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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要我下基层王光美：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点。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同时我感觉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多年来我一直跟着他，担任他的政治秘书，没有独当一面工作过，将来他不在了怎么办？所以让我下去，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其实，我自己倒没有想这么多，我是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看到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觉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从心里感到高兴、自豪。而且，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多年来他的生活起居一直是我照顾，离开他，我实在不放心，也不忍心。再加上，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平平、源源、婷婷才10来岁，小女儿小小只有三四岁，正是需要管教的年龄，我走了怎么办？所以，在开始一段时间，我对下基层这件事心里非常矛盾。少奇同志正式提出要我下基层，我当然要尊重他的决定。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作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同时也可以补上基层锻炼这一课。于是，我把这一安排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干部们作了转达，以便大家有所准备。但这事遭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致反对。他们举出种种理由，认为我不该下去。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捅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总理也不赞成我下去。他已经知道少奇同志肺病复发，便催我们赶紧安排少奇同志到北戴河休养。这样一来，我下基层的事只好暂时搁置。7月25日，我陪少奇到北戴河休养。一般每年夏天，中央同志都要到北戴河，或者开会，或者边工作边休息。但1963年夏天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同志都没去，我们在那里感到空荡荡的。少奇在那里就是休养、治疗，哪也没去，也没有见什么人。我记得那时萧劲光同志也在北戴河，就是他来看过少奇一次。那几年萧劲光同志喜欢收集古画，可能买了不少，在干部中有些反映。他来找少奇同志，对这事做了些解释。萧劲光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俩就一起，比较熟。经过治疗和休息，少奇的身体好些了。从北戴河回来，按原定计划，少奇同志准备出访朝鲜。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夫人可以不去，秘书中就派了刘振德同志跟去。少奇临走前，再次提出要我下基层。他听说身边工作人员都反对我下去，特意说，不要顾虑他的身体，他自己会注意，保证一定和工作人员配合好，教育孩子的事也由他来管，家务事有问题可以让工作人员随时问他。他要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见少奇下这么大的决心，我很感动，也暗暗下决心，坚决照他的话去做。但当时面临一个怎么下的问题：下到哪里？下去干什么？向谁申请？具体关系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少奇同志出访朝鲜后，我在家一面安排搬家，从西楼甲楼搬往福禄居，一面关心留意下去的途径、方式。国庆节前夕，少奇同志从朝鲜回来了。他见我还没有下去，就催促说：“如果不能一下子到基层，哪怕先下一级也好。”我说：“我不是怕下去，我已经下了决心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下？”不久，听到田家英同志在一个会上作报告，宣讲《前十条》、《后十条》。他在报告中说：“我要带一个工作队，到山东搞‘四清’，欢迎大家跟我去。”他这个话一下子启发了我：我可以采取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方式下去，这样可以直接下到基层，而且我以前参加过土改工作队，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经过考虑和联系，我选择去河北省，时间方面设想下去一年左右。当时想得很简单：我是北方人，到北方农村可能适应快一些。记得1961年我随少奇同志到湖南农村调查，那里的生活习惯和北方差别很大，话也听不懂，要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肯定没法开展工作，对此我记忆犹新。再说，河北离北京相对比较近，家里有事也能尽快赶回来。当时，确实一点也没有要搞一个典型经验的想法。有一天，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去了。见到毛主席，我就向他报告了少奇同志要我下基层、我准备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的事。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哇！”见主席也支持我下去，我的信心更足了。下去的事定下来以后，我开始抓紧时间作准备。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党支部还专门开了个会，讨论相应的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反对我下去。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少奇已经65岁了，平时工作又那么忙，我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好多事情我就包了，要是我不在，他们担心照顾不过来，弄不好要出事。特别是，少奇每天晚上睡觉都离不开安眠药，第一次服药后还要坐在床上看文件两三个小时，然后再吃一次才能入睡。入睡前后他要起来上厕所，吃了安眠药脑子迷迷糊糊，就很容易摔跤，已经摔倒过好几次，有时还从床上摔下来。卫士组的同志提出，我走后必须在少奇同志卧室门口安排夜间值班。原有人手本来就紧张，就只能向警卫局申请增加人。我把这事跟少奇同志说了。他不同意再加人，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你们无非是担心我从床上摔下来，我睡地铺不就解决了吗？”