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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我所料，饭桌上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上面。米尔克始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耿耿于怀。在他眼里，社会民主党人是造成社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偏差”的罪魁祸首。这次宴会对于他乃是天赐良机，可以发泄一下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怨恨，并在客人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德共坚决支持苏联一举粉碎布拉格改革运动的立场。他站起身讲了一通，强调需要防止社会民主党理论的“腐蚀”。布拉格改革派就是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人们纷纷点头称是。轮到安德罗波夫发言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一我们当时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军事干预，要么坐视捷克斯洛伐克与我们分道扬镳。前者会给我们脸上抹黑，后者则会给东欧带来严重后果。这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抉择。” 他呷了一口水。一桌人鸦雀无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找出隐患。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日子不会太好过。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恐怕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与他们的关系，弄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
话音一落，举座皆惊。安德罗波夫的一席话冲破了不少政治禁区。首先，他没有单以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是主张研究该国存在的实际问题。他实际上暗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对人民的不满情绪麻木不仁，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其次，安德罗波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流露出的担忧与官方宣传口径截然相反。后者称广大奉公守法的人民群众对恢复局势稳定以及共产党人再次牢牢掌握政权欢欣鼓舞。结尾时，他表示赞成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接触的几句话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东德领导人与西德左翼的第一大党之间不共戴天的现状。他的批评颇具远见。第二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即开始推行旨在加深两德之间了解的东方政策。安德罗波夫不肯循规蹈矩的性格，以及在通常相互吹捧和空谈连篇的场合直言不讳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这番话的影响，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斟满了酒杯。
这不是最后一次听到米尔克的奇谈怪论。直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为斯大林祝酒。面对态度越来越冷淡的听众，他照旧邀所有人一起“为我们的导师干杯”，同时强烈暗示苏联搞的非斯大林化是一大错误。不过这都是当着自己同胞的面说的。苏联人在场时则换了副面孔。
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安德罗波夫主要对外交政策和外国谍报感兴趣。他改革了克格勃内部的管理制度，实行了一套更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在外国谍报工作方面，他很快意识到，往驻外使领馆、贸易代表团或其他驻外机构派驻谍报官员的传统做法不是最佳的办法，因为这些机构受到所在国反谍报机构的严密监视。根据过去我通过派驻华盛顿使馆的谍报官员开展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不成功的经验，我们的人刚一迈出使馆大门就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盯上了。多年后，我遇到克格勃派驻华盛顿的头子格罗马科夫时，他却声称，联邦调查局的盯梢很容易察觉，从来没有妨碍过他与间谍接头。披着外交官外衣搞谍报的另一弊端是有可能招致报复性外交驱逐。也就是说，安插在使馆或类似机构里的谍报人员，极有可能在时有发生的这类驱逐中被赶出驻在国。苏联驻外使馆人员大大超员。有一年英国一次就将苏联驻英使馆的105名有特工嫌疑的人员驱逐出境。安德罗波夫偏重使用非法人员（派遣改头换面、持假证件或编造的可信理由的特工潜入敌国）的做法无疑更有益于谍报工作，但下面的人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更喜欢有个靠山做后盾。
而我们迫于形势的需要早已完成了这一转变。直到东西德签署基本条约之前，西方世界拒绝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我们反正也不具备利用使馆搜集情报的条件，因而主要依赖非法渠道（连这个词都是从昔日老布尔什维克的词汇表里搬来的）。安德罗波夫仔细研究了我们的做法后得出结论，今后需要减少躲在驻外机构的安全岛里从事谍报活动的人员，改派更多的非法人员打入敌国，独立开展工作。他还深人地研究了东德谍报机构的发展过程，要我准备一份详细的材料，举例介绍一下我向国外派遣间谍的做法。我不胜荣幸，欣然从命。
我们与苏联人从不交换自己间谍的名字。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谍报工作的第一要则：工作需要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做出这种合理限制是为了防止有人叛变时，各部门之间互相推倭指责。
安德罗波夫乐于听取来自克格勃以外的情报，因而对苏联驻外使馆内外交官与谍报官员之间的矛盾了解甚深。克格勃有时不把驻外机构放在眼里。为此，许多馆内大使和克格勃头子搞得很僵。加上克格勃倚仗充足的经费，财大气粗，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克格勃人员每人都有一部小汽车，而使馆只有高级外交官才有自己的车子。其他外交官只能乘使馆提供的班车。克格勃人员伙食费的报销标准也高于职业外交官。这些待遇上的差别不仅引起外交官的反感，而且还使外国反谍报机构易于辨认出披着外交立外衣的克格勃人员。
