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大国的迷失（26）
1913年秋，孙文在东京发起中华革命党，每个入党的人都要在一份誓约上按上指模。誓约要求人们“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帮会帮规的翻版。
一场风波平地而起。党人们对此交口指责，他们互相询问，为什么要对孙文个人效忠？为什么要采取按指模这种帮会式的入党仪式？黄鬍子断然表示，对个人效忠是不平等，盖指模是形同侮辱，两者都不能接受。“加入中华革命党要打指姆印，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孙文解释说：“革命必须有唯一的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的团体人格。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的人，如果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北辙。忠心革命的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的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
孙文愤然指出：“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也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的路上走去！我是要以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的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的宏基！”
孙文继而告诫大家：“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的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的，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孙文态度极为坚决，认为打指模是昭信誓、验诚实、重牺牲、明团结的必要之举。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在中华革命党的总章中规定，革命分为三时期进行：军事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又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大家对军事与宪政，分歧不大，但对训政一条，则认为那是皇帝时代的把戏，以皇帝来训小百姓，革命党既不做皇帝，何来训政？
孙文批评党人：“你们太不读书了，《尚书？伊训》说太甲是皇帝，伊尹是臣子，太甲年幼无知，伊尹训之不听，还政于桐宫。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者幼稚，二者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无知可怜的皇帝于水火之中，就是要行伊尹之志，以‘阿衡’自任，保卫而训育之，使一些皇帝如太甲之‘克终允德’，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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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大国的迷失（27）
显而易见，宋教仁的去世，标志着以一个政党——而不是以某个杰出人物——来治理国家，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尝试，已告失败。孙文成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现在，尽管他和南方秘密帮会的关系日渐疏远，但那些秘密组织对他的影响，肯定还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和东部（上海）秘密帮会的关系仍然相当密切，上海青帮大头子陈其美一直伴随在他左右。孙文并没有打算和帮会一刀两断。这就是说，在孙文的领导下，中国将不会走代议政制的道路，很可能是实行以领袖人物通过执政党来控制政权，安排国家的民主进程这一政治方式。
孙文在写给南洋党人的信中，明确表明，他要建立一个帮会组织，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本党系为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介绍党员，尤宜审慎。” 时光仿佛倒流到了兴中会时代。
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黄鬍子公开表示不屑为伍，他宁可远赴欧洲，也不肯入党。李烈钧、陈炯明等人亦纷纷大加反对。他们一致拒绝入党。当时陈炯明在南洋，孙文几次写信叫他去东京，他都不去。甚至连朱执信这样忠心耿耿的党人，也迟迟没有履行入党手续。
为了搞一个折衷方案，胡汉民曾经约了一批党人，在青山町七丁目一番地举行会议，历时七小时反复讨论，终于达成协议，将誓约中“附从孙先生”字样，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
本来这是最有希望为众人接受的，但由于陈其美的坚决反对而告搁浅。鉴于他在帮会的历史和地位，也许他觉得还是秘密帮会那一套更为可靠，对人的控制更为严密，甚至可能连按指模这类主意都是他给孙文出的——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他的大半生就是在帮会中度过的。
在经过将近一年漫长的争吵、辩论之后，当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党员人数不过600多人，和九年前同盟会成立的头一年人数差不多。在6月底的选举大会上，孙文当选为党的总理。由于发生约法问题，南北关系迅速恶化，孙文发誓一定要推翻北方政府，重掌国家政权。1917年，由于发生参战问题，在北方引起了一连串政治并发症：国会解散，张勋复辟，黎元洪下台，军人横行无忌。民主社会的理想，再一次受到无情嘲弄。
