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尧、舜之道很难企及吧？”神宗道。
“一点不困难。”王安石态度严肃地摇头道：“尧、舜之道至为简明，绝不难仿效。这个道极得要领，而且容易至极。末世学者由于无知，因而把他们推到遥不可及的高处。”
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有《贞观政要》一书记录他与臣下问答政治而广为人知。但尧、舜由于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无人确实知悉他们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臣过去在地方时，深深感觉如此下去，我国一定会陷入僵局。此际最重要的是变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尧、舜之心，但却要以务实态度将事情一一处理，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惧，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
神宗表情恍惚地听着王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尧、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为重的思想。
从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议的“均输法”和“青苗法”陆续付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晋升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坐上宰相宝座。神宗对他的信赖程度由此可以窥见。
相对于此，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移至地方专心完成《资治通鉴》。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农民”为目的，换言之，在于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为主要骨干。
青苗法不外乎是国家以低利对农民融资。收割期过后开始种苗时，大部分农民都闹穷，为了要吃饭，连存下来准备作为种苗用的稻谷都早已卖掉，这是当时一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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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开张（3）
知道贫农急需资金的地主或豪族，于青黄不接时期贷予他们的款项，利息达六成至十成之高，届时无力偿还的贫农只有潜逃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国家税收当然也因此而减少。
政府依据青苗法贷予农民的款项，利息在两成以下，而且，偿还方法可以任选稻谷或现金，谷价涨高时，当然以现金偿还较为有利。
青苗法公布后，立刻涌起反对之声。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贷并不是一时的行为，而是他们的主要营业项目之一。政府举办低利贷款的结果，他们就丧失了高利贷这项利润颇高的生意机会。
出仕朝廷的高级官僚，几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们不赞成对自己带来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的事情。为了国政改革，他们可以同意王安石其余的新法，唯独青苗法例外，坚决反对实施此法——这是他们的见解。
司马光则从另外的观点表示反对。
“国家怎么可以做贷款业务呢？国家必须以道义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离尧、舜之道，但是向农民收取利息，不是背离此道吗？”
也就是说，他是站在道义观点表示反对的。
王安石对国家改造事宜怀有满腔热情，无论遭遇多大的反对声浪，他也决心贯彻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种“募役法”，亦被称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将农民依资产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的上等阶级——一等户和二等户——属富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有余裕的阶级，因此，国家常常派各项杂务让他们担任。这些杂务包括官员出差或旅行时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国家物资的运输、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务等，而政府对这些任务都不支付任何报酬。
这亦使农民的勤劳意愿低落许多。以押送犯人为例，倘若犯人于途中逃逸，负责押送的人要受处罚。此外，负责运输的物资若有遗失或破损等情事，亦得赔偿。故，人们都说：成为一等户的人，最后一定会破产。
