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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通常都在城市周边。在飞机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往往是“鸟瞰”一座城市的最好时机。从飞机上拍摄城市，“站得高，看得远”，会给人一种宏观的、全景式、“高屋建瓴”般的观感。我在美国拍摄的许多航摄照片之中，“佳评如潮”的一张是从空中俯摄旧金山：湛蓝的旧金山海湾上，横跨着长长的海湾大桥，而画面的左侧则是与海湾大桥相连的高楼林立的旧金山市中心。最为巧妙的是，旧金山闹市的高楼群非常清晰，而画面的左上角是一片薄薄的白云，遮住了一部分市区，使旧金山有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这张照片使久住旧金山的朋友都感到新鲜，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视觉冲击，就是因为“居高临下”的缘故。
从空中看洛杉矶，像一个平摊在那里的硕大无朋的大饼。洛杉矶的特点就是“大”和“平”。其实，“大”是“平”所造成的，因为洛杉矶多地震，所以这里的居民住房大都是木结构的平房，所以占地面积很大，因此城市面积就很大。用房地产业的专业名词来说，这里房屋的“容积率很低”。只有在洛杉矶市中心，才见到“一小撮”高楼。从空中俯瞰纽约，郊区也大都是一、两层的房子，然而曼哈顿岛上摩天大厦高度密集，看上去像筷子笼里的大把筷子似的。飞机从市区盘旋到大西洋，可以看见纽约有许多湛蓝的海湾。
从空中看莫斯科是绿色的。树林连着草地，草地连着树林，莫斯科的绿化很不错的。在这一片浓绿之中，掩映着红色、蓝色、白色的屋顶。
从空中看悉尼，则是一片蓝色。海洋包围着这座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大多数悉尼房屋也是低矮的，红色的屋顶被房屋的前后花园簇拥着。
从空中看台北，市中心是密密麻麻、摩肩接踵的高楼。即将到达松山机场时，我清晰地拍到了台北圆山饭店那红色大楼。圆山饭店被誉为台北的地标，名不虚传，因为鲜红的圆山饭店坐落在浓绿色的山头，非常醒目。
我飞往日本大阪的时候，见到了宽广的灰蓝色的大阪湾，见到正在海面航行的万吨巨轮。我正准备从空中拍摄大阪关西国际机场的时候，在一片波涛之中突然出现一大片陆地，我赶紧摁下快门。没想到，刚拍了两张，客机一震，前轮已经着陆了。通常，飞机在海滨的机场着陆，总有一段“过渡”：机翼下先是出现陆地，飞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才出现机场。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则是从海洋一下子“跳到”机场，因为这个机场是硕大的长方形的人工岛，是填海建成的，所以机场处于海洋的包围之中。
在飞机即将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时，我多次从空中拍到了上海西郊漂亮的别墅群。我在上海讲座，大屏幕上放映那些别墅群航摄照片时，观众席里传出唏嘘声。不言而喻，尽管许多听众是“老上海”，即便到了西郊，见到的也只是一幢幢平视的别墅，见不到如此高密度的俯视的别墅群。
我的纪实摄影作品集，其实也就是我的纪实文学的另一种形式，即以视觉艺术展现生活。在当今大量的以风光摄影为主的旅游图书中，我的另类的纪实摄影作品集显得与众不同。我以纪实文学作家的视角，展现社会风貌，表现百姓生活，浓缩历史风云，记录时代脚印。我更在意的是画面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内涵。我曾经先后出版了多部以照片为主的书，如《镜头看世界》、《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欧洲》、《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台湾》等。
我愿通过我的镜头，使广大读者走近现实，走进现实。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1）
喜欢收藏的我，在书房里还保存了许多电影废胶片。那是我当电影导演的时候，三天两头要剪辑影片。电影，每秒钟拍摄24张画面。一个一、两分钟的镜头，要用掉很长的一段胶片。按照规定，每个镜头的头尾都必须剪掉，这些剪下来的就成了废胶片。在剪辑车间，这种废胶片很多，每隔半个月左右，就要烧掉一批。我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如果画面有保存价值，就把剪下来的废胶片保存下来。
我保存这些废胶片，原本只是作为从事电影工作的纪念。没想到，在2003年10月，我竟然用废胶片编成了一本新书《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事情要从2003年8月10日说起。那天，两位不速之客从香港来到上海我家。他们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影师，前来采访。
平日，我家也常是记者们光顾的所在。记者们前来采访，要么要我谈文学创作的体会和见解，要么要我谈最近出版的纪实文学新书。然而，这一回香港电视记者采访的话题却与众不同，他们要我谈当年是如何进入“禁区”——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的。他们说，办理前往那里采访的申请，已经快一年了，至今没有下文。不仅是他们无法进入那神秘的“禁区”，就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当时也同样未能获准。据报道，“那里有重兵把守。如果有人企图偷看或拍照，警卫会‘很客气地’地请他们立即离开。”
香港媒体向来有一根敏感的神经。他们得知，中国即将在2003年10月发射载人飞船，便追踪这一新闻。我曾经在二十四年前的1979年4月，在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采访了将近半个月，拍摄了电影《载人航天》。我的特殊的经历，引起了香港记者的注意。他们要我谈在“禁区”内见闻。
结束谈话之后，他们极想一睹电影《载人航天》。
我告诉他们，影片完成双片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原因，没有公映，被“雪藏”了。
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仍然企望能够看到我在1979年拍摄的电影《载人航天》。他们在回到香港之后，几次来电询问电影《载人航天》的下落。他们很希望在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上天之际，能够在香港公映这部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影片。我被他们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载人航天》是我离开电影制片厂所编导的最后一部影片。我一直为这部影片没有得以公映而抱憾多年。
