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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楼鳞次栉比，不论气候和季节，不分昼夜地营业。至于酒，则为政府的专卖品。直接向政府购买酒的地方叫“正店”，分销处则称为“脚店”。酒楼除了可以叫酒菜外，并且置有妓女。开封最大的酒楼是在东华门外的“白矾楼”，后来改名为“丰乐楼”。此外“仁和店”和“宜城楼”亦甚有名。
在闹市瓦子有一个名气非常响亮，叫俞敬之的剪纸画名手。
“剪一个颜体‘富’字给我。”客人做此要求时，俞敬之会拿出一张黑纸，使用剪刀开始剪，片刻后，和颜真卿书写的“富”字一模一样的字体出现了，贴在白纸上的字形，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客人也可以要求他剪“王羲之的‘’字”之类的。由于是文化技艺，所以，他虽然是个艺人，却从不向客人讨好。他绝少和客人说话，只管默默地做自己的工作，王羲之的字体很快便在他的剪刀下被剪出来。
除了名家字体，各种图案他也会剪。
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车水马龙，每个人都生意兴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严格。以馆子为例，菜色不够理想，客人一下子就转到别家店去；卖艺的人也一样，表演不受欢迎就不会有人来看。且不说表演变差，一旦有本事更强的人出现时，客人立刻便被吸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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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昌隆记（3）
所以，这可以说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以剪纸画为例，由于有一个本事很强的少年出现，俞敬之的生意一下子就没落了。这个天才少年能在自己的衣袖里剪字画，而俞敬之则需要边看边剪。
在餐饮之类的生活文化以及各类艺事上，都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因此，一切发展得极为迅速。
从太祖到太宗约四十年期间，可以说是创造极为充实的宋体制的时期。
宋太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明君中的明君，理由完全在于出身于武门家庭的他，却毅然决然切断五代的武人政治这一点上。
唐末起，节度使开始掌握军事及行政权，并且割据各地，因而招来五代分裂的时代。为不使中国再分裂，非阻止军阀的产生不可。
实际上，这项预防政策为后周柴荣所创，他采取的方法是强化殿前军，也就是中央军。宋太祖继承这项政策，走上使节度使成为名誉职的方向，也就是尽可能地频频调动节度使，以避免在一个地方生根。另外一点是，将军事和行政分开，由中央派遣叫作“通判”的行政官主管政务。
在众多措施中，最为有效的一项是，将转运使派遣至地方。转运使是担任租税、盐税、酒税等工作的官员，过去的征税工作全归节度使担任，派遣转运使，无异是切断节度使的粮道。
如此一来，节度使便只是地方上的师长而已。不过，“节度使”这个官职还是很有分量，很有利用价值。
宋依然使用节度使这个官名，但实际上只用它作为对行将除役的军人临时性的酬庸。因此从财政方面来看，他们会割据之虞已不存在了。
这样的措施不是只见于节度使。宋并没有遽然废止唐朝以来的制度官职，而是使之暂存一段时期，再采取逐渐更改的方式。不勉强行事——概括言之，这是太祖和太宗在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军人出身的皇帝，戮力推广的却是文官政治。
经由考试起用官吏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当然也为唐所继承。但隋、唐还是相当重视门阀的时代，虽然寒门进士因此得以在官界发迹，但这些人往往成为门阀出身人士排斥的对象，处处遭受压抑，牛李党争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事例。
宋代采取的却是进士至上主义。一个人无论家世如何，除非科举及第成为进士，不然绝不可能在官界居高位。
宋代仍然有针对地对国家有功劳人员的子弟，不经考试即予起用的制度。但有把握考上进士的人还是会参加考试，因为这样对自己利多于弊。
“非进士者非上人”的风气，确实有其负面效果。但这个风气的确成为宋在确立文治主义上的一股极大的推动力。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无不鼓励子弟潜心读书。
北宋时代起，以理学为名对儒教哲学作深度研究之风甚为普遍，其理论已到了独树一帜的程度，南宋朱熹将之集大成为“朱子学”，对后世及日本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是使“武功”因素趋于淡化，“文治”主导时代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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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1）
《宋史》以“缔结兄弟关系”记载这件事情，而在辽这一切的记录却是“宋称辽之皇太后为婶母”，虽然两者所称实质上相同，在感觉上却有甚大差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实际上，宋太祖和太宗并没有轻视武功的意思。
武人——节度使——掌握过大的权力，以致割据各地，使国家分裂，这是他们引以为忧的。
以实现天下国家为目标的宋，还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大目标。这是国家至上的使命，为达到这个目标，当然非有强大的军事不可。
