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笔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是象征翻译家——因为作者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所译的大都是十八、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作品，当时法国作家是用羽毛笔写作的；二是象征家书——鸡毛信。
哦，那支羽毛笔，仿佛飘飘欲飞，在蓝色的大海上空飞翔、飞翔……
这本家书集，就是《傅雷家书》。
封面的设计者是著名画家、曾经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工艺美术家庞薰琹，傅雷的好友。
傅雷，他把毕生的时间，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共约五百万言。他把手中的笔，化为一座架在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这座文学桥梁，永存于人世。
至于《傅雷家书》，却是傅雷生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出版的书。然而，如今傅雷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傅雷家书》。《傅雷家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傅雷的译著。
为什么一本家书集，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生于艰难，死于危世。傅雷的一生，历处逆境。他的这些家书，在写作时只是与儿子作纸上倾谈，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它是傅雷思想的真实流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纯真的心灵。《傅雷家书》的巨大魅力，正是在于傅雷高尚的人格力量。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可以说是傅雷品格的生动写照。他非常喜欢这两句诗。 这是《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原作全文是：
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
原意是说，人的生命不满百岁，可是常常为身后的事忧愁不已。既然人生短暂，又昼短夜长，何不持烛夜游，及时行乐呢？原诗的意思是消极的、颓废的。
但是，傅雷先生截取了前两句，含义就大不相同。1963年7月22日，他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二语可为你我写照。”
1985年5月27日，我在上海采访傅聪时，他说，他的父亲傅雷最喜欢这两句诗，作为座右铭。他的父亲的特点就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傅聪说，父亲总是忧国忧民，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担忧。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得很深的人，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
傅聪记得，在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被极右派刺死，消息传来，父亲傅雷悲愤交集，三天吃不好饭……正因为父亲傅雷“常怀千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常处于痛苦之中。
傅聪还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五四”一代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理解为“有知识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应当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总是命运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等。他们总是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做“顺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写《傅雷画传》（2）
《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忧国之书，忧民之书。尽管傅雷受极左路线*，不得不终日蜗居，与世隔绝，但是他的心是博大无涯的，紧紧地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哀乐相连。
傅聪说，透过父亲写给他的那么多家书，足以看出父亲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充满父爱的人。《家书》谈的是做人的原则、艺术的修养。父亲既热情，又细致，细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么都替你想到了。傅聪坦率地说，有优点必然有缺点，他以为父亲过于严格、慎微。他大笑道，幸亏他一半像父亲，另一半像母亲，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宽容、乐天的品格。
我曾说，我作为上海作家，向来很忌讳写上海作家。傅雷与戴厚英是两个例外。傅雷与戴厚英都是命运乖戾、受尽“左”的压迫而死于非命的上海作家。我多次采访戴厚英本人，为戴厚英写下了纪实长篇《非命》。
我关注傅雷，最初是从关注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国音乐界的“两聪”——马思聪和傅聪。这两“聪”都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我为内心痛楚、客死美国的马思聪先生写下了纪实长篇《风雨琴声——马思聪传》。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昭雪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导，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导，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关注。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在1980年发表于《福建文学》杂志。
我采访了傅聪，又采访了傅敏。我的视线转向他们的父亲傅雷。我采访的范围逐步扩大，内中包括傅雷夫人哥哥朱人秀、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梅月英（荷娣），傅雷夫人侄女朱佛容；傅雷的许多好友：著名作家柯灵、楼适夷，数学家雷垣教授，翻译家周煦良教授，声学家林俊卿教授，音乐家丁善德教授，小提琴家毛楚恩教授，翻译家严大椿教授，法学家裘劭恒教授，傅雷干女儿、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傅聪的好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中央音乐学院周广仁教授，钢琴家史大正，上海音乐学院吴乐懿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铎教授……