这样，在我下去的前一天，我们真的就把卧室的床架子拆掉，将床垫子直接放在地上。从此，少奇睡起了地铺。我是11月下旬正式离开中南海下去的。本来是可以早一点走的，为什么又拖了些时间呢？一是因为这期间正好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是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必须出席；二是办理这样那样的手续。我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请他帮助安排。刘子厚同志很欢迎我去，说：“河北‘四清’现在有两个点，一个在邯郸，一个在抚宁。抚宁的点是林铁同志在那里挂帅，你就去抚宁吧！”他还建议我最好改个名字。刘子厚同志的建议很有道理。那个年代，中国绝大部分的城市没有电视，农村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下去，一般人都不认识。但由于出国访问等情况，有时候报纸上会出现我的名字。改个化名，可以方便工作。回家以后，我就和少奇同志说改名字的事。他也说这样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化名董朴。董，是随了我母亲的姓；朴，就是艰苦朴素的意思。刘子厚同志把我去抚宁参加“四清”的事告诉了林铁同志。林铁同志后来在到北京时上我们家来了一次，向少奇同志汇报河北的抗洪救灾工作，同时谈了谈我下去的安排。我抓紧时间向其他秘书交待工作，并把家务事安排了一下。平时在家里，大小事包括经济开支都是我管，少奇是根本不管的。我走了怎么办呢？我把家里每个月的开支情况写了一张清单，让少奇交待给刘振德秘书掌管。我们家每月工资收入共500多元，少奇400多元，我100多元。平时每月初我领到工资后，首先要支出以下几项，这是固定的：交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香烟、茶叶和别的小日用品；交给厨师郝苗同志150元，作为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交给我母亲130元，由她统一安排我们5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付给我们家的老阿姨赵淑君同志工资30元；上交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党费25元；付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40多元。这些基本开支，每个月得400多元，这还不包括添置一些大一点的用具、衣服和接济亲友。所以，平时我们家很节俭，孩子们穿的衣服很少有不带补丁的，花钱不精打细算不行，一不小心就会透支。临走前我数了一下放钱的小铁盒，里面只有20多元，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底了。交待完工作和家务，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也就是一个旅行包，一个铺盖卷。下去后要住在老乡家里，老乡不可能提供被褥，所以睡觉用的一套东西要自己带。我把平时睡的被褥枕头卷在一起，用绳子捆好，把日常生活用品装进旅行包，就出发了。走的时候，少奇同志从办公室出来，为我送行。他提起这两件行李，掂掂份量，笑着说：“还不重。轻装上阵，这样好！”我拿着行李往外走，回头看看，少奇一直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我走出大门。想到这次下去要一年时间，心里实在不放心。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我从没有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我不在了谁能照顾好他呀？没人提醒他及时穿衣戴帽，他是很容易受凉感冒的！夜间起来摔倒了怎么办？小孩子教育会不会耽误事？一大堆家务事谁来管？但事已至此，再牵挂也没用，我只好咬咬牙，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我到桃园大队参加“四清”
黄峥：这么说，您是1963年11月下旬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的地点就是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吗？王光美：这有个过程。11月下旬，我正式到工作队报到。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任务，是负责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具体就是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整个工作队有22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包括县、区和从一些公社抽调来的公社干部。还有少数地委的干部和《中国青年报》的同志。工作队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同志和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肖风同志，上面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林铁同志挂帅。在进村之前，工作队在秦皇岛集训，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学习完我们就下乡。我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为了便于工作，对外我是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整个工作队里我是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里是副组长。省公安厅派了一个副处长跟我去。除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工作队的同志和当地的干部群众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这时强华、肖风两个队长都还没有下来，他们也不知道。有少数人可能知道我是从北京中央机关下来的。桃园大队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地海滨不远。这个大队有200多户人家，1000多人口，分4个生产队。派到桃园的工作组共20人，其中有8个是县属干部，另外12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刚下来，工作组成员之间互相都不熟悉。进村的当天晚上，我们都分别在老乡家里住下了，工作组长黄贤同志派了一个人来找我，要我去他那里商量工作。这时我已经吃过安眠药，准备睡了，只好对来人说：“10点半了，我刚吃了安眠药，明天再谈吧！”我问他贵姓，他说姓王，我脱口而出说：“噢，咱俩同姓。”这下子可能就漏馅了，他们回去就猜测并留意打听我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