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也是继承自后周世宗柴荣的课题。
这项工作，柴荣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他从契丹夺回了瓦桥关、盆津关以南之地。
就契丹这一方来说这是领土失守，因此，他们也以收复失地作为目标。如前所述，契丹族政权有时候以“契丹”为国号，有时候则使用“辽”这个名称。为避免混淆，本书后面一律称之为“辽”。
“收复关南之地！”辽在这个口号之下频频发动军队，因而辽宋之间国境纷争迭起。
真正非局部性纷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于1004年展开，当时的辽国皇帝是被称为圣宗的耶律隆绪。他们使用“契丹”这个部族名称为国号，但元号则使用中国式名称，这一年是统和二十二年。
辽国发下“伐宋”诏书，圣宗亲自来到北京。在这个时期，辽称呼现在的北京为“南京”。
从辽所统治的地域来看，燕云十六州中的北京，的确是南部都城。
辽军大举南下。——这个消息撼动了宋国朝廷。
太祖和太宗作为指标的文治主义，此时已有过头的现象，尤其到了太宗时代，由于大量进士进入官界，节度使军官遇有缺额时，往往有以进士出身之文官补缺的事情。
这已和唐末、五代之武人政治迥然不同，成为文人政治的时代，因此，再也没有人想成为武将。由于军人毫无前途可言，所以这也是当然的趋势。目前的人才都以成为进士为目标，只有无路可走的人才投入军队。
宋立刻举行重臣会议。这是太宗三子赵恒即位后第八年的事情。这位皇帝即是真宗。这一年的元号则为景德元年。后来成为陶瓷中心地的景德镇，由于是在这个元号时设镇（守备队基地），因而得名——顺便附提于此。
“契丹族过惯游牧生活，擅长骑射，非常骁勇。其势锐不可当，因此，与之正面冲突，绝对不利。”参知政事王钦若如此奏道。
“那该如何是好呢？”真宗问道。
“他们的性格很容易起内讧，我们只好等待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此，大宋就可以不用损兵折将了。”
“等待他们发生内讧？他们过去的确时常发生内部纷争，可是，听说近来已变得稳定许多了。坐等他们不一定会发生的内部纷争，这样对吗？”
“卑职的意思并不是要坐等，而是设法离间他们。在辽国出仕的汉族官僚中，有人愿意倒戈，所以，使用离间之策，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在这个策略奏效之前，倘若敌人已攻到国都来，又该如何？”
“所以我们最好暂时迁都金陵（南京）。”
“你的意思是，建议我们逃？”
“并不是逃，而是暂时避开敌人，等到我们的离间政策奏效为止。”
“你们认为王钦若的意见如何？”真宗环视在座的群臣问道。
“启禀皇上——”名叫陈尧叟的重臣发言道，“从河南之地到金陵，在水陆两方面都有无数通路。在我们还没有逃避之前，辽军是很有可能攻到金陵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是好呢？”
“如果只是暂时性的避难，卑职认为成都远较金陵理想。蜀地之难攻不必卑职多言，相信皇上也很清楚才对。”
陈尧叟对避战之事并不反对，他只是认为以蜀之成都作为避敌之地，较长江之金陵更为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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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2）
“这算什么计策！”有人大声喊出这句话来。
众人目光移往那边，露出面面相觑的表情，又是他……
原来，说这句话的是宰相寇准。他从小就被誉为神童，但由于个性刚直，不知妥协，所以过去曾多次与同僚或上司发生过冲突。太宗末年时，他甚至有过与皇帝意见对立之事。
这个人实在难缠。——太宗因而把他调为地方官。
寇准是于真宗即位后才又被调回中央的。
“做这些建言的人应该处斩才对！”寇准的发言可谓相当极端。
“你说话要有分寸。”即位时在秘密仪式之下读过石刻遗训的真宗，如此谴责寇准。绝不可因言论而处死家臣——这是太祖遗训。
“倘若辽有南下之举，我大宋理应北上，此外还有什么计策可言！陛下神武而将臣协和，此际陛下应该亲自率军，挥师迎战，有这等决心才能吓退敌军！”寇准滔滔不绝地说出他的见解来。
“有没有人反对寇准的意见呢？”真宗再度逐一望着群臣的脸问道。
没有一个人发言。
“寇准，继续说下去。”真宗命令道。
“暂时避开敌人，迁都至金陵或成都，这成何体统！自从石贼将燕云十六州献辽以来，已近七十年。这期间，中原叫喊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声从未间断过，而失地经过七十年却从未能收回，收复失地之难，由此可见。倘若此时迁都金陵或成都，无异将开封拱手让给辽国，我们不是要因而今后得再叫喊收复开封几十年……不，几百年之久吗？做迁都之议者必须处斩，这是微臣如此发言的理由！”这确是句句使人猛然内省的肺腑之言。
“有没有人要表示反对意见？”真宗特别问道。结果还是无人发言。
“好，那我们就以寇准的意见作为结论吧，朕决定亲征，朕要为皇考（指父帝太宗）雪耻！”真宗以毅然的口吻道。
太宗于攻打燕时，曾经有过为辽国援军所破而退却之事，然而当时由于成功地讨灭北汉，所以那一次的败战遂未被人们注意到。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一次极大的“国耻”，而仇敌正是辽！
所谓“石贼将燕云十六州献辽”，指的是后晋高祖的石敬瑭，因对后唐叛变而被攻打时，为了向契丹央求援军而付出的代价，那是公元936年之事，算来已将近七十年。
宋动员大军，进军至澶州后，渡过黄河。
“万岁！万岁！”“万万岁！”宋军涌起如雷般的欢呼声，将兵因皇帝御驾亲征而亢奋，其士气之高昂，由远处就可察觉得到。
宋皇帝亲征，对辽而言是一个意外事件。
实际上，此际辽并无意思真正要和宋打仗，因为他们所号称的二十万大军，事实上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