被核定为一等户或二等户，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富农。耕作态度不积极的结果，生产力当然无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积了不少财富，也依旧住在原先的破旧房子，连修缮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级。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要一、二等户富农缴纳金钱，以免除被政府派遣担任杂役的规定。政府用这样的方法招募人员担任这类工作，因而称之为“募役法”。富农因缴纳金钱而免除被派令担任杂役，故此法又被叫做“免役法”。实施的结果，农民的勤劳意愿果然回升，人人愿意辛勤耕作，以便成为一等户，这当然使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
由于募役法使富农的负担减轻，所以没有像青苗法那样地受到反对。但还是有人以“删改祖法乃不孝之举”的道义观点，表示反对。删改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历代皇帝所推行的“法”，非子孙应有之举——这是这一派人士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些人虽然赞成推行新法改造国家，却因为对王安石持有反感，所以决心处处与他对立。
有些人则因为与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血亲或朋友关系，而加入反对新法阵营。反对新法的人被称为“旧法派”，两派的对立遂越演越炽烈。为了使国家恢复活力的改革方案，反而带来论争和对立，使国家丧失活力——时局一时有了这样的倾向。
宋都开封再度被包围。
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领军队进入开封，对钦宗奏道：“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于蜀地，大乱最后得以平定，唐遂恢复天下。尚望陛下避开金之乱，暂时移驾襄阳。陛下留于京师（开封），皇室有与国家俱灭之虞。尚请陛下三思。”
而钦宗却默然不语。缄默当然表示拒绝。
大宋帝国会就此灭亡，对钦宗而言是匪夷所思的事。他采纳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的进言，任命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下诏命他率领勤王义军赶回首都负责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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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开张（4）
“康王在磁州为士民所挽留乃天意。”胡唐老道。当时，身为亲王而在首都外的，只有康王一人。
只要死守首都，各地必有勤王义军崛起。——这是钦宗的想法。
但死守首都乃至难之事。
相对于宋的死守，金更是全力以赴。金在补给方面已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王云的“清野策”虽然颇受批评，但效果却奇大。金为了要早日解决开封而益显焦躁。
宋国将军郭京所率领的军队在首都郊外被金军击溃而逃散，金军遂乘势攻破宣化门，并且由该处进入开封城。
“什么？……宣化门被攻破了？……”
钦宗的声音立刻变成恸哭。恸哭后，他以悔恨的口气道：“都是因为没有采纳种师道的献策，所以落到这个地步……”种师道所献的策是袭击渡河中的金军，而钦宗当时没有准许如此做。
进入开封的金军，没有多久就退出城。退出的表面理由是以便进行和议，实际上是为了让士兵休息。
钦宗派遣尚书何文到金军军营。而金提出的要求是：请上皇出郊。
这是以高压态度要求徽宗出面。这个要求意味的是：皇帝不够资格作为谈判对象。
听到这个要求时，上皇徽宗大为错愕，由于过度忧虑而病倒。
“由朕去吧！”钦宗以悲壮的表情道。
金兵扎营在一个叫作青城的地方。
十一月辛酉日，钦宗到这个地方，住了两夜。皇帝被叫出首都，可以说是奇耻大辱。
希望宋向金投降。——金国将军粘没喝道。
叫出皇帝，可以说是一种仪式。金的意图在于通过这个行为，让包括皇帝在内的全体宋国军民知道金居于绝对优势的事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示威。
钦宗回到宫殿就掩面哭泣，“是宰相误了朕等父子”。
众宰相确实有不周之处，但也不能说皇帝完全没有责任。花石纲以及公田法等恶政，全都是宰相为迎合皇帝之意而想出来的花招，皇帝也准予付诸实施。因此，钦宗这么说等于是牢骚话。
金国使节进城，提出正式要求：
金 一千万锭
银 二千万锭
帛 一千万匹
首都开封没有这么多的金银，这一点前面已叙述过。金军提出这个要求，无异叫宋替他们进行掠夺。
宋被迫着手大事搜刮金银，靖康元年（1126年）就在一片肃杀气氛中结束。
靖康二年正月，皇帝下诏要“两河”（河南和河北）人民向金归降。而后，钦宗再度前赴金军军营。临行前，钦宗以太子为监国（皇帝代理人），可见他知道此去有不复返的可能。
钦宗果然没有返回开封。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率同太上皇后、诸妃、诸王、公主前赴金军军营。接着，皇后和太子也被命令前往金军军营。
至此，皇族全员已成为俘虏。
金废钦宗和徽宗为庶人。这无异使宋灭亡。
如前所述，宋国皇族中，只有康王赵构一人身在首都之外。他是由于奉命出使金而幸免于被俘的。
金对支配中原尚无自信。
太祖阿骨打创立政权后，很快就打倒辽，大帝国的形态因而已经建立。然而其内容连倨傲的太宗本身都不甚满意。其中最麻烦的一点是，成为帝国核心的女真族族人为数甚少。
拿围攻宋都的军队来说，其中的契丹族和汉族数目不少。一度向宋降伏的“常胜军”就是金的前锋部队。
直接统治，怎么说都是不可能的事。
欠缺行政官僚在金国政权内是最深刻的问题。要直接支配河南之地，非派遣干部官僚不可。“我们派不出人，没有这样的余力。”
太宗召集幕僚，与之商讨。
“光是支配辽的版图，已经使我们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
“那该如何是好呢？”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