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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宣传的建设一个人道主义的和热爱和平的社会与现实的矛盾，我怎么竟然会丝毫没有察觉？我想那是因为我在苏联成长的经历使我成了半个俄国人，感情上同情俄国人渴望对无恶不作的德国复仇的愿望。我以为，局势恢复平静后，报复情绪会逐渐消失，从而在德俄之间建立一种谁也不谋求压倒对方的新关系。
回到德国后没几天，乌布利希…一接见了我们，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各自在苏联占领区内的工作职责。我被分配到柏林广播电台当编辑。广播电台设在英国占领区内的一栋大楼里，这里曾是戈培尔主持的帝国广播电台所在地，现在掌握在苏联人手里。开始我不想听从乌布利希的分配，因为我是学工程学出身，对宣传鼓动那一套所知甚少，虽然小时候在抵抗纳粹运动中曾接触过宣传工作。我问乌布利希，什么时候能让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学的学业。他不客气地说：“让你干啥就干啥。现在不是考虑造飞机的时候。”刚开始时心里一点儿没底儿，干起来后却发现对外采访和撰写外事评论其实极有意思（我的笔名是迈克尔·托姆斯）。我们的广播电台位于远离苏占区的英占区，因而成了刚刚揭开帷幕的冷战中的一个前哨阵地。远离位于东柏林的党的总部意味着我们可以相对独立地工作。不错，我手上是有一份乌布利希在莫斯科时写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小册子，里面强调了共同反对法西斯的任务。可当初除了这本小册子外，我再无其他的政治文件。
我经常见到乌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个叫“民主论坛”的节目里，乌布利希代表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是共产党，1946年在苏占区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讲了话。他尖厉的嗓音和浓重的萨克森口音严重地影响了播音效果。我当时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建议乌布利希以后让播音员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练练发音。他听后，脸上一红，面露不悦。我初出茅庐就犯如此大错，以后居然能在东德平步青云，实在出人意料。为了把节目办得更活泼引人，我们开设了听众问答专题，回答听众对当时一些忌讳问题的提问。比如，苏联关押的几十万德军战俘的命运如何？对纳粹下级官员是如何处理的？沿奥德一尼河划分的缩短了的德国新边界是怎么回事？奇怪的是，电台里负责监审节目的苏联军官并未禁止这类话题。麻烦的倒是如何对付他们要求没完没了地播放枯燥无味的讲话的指示。其中一篇是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一次冗长的发言。 这次讲话成为莫斯科与西方盟国关系恶化的先兆。由于这类乏味的节目，许多听众改听美占区内新成立的美战区广播电台。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比如，不能如实报道德国老百姓与苏联占领军之间的关系，或苏联红军在进军柏林途中肆意的强奸和抢掠。对战败的德国人的野蛮报复行为在德国，尤其在东普鲁土地区已属公开的秘密。我们和所有德国人一样为此感到震惊！我们觉得，德苏两国人民之间实现和解的惟一办法就是揭露所有战争罪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我们的想法大为光火，因为苏联红军中一些官兵的恶劣行为已使我们更难赢得民众的支持。我们只能把这些想法咽进肚子里。一些较有涵养的苏联军官私下也说，根本就不该容许这类暴行发生。纳粹曾用“俄国人”这个词煽动起原始的民族仇恨，如今，许多老百姓一听到这三个字又一次浑身发抖。
身为德国共产党人，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对这类暴行提出抗议。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入侵苏联时曾经大肆烧杀抢掠。作为一个德国人，对红军后来在德国的暴行进行谴责就似乎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了。况且，我们当中一些人当年被迫逃离希特勒魔爪下的德国。他们对甘当第三帝国走狗的本国同胞仍不无憎恨。第二，意识形态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有人曾问我，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成熟青年怎么会对周围发生的大量不快事件熟视无睹。事实上，当时我只是好奇地听人们议论这类暴行，一耳进一耳出，并未真往心里去。在战后复仇和猜疑盛行的混乱时期，不法行为比比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确保纳粹主义在德国永远不再死灰复燃。实际上，绝大多数听众来信最关心的也是肃清纳粹流毒，而不是在这一过程有人可能会受到伤害。
苏联占领军大规模逮捕前纳粹分子以及形形色色反斯大林分子时，数千名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被一网打尽。不无讽刺的是，其中有些人被送去劳改的地方不久前还是纳粹的集中营。我们对此所知甚少，听到一些也以为是西方的恶意宣传。例如，西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电讯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个代号叫K－5的警察机构在我住的那栋楼的地下室里审问并拷打犯人。对此，我矢口否认并指责该报不仅捏造拷打的事实，而且还杜撰出一个所谓K－5的机构。调到国家安全部后我才知道，确实有K－5这么一个机构，而且他们一直在那间地下室拷打犯人。
在我的一生中，对类似事件我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大而化小，要么为之辩解。这里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我的思维方式是在反法西斯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当时认为，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的手段。以后，听了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我的思想才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内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毫不怀疑，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的一边。基于这一信念，我们原谅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举行的装模作样的公审。今天，由于冷战初期形势的需要，我们也将对迫害躲过纳粹魔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视而不见。对个别人的案子，我曾尽力帮过忙。但这种事例极少。也许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不受某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坚信，共产党的这部国家机器永远也不会把枪口转向我……她的孩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父亲也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1945年，父亲甚至还写信给斯大林，抱怨说上面因为他是犹太人，不允许他回德国。当斯大林晚年臭名昭着的“医生阴谋案”又一次引发了苏联国内的反犹浪潮时，我和父亲均未受到触动。无论是战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证的年代里，还是战后的混乱时期，我都觉得不该妨碍正在同邪恶做斗争的我们这一方。