至于安德罗波夫在政治上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日后据为己有的许多改革思想实则出自安德罗波夫。他认识到，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实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军工部门和民用部门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公司可以利用政府对军工联合企业的巨额投资顺利开发先进的民用高技术，如喷气式客机和电脑。而苏联国内一切严格保密的做法严重地阻碍了民用部门的发展。与苏联军事部门打过交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部长们在这方面有切肤之感。我向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目前正打算落实这一想法。为此，已成立了数个由军事和文职人员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比较研究两个不同经济体制的利弊。安德罗波夫把谍报工作视为汲取西方好的经验，从而改进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他愿意研究他国做法的开放思想与周围环境的死气沉沉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匈牙利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的某些人士所鼓吹的以社会民主为标志的“第三条路”，安德罗波夫也在思考其可行性。即使在镇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期间，他在私下场合仍与人讨论匈牙利在政治多元化方面搞的试验以及经济自由化的思想。
我常常想，假如安德罗波夫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能呆上10年，而不是病魔缠身的短短几年，他会做些什么。毫无疑问，他不会走戈尔巴乔夫的路。安德罗波夫生前曾希望能够摸索出一条路子，把社会化的财产置于市场经济之下，并推行政治上的改革。无疑，改革的步子会迈得更稳健。
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安德罗波夫从未像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或是继任人契尔年科那样盛气凌人。科切马索夫回忆道，他被任命为驻东德大使后，安德罗波夫嘱咐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大使，不是一位殖民总督。”至于苏联摆脱了昔日俄罗斯帝国颐指气使的习气后是否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改革，这个问题仍有待探讨。
也许我在这里谈到的有关安德罗波夫的片断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他怀有的困惑。一方面，他被描绘成不露声色的开明人士，甚至还是爵士音乐的爱好者；另一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难以把这种看法与他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强硬态度联在一起。这其实是不得要领。我可以证明，安德罗波夫确实赞成改革，但不会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他会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混乱。安德罗波夫的改革会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伴随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种种局限性。但我认为，这种改革会更加有条不紊，更见成效。
我对安德罗波夫的敬佩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1978年我设法通过双方交换被捕间谍救出纪尧姆即是突出的一例。我当时揣度，波恩只有从苏联那边换回一条大鱼，恐怕才会交出纪尧姆这会抬高他们作为全球外交游戏中主要一员的身价。同时，考虑到西德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再搭上几名被捕的西德间谍，以增加这笔交易对西德的诱惑。我在一个信封背面漫不经心地写下可能交换给西德的人的名字，不禁意识到这笔交易的关键，也是难题，系于夏兰斯基。更确切些说，系于克里姆林宫与他结下的不解之仇。
夏兰斯基连续5年为争取苏联犹太人的权利奔走呼吁，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一道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心目中的偶像式的人物。疾恶如仇的索尔仁尼琴着有描写政治犯流放生活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萨哈罗夫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苏联的原子弹之父，后来投身人权事业。夏兰斯基获此名望既是个人魅力的结果，又有幸运的因素。他碰巧遇到对他深表同情的记者。像他这样执着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又何止几百。可他们却默默无闻。这名腼腆的学者因为名扬海外成了克格勃和苏共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很熟悉莫斯科对付敌人的做法，知道他们常常以驱逐不喜欢的人了事。索尔仁尼琴被押上了飞机，送到西德。萨哈罗夫被流放到国内的高尔基城（安德罗波夫的决定）。所以干吗不照章办理，把夏兰斯基也驱逐呢？然而安德罗波夫不这样想。
“沃尔夫同志，难道你看不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回答说。“此人是个特务（安德罗波夫认为夏兰斯基与中央情报局有染）。更重要的是，他是犹太人，在为犹太民族说话。我们国家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多了。倘若现在对犹太人让步，下一个又该轮到谁？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还是卡尔梅克人或车臣人？”
安德罗波夫是指被斯大林逐出家园的少数民族。斯大林的用意是将潜在的敌人从他们的故土上连根拔掉。克格勃用“异己分子”一词形容这些少数民族。我以前从未听到过这个词。苏联领导人觉得这些少数民族心存不满，脑后有反骨。据安德罗波夫估计，这批人的人数高达850万。
“在眼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轻率地试图解决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同时打开所有阀门的话，人民发泄起不满来会势如雪崩，一发不可收拾。”安德罗波夫又解释道。安德罗波夫终于向我吐露了真言。苏联人在人权问题上顽固不肯让步的真正原因原来是害怕，害怕过去斯大林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异己的做法会激化苏联的民族矛盾。夏兰斯基于是不仅是苏联犹太人的象征，而且也会成为许许多多“异己”民族的象征。
今天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夏兰斯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然而当年安德罗波夫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他尤其没有任何必要对我撒谎。除了怀疑夏兰斯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外，安德罗波夫还有更重要的考虑。他如此坦率地谈到苏联隐含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