孙文对北方不抱期望，他断言“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今日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拨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南方。” 他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但北方固然是君主专政的老巢，而南方也未必有真正的共和立宪。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南北一丘之貉”。中国的悲剧，殆在于此焉。
◇欢◇迎◇访◇问◇。◇
第28节：大国的迷失（28）
孙文和海军总长程璧光在上海会面，他们是广东香山（今中山）的同乡。海军在北洋军队里是庶子，与嫡子陆军没法相比，多年受克扣军费、军饷之苦也受够了，于是，程璧光在7月22日宣布海军自主，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和惩办复辟祸首的三大主张。率领十几艘军舰，启碇南下，远赴广东。孙文、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等人也一同前往广州。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于焉开始。广东人再次显示了他们的反叛精神。
8月25日，南下护法的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广东省议会成立非常国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文为陆海军大元帅，广西军阀陆荣廷、云南军阀唐继尧为元帅。但陆、唐二人都不肯就职。军政府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先天不足的病征。
最迫切的问题是军队。如果堂堂陆海军大元帅，连一支可供驱使的陆军都没有，那真是笑掉人家的下巴。但现在确实没有。
然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朱庆澜省长恰好受到广西人——所谓“桂系集团”——的压迫，他们借口他是北方委派的官员，不宜在护法旗帜下任省长，要赶他下台。朱省长的警卫军原来是陈炯明的旧部，被桂系收归督军署直辖，朱在离任之前，把最后的20营亲军拨给了陈炯明接收，名义上是海军陆战队。这支军队日后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10月27日，北京政府下令陆荣廷出任广东督军，由莫荣新代理。这两人都是绿林出身的草莽英雄。广西的十万大山一向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土匪窝。
胡汉民在向桂系争取那20营省长亲军时，曾拍胸口保证，决不留在广东，一定向外发展。事实上，这支军队如果不趁早走开，最终也会被消灭。12月2日，孙文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率军攻打福建。1918年元旦过后，他们便收拾细软，匆匆开往汕头。人们普遍有一种逃出樊笼的感觉。
这时，不仅南北形同水火，南方内部亦一团混乱。孙文打算在广州成立临时政府，选举总统，然后“荷戈援桴，为士卒先”，以武力统一北方。他豪气干云地表示：“若论南北之实力，南方必占优胜……历次战争，南方之师皆能以少数胜多数也。” 但事实上，最大的阻力，并不来自北方，而是南方自己。桂系坚决反对成立正式政府，更反对选举总统。
孙文深受掣肘，一怒之下，竟发动武装政变。他集合了一群血气方刚的军人，号召他们去推翻军政府属下的桂系省政府，他甚至亲自指挥海军向督军署开炮。但军队没有服从他的命令，程璧光也不同意海军卷入这种内讧中。
时隔不久，程璧光就在广州长堤被人开枪暗杀。刺客是孙文手下最得力的干部朱执信派去的。朱执信和帮会的关系一向密切，可以说是孙文和南方帮会之间的联络人。程死后，胡汉民执笔起草讣电，数易其稿，写到动情之处，涕泪皆下。原稿中并无提及缉凶，朱执信亲在电文中加上“现在严缉凶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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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大国的迷失（29）
帅府没有预计到暗杀一名海军总长，会引起什么后果。春分前后，改组军政府的呼声，渐渐由远而近，升腾高涨，孙文仍不为所动。4月，国会使出杀手锏，由一批军政大员联名通电，提议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他们要削弱孙文的权力。在这批军政大员中，包括孙文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外交家伍廷芳。这就像一颗炸弹在孙文的后院爆开，产生惊人的震动。
在孙文周围的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联合一切粤系武装与桂系对抗；另一派则主张对桂系暂时妥协。胡汉民、汪精卫都属于这一派。
4月10日，国会提出改组军政府大纲案。当天派了三批代表分别去征询帅府、督署和海军办事处的意见。莫荣新和海军方面，对改组当然是喜形于色。然对于孙文来说，5月20日，是一个阴暗的日子。非常国会不顾孙文反对，选举了七名总裁，孙文的票数排行第四。这位被强行削权的大元帅决心离开广东。
一切得从头开始。孙文乘坐信浸号轮船，黯然离开广东，经日本转道前往上海。一批忠实党员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朱执信都在他的周围，奉孙指示，专心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孙文也以眼病为由，过着几乎是半隐居的生活。他们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实际上伺机待变。
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陈炯明身上。
粤军开赴潮汕地区后，迟迟没有开入福建。尽管孙文函电促驾，急如星火，但陈炯明却举棋不定。他想在东江招兵买马，扩充军实，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域。孙文心急如焚，派帅府参军蒋介石到粤军总部，督促和参与制订援闽作战计划。
经过数月筹谋，陈炯明终于大起三军，自任中路，许崇智、邓铿分任左右指挥，麾军攻入福建。其势锐不可当，攻城略地，指东打西，闽军无不胆寒。不久，粤军在闽南开辟了一个拥有26个县的护法区。陈炯明驻节漳州，以龙溪为县治，自任军民两政长官。粤军的大胜，在未来的停战谈判桌上，为南方争取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19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