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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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沉思- 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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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房。此后,我在2000年2月28日我再度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的嘉宾,不过那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棚里拍摄的。

媒体频频光临(3)
1995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离开不久的10月,日本NHK的摄制组来到我的“新工房”里的书房。他们前来采访,是要我谈江青。
  NHK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日本NHK电视台的摄制组,一行四人,即导播、翻译、摄影、摄影助理。翻译邱英哲先生是台湾人,在日本生活了20来年,已经加入日本籍,日本名字为“朝丘英哲”。他曾多次来中国大陆。摄影佐佐木真司先生也曾来过中国。不过,导播大龙裕史先生和摄影助理汤浅拓史先生,却是头一回来中国。
  到了我的书房之后,导播讲明意图,摄影助理迅速架好摄像机,摄影师进行拍摄,配合非常默契。然而,邱先生却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分别来自三个公司,这一回还是头一次合作。
  在中国,电视采访往往是由节目主持人与被采访者交谈,而日本电视台这一回不用节目主持人,只是让翻译坐在摄像机前,向被采访者提问。这样,在画面上,只出现被采访者,我觉得太呆板。拍摄时,由导播提出问题,翻译译成汉语,而在被采访者作了答复之后,又由翻译译成日语,导播听后,再提出问题……这样来回翻译,所以拍摄工作时间就不能不很长。他们录下全部谈话。在翻译译出被采访者的话时,不仅导播作边听边作记录,而且那位摄影助理也在作详细记录。看得出,摄影助理也兼做导播助理的工作。这样一个顶俩,可以节省人员,节省费用。 
  导播大龙先生长着络腮胡子,不苟言笑。他是属于那种喜欢“现场发挥”的导演。到了现场,按照剧本原本只拍两个镜头的,他往往要加这个,加那个,起码要拍五六个以至七八个镜头。这样“加码”,也就使工作量陡增,工作时间拉长,而摄制组成员对此毫无怨言。大龙很认真,他一说“要星星”,我就知道他要向我提问了。在日语中,叶先生的发音是“要星星”。我不断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喜欢盘根究底。直到我的回答使他满意,他这才向“要星星”表示谢意。他在我家采访时,我本来以为拍摄几分钟就完事,谁知他连珠炮似的问“要星星”,竟拍摄了四小时之久。拍完了,已是下午一时,大家正准备吃午饭,大龙却领着摄影师到我家附近的菜场去了,在那里拍摄——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菜场跟日本完全不同,于是,要求摄影师拍些镜头作为资料。他们忙着拍塑料盆里游着的基围虾,拍鹌鹑蛋,拍关在铁丝笼里的鸽子,拍甲鱼…… 
  日本电视台又一次光临“沉思斋”,又是要我谈江青。那是在2008年9月4日。日本电视台在日本是仅次于NHK的电视台。
  日本人很守时。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事先在电话中约好在上午九时到我家拍摄,8:50门铃就响了。一进门,仅仅是因为早到十分钟,就连声说抱歉,来早了。因为他们担心堵车,提前出发,提早到达,还特地在我家楼下等了一会儿。
  这一回,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显得有点庞大,开了两辆商务车,来了十多个人。幸亏我家的客厅很大,一个学校曾经来了一个班级的学生以及老师、家长,也能容纳,所以十来个人不在话下。
  最初,在2008年8月4日,吴惠琳小姐从东京给我来电,说是日本电视台要拍摄专题节目《江青》。接着,则是翻译张晓黎先生跟我不断联络。
  首先进门的是编导友利荣太郎和翻译张晓黎。他俩在8月25日曾经来访,打前站。当时,他们手中拿着我不久前在香港出版的《江青画传》一书。编导友利荣太郎先生很认真地向我提出关于江青的种种问题。回到东京之后,友利荣太郎先生写成专题片《江青》采访提纲,请张晓黎先生译成中文,用电子邮件发给我。
  这一回,友利荣太郎带领全组人马前来。他向我介绍了节目主持人草野满代(KUSANO  MITSUYO)小姐。她原本是理科出身,毕业于日本津田塾大学学艺系数学科,毕业之后却进入日本放送协会(NHK),从1991年起担任东京播音室“NHK早晨综合节目”主持人。此后,进入日本电视台担任节目主持人。此外,一起来访的还有制片人渡边满子、太田由贵、翻译吴惠琳以及摄影师、照明人员等。
  友利荣太郎先生以为在书房里拍摄比较合适,可以体现作家的特色。趁着摄影和照明在书房布光的时候,友利荣太郎先生把我的《江青传》、《江青画传》等书从书柜里取出,放在电脑桌子上。接着,让我侧身坐在电脑桌前,而节目主持人草野满代则坐在我的对面。我穿白色短袖衬衫,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而草野满代小姐则穿了一件绛红和灰色相间的碎花上衣,细细一看,那不是碎花,竟然是一个个元宝图案。
  草野满代小姐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节目主持人。她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江青,因此她的提问的切入点跟国内媒体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发现,她着重于江青作为一个女人的奋斗历程,着重于从毛泽东与江青的夫妇感情来看江青,很少提到跟江青有关的*。我的谈话,也就从诸多细节说起,便于日本普通观众接受,这样的讲述使草野满代小姐深感满意,不住地点头。张晓黎先生担任现场翻译。他很仔细作速记,然后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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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动的读者(1)
1984年11月,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的汉学博士邓城(Charlotte Dunsing)小姐来看我。她曾经把我的作品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在闲聊之中,她说起在北京会见钱钟书的印象。
  她一到北京,无论如何,要求见一见钱钟书。她曾经把钱钟书的《围城》译成德文。钱钟书答应了。
  钱钟书是一个很幽默的学者。当她来到钱钟书家中,他说道:“现在,许多青年读者看了我的小说《围城》,一定要看一看我是什么模样的。其实,你吃了鸡蛋,何必一定要看母鸡呢?”
