反对他的人。
从此，一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气氛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