于是，我打了许多电话，追寻《载人航天》双片的下落，追寻《载人航天》底片的下落。由于当时主管载人航天工作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已经撤消，当年经手《载人航天》双片的第七机械工业部有关人员不知去向，无法查找《载人航天》双片。后来曾经听说可能保存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保密片库，我托人去查找，也未能找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2）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查找《载人航天》底片。电影底片是“老母鸡”。如果找到底片，即便没有《载人航天》双片，我也可以用底片印一份正片，然后重操导演旧业，重上电影剪辑台，剪出一部《载人航天》影片。我也可以重配影片解说词和音乐，完成一部《载人航天》双片，然后套底，迅速印制出大批《载人航天》电影拷贝。
《载人航天》的底片保存在上海电影技术厂。我向上海电影技术厂查问底片的下落。他们明确答复，在底片记录本上，已经查不到《载人航天》（当时片名叫《空间技术》）。按照上海电影技术厂的规定，一部电影如果在十年之内没有套底出片，他们就会把全部底片销毁，不然底片仓库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底片。上海电影技术厂的答复，使我深感痛心。《载人航天》的底片被销毁，意味着当年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意味着一部记录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珍贵影片被无情地抹掉！
在万般无奈之际，我记起，当年我在修剪电影《载人航天》时，曾经把剪下的废片保存起来。我赶紧打开书房里储存废胶片的铁箱。上海每年都有多雨的黄梅天，经历了二十四春秋，那些废胶片会不会发霉呢？由于我在箱子里面放了干燥剂，所有的废胶片都安然无恙！
我找出电影《载人航天》的废胶片，发现主要的镜头差不多都有。其中包括：1965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内中有当年如何训练小狗适应太空环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装、小狗的上天和归来。还有“重头戏”——1979年中国训练航天员的种种场景，如震动椅、离心机训练，模拟舱训练，种种太空食品等等。
面对如此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画面，我决心编选一本以图片为主、讲述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图书，以“焦点新闻，独家报道”为特色，书名定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为了使读者对于世界载人航天的发展历史也有所了解，我从书房的“摄影仓库”里又找出自己在国外拍摄的许多照片，内中包括美国华盛顿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许多照片，美国旧金山“黄蜂号”航空母舰上阿波罗登月飞船回收舱照片（当年美国宇航员在登月之后乘飞船返回地球，溅落在太平洋，是由“黄蜂号”航空母舰承担救援任务），俄罗斯莫斯科宇宙火箭纪念碑照片，当年苏联的“暴风雨”号航天飞机照片……
我花费二十来天的时间，写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并配好大量了历史珍贵图片。上海科普出版社当即把这本书列为重点书，以最快的速度排印，赶在2003年10月中国第一位“太空人”上天时出版。
我亲自带书稿前往北京，完成了报审手续。2003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从太空归来之际，这部用废胶片编成的新著——《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也与读者见面了。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3）
10月17日，中国新闻社也从北京发出的电讯，介绍新书《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当人们为中国第一“太空人”杨利伟的成功返回而欢呼时，当他所属团队一共十四名宇航员被此间部分媒体称为“中国首批宇航员”时，今天发行的一本名为《飞天梦》的书，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中国首批宇航员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诞生。
一向自称“旧闻记者”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另辟蹊径，以《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为题，同时配合四百多张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航天史，从而成为独家报道。
他在书中披露，“早在1971年5月，中国宇航筹备组就已成立，着手选拔宇航员，计划在1973年年底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当时，选拔宇航员的工作严格保密，以‘体检’的名义进行，从上千名歼击机飞行员之中，选拔出了十九名宇航员。”“然而就在中国载人航天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当年的‘九一三’事件，使空军成为‘批林运动’的重点。中国宇航员的选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发射‘曙光一号’飞船的计划也因此搁浅。”
另一耐人寻味的情节是：有如前苏联先于载人航天把小狗送上飞船，中国也曾于一九六五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书中二十多幅彩色照片记录了当年如何训练小狗适应太空环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装、小狗的上天和归来。
叶永烈在接受记者电话专访时说，二十四年前他受命担任影片《向宇宙进军》的编导，这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分为三辑，即《飞出地球去》、《卫星的应用》和《载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