1983年9月，文化部外事局俞慧钧女士给我很大帮助，给我看了*中央总书记*对傅聪问题的批示的影印件以及有关文件。
我的采访逐步深入：
“挖”出了那位冒死保存傅雷夫妇骨灰、感人至深的江小燕；
在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查到傅雷死亡档案，采访了有关公安人员，首次揭开傅雷之死的真相。
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我写出关于傅雷、傅聪、傅敏的三篇报告文学，写出了《傅雷一家》一书，于1986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叶永烈自选集》，选入《傅雷与傅聪》一书。
楼适夷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经建议我写长篇《傅雷传》。我原本也准备写，所以对傅雷亲友作了广泛的采访。然而，后来我忙于“红色三部曲”、《“四人帮”兴衰》、《反右派始末》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创作，也就把《傅雷传》的写作搁下来了。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读图时代”到来了。读者喜爱图文并茂或者以图为主的书。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写《傅雷画传》，由于我曾经为写作长篇《傅雷传》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很顺利就完成了《傅雷画传》，于2005年出版。
画传，是人物传记中的新品种。通常的人物传记是以文字为主，厚厚的几十万字，在书前插几幅照片；通常的人物画册以图片为主，图片多达几百幅，每幅图片配以一、两行说明词。前者内容丰富，但是文字太多，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后者图片虽多，但是内容显得单薄。画传则介乎两者之间，既有相当深度的内容，又有形象丰富的图片。可以说，画传的特色就是图文并茂。
傅雷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屈的代表，也是多灾多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傅雷画传》浓缩了傅雷这样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左”的苦难以及坚强的抗争，歌颂了他们的正直、勤奋以及浓浓的亲情。
傅敏先生提供许多珍贵图片并非常仔细审阅全书，写出长达十五页的审稿意见，使《傅雷画传》许多史实上的出入得以逐一改正。
《“四人帮”兴亡》后面的小故事（1）
2008年岁末，从北京传来好消息：经过七年的艰难报审，我的182万字、1500页的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上、中、下卷）获得*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长卷在2009年1月7日开幕的北京书市上一亮相，便引起广泛关注。
《“四人帮”兴亡》是我经过二十多年采访、写作、修改才终于完成的，书背后的故事一大串。在众多的被采访者之中，秦桂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不是名人，连大字也不识几个。用这样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她的一生：解放前做保姆，解放后是幼儿园的保育员。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阿桂。
我好不容易打听到她的住处。1986年7月，我在上海南京路的一条弄堂里，第一次走进她家。她孤身一人独住。听我说明来意之后，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一定要经过党支部批准，她才能接受采访——尽管她并不是*党员。
无奈，我只得到上海作家协会开了采访介绍信，再到她所在的幼儿园请党支部书记在介绍信上批了“同意采访”四个字，然后再到她家。虽说她不识字，见了介绍信上的红色公章，见到介绍信上那四个字——她认得党支部书记的笔迹，这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七十一岁的她头发已经银灰色，齐耳直梳，一双大眼睛仍显得炯炯有神。她用带着常州口音的上海话跟我聊着，思维清晰，谈话颇有条理，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我被她的自述所震撼。她的坎坷身世，使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感。从那以后，我有空，就和妻一起去看望这位孤独而历尽苦难的老人。我们总是喊她“秦阿姨”。她也把我们当成亲人一般，无话不说。我向日本NHK电视台介绍了她，带着哇啦哇啦讲日语的朋友为她录像——当然，她事先托我向党支部请示过。我们的友情一直保持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在2001年4月19日凌晨二时病逝，终年八十七岁。我在龙华殡仪馆为她送行。
本来，她是一生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然而，在她二十一岁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与她同龄的“蓝小姐”，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使她的命运跌宕起伏，使她的经历变得“非常”……
这位“蓝小姐”，便是当年上海滩的影剧明星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秦桂贞常常被人说成是“江青的保姆”。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开始就澄清这一似是而非的讹传：“蓝小姐当时哪里有钱雇保姆？我是她当时所租的房子的二房东家的保姆。我跟蓝小姐都属虎，生于1914年。她叫我阿桂，我叫她蓝小姐，由于同龄的缘故，我们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秦桂贞告诉我，她当年受雇于上海环龙路许家。环龙路，也就是今日南昌路。
我和妻用车接她到上海环龙路，去寻找许家当年的住处——当然，也就是蓝小姐当年的住处。我们一起来到了当年的“上海别墅”。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弄堂口那“上海别墅”四个字依然刻在那里。她拄着拐杖，旧地重游，不胜感慨。尽管多年未曾来此，她依然熟门熟路，带着我们来到弄堂底的一座三层楼房。那房子仍保持原貌，如今住着许多户居民。
《“四人帮”兴亡》后面的小故事（2）
她来到底楼的灶间，告诉我说，她那时候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