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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在四川任知县的时间也不长，由于他政绩卓著，远近称颂，终于得到了提拔，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被任命为殿中丞、韶州知府，此时，王安石刚好十岁。
韶州在宋朝属于广南路，说起这里，了解佛教的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因为这里便是六祖惠能大师弘法传道之地，是禅宗最重要的祖庭之一。
禅宗是中国佛教四大宗派之一，也是后来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一派，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禅宗可谓佛祖的嫡传，其第一代祖师便是在释迦牟尼之后继任佛教领袖的大迦叶，其后又在印度传到第二十八代。第二十八代祖师就是赫赫有名的菩提达摩，达摩祖师本在印度弘法，由于其师般若多罗悬记指有神通的祖师大德所作的预言。他与中土有缘，便于百岁之际又漂洋渡海，到达广州，此时正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即刘宋王朝的末期。达摩后来北上，在嵩山、洛阳一带传法，在少林寺收下了弟子慧可，从此便产生了中国禅宗。达摩在印度为二十八祖，在中土则为第一代祖师，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传到第六代便是六祖惠能。
少年漂泊（2）
六祖惠能原籍范阳（今北京一带），生长在广东新州（今新县），虽然父亲早死，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却又天生慧根，一闻便悟。他在二十四岁时凭借一首偈语战胜了学问满腹的师兄神秀，独得五祖真传，带着作为传法信物的袈裟离开黄梅，不料却被贪图祖师之位的同门到处追踪，他只得隐姓埋名，背井离乡，于三十岁时到达韶州宝林山曹侯溪隐居。后来又有人发现他的行踪，他只能又离开这里跑到怀州、惠州一带的山林里躲避，直到三十九岁时才重回宝林山，在此正式传法授禅，使中国禅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曹源一滴水，润泽天下人。后来“凡言禅者，皆本曹溪”，韶州对于禅宗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已经十岁的王安石开始懂事了。他少时便好读书，而且记忆力特别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一方面醉心于韶州秀丽的自然风景，一方面又对这里的风俗人情发生了兴趣，更让他惊奇的是当地浓厚的佛教传统。六祖惠能的真身为什么能够保存至今？为什么常人一死就会腐烂发臭，而六祖死后数百年仍然栩栩如生呢？这一问题，就连博学多识的父亲也无法给他一个圆满的答复。倒是母亲不以为然，说这也没什么新鲜，道门中还有肉身成圣、尸解为仙的功夫，比佛教还要高明。
韶州的风俗也使少不更事的王安石颇感新奇。他虽然刚满十岁，可走过的地方已经不少，江西、京城、长安、四川、岭南，俨然是“老江湖”了。虽然北宋前期二程一类的道学家们还未得势，可长期的儒家思想统治的传统早就让人们形成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思维定势，男女公然相互往来还是不多见的。王益便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儒士，他对子女也严格灌输男女有别的理念。可是韶州的风俗不然，男男女女公然在路上亲热，而他们并不是夫妻。
原来韶州一地汉人并不占多数，六祖本人虽然生长在南方，却是标准的北方血统，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尚未完全开化的蛮夷，还保持着原始古朴的生活习惯。就连六祖本人在最初拜见五祖时也被视为蛮夷。五祖问道，你不过是一个獦獠对当时南方人的一种贬称，与“南蛮子”相近。，来求什么佛。六祖却反问五祖，我虽然是一个獦獠，身份与和尚有别，但佛性有何差别。五祖见他有如是利根，便答应收他为徒。当然五祖并不是瞧不起少数民族，而是故意设问，试一下六祖的素质。六祖得法回到南方，大弘佛法，对南方的开化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百越蛮貊之地，毒虫改性，瘴气为销，猜悍之风变，膻腥之食绝，移风易俗，功莫大焉。然而正道不久，邪执易生，欲乐天然，贞固待修，在六祖入灭数百年后，广南的风俗又恢复了原貌，甚至连佛教界都受了影响。
据庄绰《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商贾，多以僧人充任，率多由此致富。这些僧人例有家室，因此当地的妇女多嫁给僧人，欲落发时订婚，既薙度时成礼。市中所制僧帽也非常奇特，只有一个圆圈，中无帽顶，原来这种僧帽只是簪花用的。一次，一个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个北方人也在坐。等了许久，迎新的女婿始至，众人都喧呼“王郎到了，王郎到了”，北方人早已等得不耐烦，闻声赶紧起看新郎，一见却是一个僧人，因此大为震惊，为此赋诗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中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当地贫家之女，年十四五便开始自营嫁妆，办成后出嫁。女孩选择自己喜欢的男子，父母并不干预，也不用花费，因此皆大欢喜。男女自由恋爱倒是好风俗，不过嫁给僧人就比较奇怪了。看来在佛教化世俗的同时，世俗也在极力化佛教，广南的佛教就已经被世俗同化利用了。事实上，这些经商致富、娶妻生子的和尚除了一个光头之外，已经没什么佛教味了。这一方面是民风使然，另一方面，宋朝的佛教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政府出卖度牒，和尚也自然职业化了，真正的出家人未必有钱买度牒，买度牒的人也未必是为了出家，而多是借出家人的身份免税罢了，这正是朝廷所允许的。
少年漂泊（3）
韶州为六祖说法之处，应当不会存在这种现象，但它亦处在广南路，其周边地区仍有此类恶俗。以往的官员大多以为民风使然，不加干预，王益却觉得难以忍受，严令男女不得相戏于道路，有犯者严惩。王益当时整治的是否包括僧人结婚等现象不得而知，既然连男女相戏都不允许，怕是更要禁绝此类恶俗了。王益的禁令并非为佛教而发，他只是从儒家和风化政治的角度出发，但在客观上也整肃了六祖道场的风气，对于净化社会环境、恢复佛教尊严是有利的。不过禁止男女自由恋爱，将淳朴、自然的民风视为有伤风化，也反映出儒家的偏见和蛮横。