当然，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可怖罪行我当时就有所闻。任何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都在说谎。回首这段往事不会使我感到骄傲。我甚至同德国领导人谈过我的看法。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从未把共产党政权下的罪行和纳粹的罪行相提并论。如果有什么原因使我坚信永远也不可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话，那就是纽伦堡审判中所揭露出来的纳粹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
1945年9月，电台派我去报道纽伦堡审判。在此之前，我对纳粹德国情况的了解主要通过苏联的宣传机构。苏联的报道侧重德国共产党人的遭遇。通过从德国传来的有关我们亲属的消息，以及父亲在信中讲到的日后被称为大屠杀的种种先兆，我们对德国国内的情况也有所闻。尽管如此，我们很晚才意识到，屠杀犹太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的核心。纽伦堡审判仿佛一张手术台。解剖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台子上一览无余。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杀的全貌。
身为犹太人，跟纳粹时代的显赫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栗。纽伦堡从前有“德国的首饰盒”之称。如今却永远同种族主义的法律联结在一起。几百万犹太人沦为这些法律的牺牲品。徘徊在纽伦堡的废墟之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共产党人和其他反纳粹力量面对这场大屠杀表现得多么软弱无力！我暗自发誓，决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在德国的土地上重演！
出于这一原因，战败后的德国人对苏联占领军抱有的敌对态度很令我气愤。在给父母的信中，我不无幼稚地说：“人们总是牢骚不断，好像苏联红军帮他们是应该的。他们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给德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也认识不到现在有一个新生的机会。”
1948年，三个西方盟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了货币改革后将三个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旋即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为了与此对抗，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人们纷纷举着火炬游行，到处是群众集会，高唱爱国歌曲。在一些更为敏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颇有点像过去纳粹政权下的游行集会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却把这看做是德俄关系史上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此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召见了我，通知选派我从事加强这一纽带的工作。我将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东德大使馆任参赞。为了就任这一职务，我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又一次正式成为德国人。1949年11月3日，我们一家抵达莫斯科。
从战后百孔千疮的柏林转到莫斯科大使馆从事舒适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为改观。我们一家在莫斯科过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确实是一家。1946年我报道纽伦堡审判时，我的第一个孩子，一个金发灰眼睛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叫迈克尔。1949年又添了一个女儿，叫塔季扬娜。埃米很讨厌使馆里钩心斗角的事，借此机会潜心研究起俄国并着手准备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论文。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任首席参赞时，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时隔多年，这次经历仍然令我难忘。当我们这些同龄人谈起当年的理想时，总难完全摆脱斯大林的影子，似乎有什么东西已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是当年红场上群情沸腾的游行场面，还是如今已无处寻觅而当年却无所不在的斯大林的形象？这一切曾使他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事实上，不管我怎么设法用成人的头脑冷静看待他所犯下的罪行，仍无法完全摆脱他给我带来的这种神秘的感觉。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将始终提醒我，一个独裁者的个人魅力可以对人们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他的邪恶暴露之后依然不减。
在驻苏使馆的短暂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0年2月为来访的毛泽东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招待会。当时，我正背对着正门人口处。突然大厅里鸦雀无声。我转过身，看到约瑟夫·斯大林站在距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身穿人们熟悉的制服，领子竖着。胸前没有佩戴任何勋章或奖章。我真没想到他这么矮胖，秃顶闪闪发光，同电影和画像中的伟大领袖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我先是感到失望，随后又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