  邓城博士一听,也幽默地说:“这么说,我今天是来看‘母鸡’!”
  两人相视大笑。笑罢,钱教授才正色道:“你研究过我的作品,翻译过我的书,倒是值得来看一看‘母鸡’,跟‘母鸡’聊一聊!” 
  邓城博士所讲的这则趣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以文会友,来到我的书房的,除了媒体记者之外,最多的当然是天南地北各出版社的编辑。在全国,除了西藏、贵州、海南和澳门我没有出过书之外,其他各省、自治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还有香港、台湾地区,都出版过我的书。
  我与读者的广泛接触,是在各地签名售书的场合。但是,也有的读者吃了“蛋”之后,非要到我的书房里看“母鸡”。
  我曾经说,“我不在乎是否拥有千千万万财产,我很在乎是否拥有千千万万读者。”作家是为千千万万读者服务的。我的书房,跟广大读者紧相连。妻在一篇短文中,记述三位最近来访的令人难忘的读者:
  2008年3 月18日下午,烈正在书房里工作,突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位从武汉赶来的白发苍苍的老年读者,想见你一面,不知是否可以。虽然很忙,烈想到是一位年老的读者,也就答应了。
  大约过了二十几分钟,门铃响起来了,我开门一看,眼前站着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他急切地问:“叶先生在家吗?”我说在。正说着,烈已从楼上书房下来,知道他就是上海作家协会介绍过来的那位从武汉赶来的读者,便请他进屋里坐。
  他一进屋,就说自己是在叶先生来武汉签名售书时见过一面的读者,曾经看过好多好多叶先生写的书。这次来上海,很想再见叶先生一面。我们请他坐下,慢慢聊。谁知他刚坐下,我给他的茶也刚沏好,他就连忙站起来告辞。我们请他喝完茶再走,别急。他却说:“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见一见叶先生,看见他身体不错,与在武汉见到时没什么两样,心里就很高兴了。我今年已七十八高龄了,以后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叶先生很难说了,这次见上一面,我的愿望达到了,也就没有遗憾了。叶先生写作很忙,我不能再打扰了。” 。。

令人感动的读者(2)
眼望着这位来自武汉的白发长者,对老叶这么关心,这么热情,我们深深地被感动了。烈说,请你稍等,我送书给你。他一听送书给他,马上快乐地说:“那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也实在不好意思。”于是烈上楼去取书,我便请他喝茶。他便说起自己是喜欢叶先生的作品,凡是在武汉的书店里看见叶先生的书,他总是马上买下。
  正说着,烈已经把书送到他的跟前。他连声道谢,便信步离开我们家。从进屋到离开,大约只有五分钟光景。
  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从武汉来到上海,找到上海作家协会又找到我们家,前后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可是仅见上一面就满意地匆匆告辞。他的这种对书的热爱、对作家的热爱,使我难以忘怀。
  2009年2月12日上午,我们正准备要在下午二时去上海银河宾馆看望安徽来沪的朋友,突然接到一位叫楼乘震的老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今天下午要到我们家,请烈帮忙在书上签一下名。烈就说,那你在中午来吧。楼先生听罢,快乐地说:好!好!
  下午一点刚敲过,门铃就响起来了,我一开门见是楼先生来了,马上请他进屋。只见他吃力地拖着沉重的箱子走进来,我以为他可能要出差吧,所以拖着那么重的箱子。不久前曾听说他脚不好,所以一进门烈就问:“你的脚好些吗?”他说,“脚已经好多了。可是两只眼睛因为严重的糖尿病缘故,几近失明了,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说着,他吃力地往前迈了几步,我们便扶他进来坐下。他原本是位资深的记者,很喜欢看书又很健谈。一坐下来就跟烈滔滔不绝地聊起书来。聊着,聊着,烈一看时间不对,已经快两点钟了,我们跟朋友约好,必须两点半到达那里。于是,只好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们马上要出去。”这时,他也才恍然大悟,马上收起话题,说:“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你签名的,怎么一说起话来竟把主题忘了。”于是,他打开箱子,里面满满的全是他买的烈的书,有几十本。我一一帮他把书拿出来,烈则一本本认真地签好字。然后,我又帮他把书装回箱子里。
  因为时间紧,我们就和他一起出去。我见他双脚不很利索,眼睛又不好,就要帮他拿箱子,他却说,“没有关系,我能行,我可以拖着箱子走。”
  出租车来了,我请他先上,他却说,你们时间紧,先走吧。我望着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的他,吃力地拖着装满烈书的箱子来回奔波,真被他的精神感动。
  在楼先生走后的第三天——2009年2月14日上午十时,门铃响起来了。进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他穿着薄绒的运动衫,背着一个大包。他,叫王树军,一位来自美国的“叶迷”。
  烈从未跟他见过面。他是美国达拉斯(Dallas)市的电脑工程师。达拉斯市是一座工业城市,位于美国南部,在得克萨斯州北部。发生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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