王益一家在韶州住了三年。这三年对于王安石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浑厚精深，还学习诗书，开始了他早期的文学创作。王安石在《与祖择之书》中称：“某生十二年而学。”这表明他在十二岁时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了，他早年学习的内容大概主要是诗文，其文学才华既是天然的，又包含了后天艰苦的努力，《宋史》称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这种功夫不是常人所能有的。
王益在韶州移风易俗，政绩显著；王安石在此地勤习诗文，兼学佛书。韶州成了他们父子漂泊中一个比较稳定的据点，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原因，王益一家可能还要在韶州住下去，王安石受到佛教的影响会更大。然而，他们不得不在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返回故乡，因为王益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他必须离任回乡，守孝三年。
回归故里
父亲的去世让王益悲痛欲绝，他是一个孝子，往年任职时都带上父母，以便朝夕侍养，直到远赴四川时才将父母送归故里，因为那里路途太远，他不想让父母受颠簸之苦。王安石却没有太深的感觉，因为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老人了。吴氏虽然也很悲痛，但她心中还隐着一分安慰，因为她可以趁便回娘家临川看看了。
临川虽说是老家，王安石却没什么印象，因为他出生、成长都在外地，几乎没回来过。临川三年，王安石大部分时间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这里风光秀丽，满目芳菲，碧波荡漾，青山妩媚，美好的自然风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一时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任性纵志，在父亲没心思管他的情况下，他度过了一段自由、潇洒的时光。
王安石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中记述了这段生活：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十三岁的王安石已经进入一个心理上的反叛期。他不再以自己的父亲为榜样，相反，他对从前那种安贫乐道、清心寡欲，严格依照儒家的规范行事的生活方式已然开始厌烦，对父亲严格的管束更是反感。他渴望自由，厌倦贫穷，希望能够过上富足、自在、高人一等的生活。他一方面希望吟诗弄文、无拘无束，另一方面又希望借此飞黄腾达，博得富贵荣华。孔孟在他心目中非但不是学习的榜样，反而成了讥笑的对象。
王安石的这一转变一方面符合身心发育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外祖父家的环境有关。吴畋虽然只是一个处士，吴敏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僚，一门三进士，风光无限。吴家为王安石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样式，自信、富足、潇洒、现实，这种样式也许是更符合人性的。比照后日的王安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少年才子，一个追求美与自由、渴望富贵与腾达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然而，这里面也隐藏着内在的矛盾，他的文章诗赋是用于博取轩冕的，诗人的唯美自在与达官的追求富贵是难以统一的，现实容易走向庸俗，潇洒难以避免放纵，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苏东坡式、甚至柳永式的王安石，而不会有后来的圣贤王安石与改革家王安石。
究竟什么样的王安石更好，恐怕很难做价值判断。假如只有诗人王安石，他对当时及历史的震撼就不会如此巨大，他既不会被比作孔子，也不会被骂成王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王安石走过的这段“弯路”使人们看到了他性情的另一面，一个充满诗人情怀的王安石，一个倔强任性的王安石，一个具有反传统气抚州王安石纪念馆质的王安石。
这段时间的王安石还有一个他自己不好意思道及的公开的秘密。儒家的传统里面是没有爱情这个字眼的，中国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特别羞于承认与爱人的感情，王安石也不例外。在他陶醉于外祖父家“幽花媚草”之美时，在静观“黄蜂白蝶参差飞”时，他肯定还注意到了一个含苞待放的“解语花”——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表妹吴氏。他与夫人一生感情甚笃，这段时间的朦胧感觉肯定在他心中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成为二人日后琴瑟相谐的基石。
从十三岁到十六岁，王安石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反叛期”，这一时期的开始与结束都与当时的制度有关，王益三年守制期结束后，王安石只好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开始了新一轮的背井离乡、天涯孤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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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至江宁（1）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王益结束守制，进京述职。王安石怏怏不乐地离开了他不愿离开的乌石塘，随父远行。十六岁的王安石对于京城没有太多的好感，像他这种中下官吏的子弟在京城是没有地位的，但他此行也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