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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孔子与墨子的第三点不同：代表不同。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一个代表士人，一个代表庶民，而认为他们都是士人，但代表不同的士。什么是“士”？简单地说，秦汉以前的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级；秦汉以后的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级。周代贵族四级：天子、诸侯、大夫、士。秦汉平民也是四级：士、农、工、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上有贵族，下有平民，自己夹在当中，上下浮动。为什么会上下浮动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士，既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不动产。当然，这两样东西，他们原本也是有的。西周封建之初，士有可以吃租税的田地，叫“食田”。也有世袭的职位，叫“世职”。但是后来没有了。失去了世职和食田的士，就成为无业游民，与庶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既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世职）和不动产（食田），又不能当真像庶人一样种田做工，那就只能作为“毛”依附于一张“皮”。也就是说，他们要生存，只能依附于诸侯和大夫。混得好的，可以成为上士，升为大夫。混得差的，就只能当下士，打零工。混得再差一些，则可能下降为庶民。也就是说，士这个阶层，也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接近大夫，有贵族气；下层接近庶人，有平民味。孔子就是上层的代表，墨子就是下层的代表。
一 儒与侠（5）
分化的同时也有分工，比如分成文士和武士。文士主要参与政治，武士主要参与军事。文士的上层可以做智囊，下层就只能做文秘，甚至做食客。武士的上层可以做将领，下层就只能做保镖，甚至做刺客。也有一些人，宁肯保持独立自由的身份，成为“游士”；或者并不固定依附于某个高级贵族，有合适的事情就做，没有就闲着，来去自由。这些人，文的叫儒，武的叫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侠的代表。
儒也好，侠也好，都是“自由职业者”。儒的工作，主要是帮别人操办礼仪和传授诗书。侠的工作，则主要是帮别人排忧解难和看家护院。这是他们的饭碗，却又是靠不住的泥巴饭碗，随时都可能砸了。所以，儒和侠，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也都需要领袖和导师。因为他们要有出路，要有安全感和归宿感。要知道，儒和侠都是有本事的。如果散落在民间，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主张专政和集权的韩非，就把他们视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说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必须予以铲除。许多儒和侠自己也不争气。下等的儒，为了混口饭吃，死皮赖脸。听说有人办丧事，就不请自到。下等的侠，为了糊口谋生，不讲原则。只要有人肯花钱，就前去杀人。显然，这是不行的。统治者不答应，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也就是说，儒和侠，都需要引导，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提升。
孔子和墨子，就是儒和侠的引路人。孔子为儒指引的出路，是读书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读书和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谓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墨子为侠指引的出路，是平时自食其力，急时行侠仗义。比方说，一方有难，便前往支援。历史证明，孔子的路是阳关道，也是独木桥。为什么是阳关道？因为能够荣华富贵步步高升。为什么是独木桥？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总归能走。墨子的路，却是走不通的。自食其力没法出人头地，行侠仗义则不为官方所容。因此，最终儒家胜利，墨家失败。失败者留在过去，胜利者面向未来。孔子就是未来的代表，墨子就是过去的代表。
显然，孔子和墨子，或儒家和墨家，是一个阶层，两个代表。
不过儒家和墨家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有理想和追求，也都有原则和底线。孔子明确提出，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论语·雍也》）。墨家的侠，则只参加防御，不参加进攻；只支持反侵略战争，不支持侵略战争。这就是底线。儒家希望通过实施礼仪来影响政治，维护和复兴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墨家则希望对武士和侠客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的解释和规范。这就是追求。也就是说，儒家的儒也好，墨家的侠也好，都有主义，有操守，也都超越了自己的职业和出身。
实际上，儒家和墨家，代表着当时最有理想最有抱负也最有道德的一群人，即儒和侠当中的优秀分子。因此，他们势必要为无道的天下开出救治的药方。而且，正是由于药方的不同，儒墨两家便开始了春秋战国的第一场大辩论。
二 孔子的药方（1）
先说孔子的药方。
孔子能为有病的社会开出药方吗？很多人认为能。孔子自己这么认为，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也这么认为。有一次，孔子路过卫国边境上一个叫做“仪”的小城。小城有个小官，叫“仪封人”。封，就是封土植树。封建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线，要挖沟，封上土，再种上树。仪封人，就是管仪城这些树的，也就是管仪城边境线的。此人也是个追星族。但凡路过仪城的名人，他都要见，因此也要见孔子。见了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孔子的学生们说：诸位不要因为一时半会做不到官，就有失落感吧（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正要让你们的老师当木铎呢（《论语·八佾》）！木铎，就是带木舌的金属铃铛。古代公家有事，要摇这铃铛；使者出行，也要摇这铃铛。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也就是要孔子代天立言、替天行道了。
既然如此，孔子也就不能不拿出他的药方来。当然，这个药方，也只是他自认为找到了，当时并不管用。但是，这个当时并不管用的药方，后世却有人认为管用。直到现在，也有人认为有用，还主张拿来治现在的社会病。
那么，孔子的药方是什么呢？
也只有一个字：仁。
什么是“仁”？简单地说，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樊迟，前面说过，就是因为要学农，而被孔子骂作“小人”的那个。孔门弟子三千，被宣布为可以挨揍的有一个，挨骂的有三个。可以挨揍的是冉有，原因在本节的最后部分会说。挨骂的三个，是子路、宰予、樊迟。其中，子路挨骂最多，宰予最惨，樊迟也因为问题不靠谱挨了一次骂。其实樊迟在《论语》中出现六次。其余五次，一次问孝，一次问修行，三次问仁。问仁的三次，两次同时问知，都很靠谱。问修行的一次，还被孔子表扬为“善哉问”（《论语·颜渊》）。可见樊迟也是好学生。
樊迟向孔子问仁，孔子怎么说？樊迟问了三次，孔子有三种回答。这也不奇怪。孔子的学生问仁，往往是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回答的，也都是这个问题。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不能拿它们当定义。
比较接近于定义的，就是“爱人”。我们来看孔子怎么说。据《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又问知（智），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樊迟未达）。孔子就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枉，就是弯曲；直，就是平直；举，就是拿、把、将；错，就是措，也就是放置、安放、安排；诸，就是之于，也就是“它在”。所以，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把平直的放在弯曲的上面，就能使弯曲的变成平直的。
这话没头没脑，不要说我们听了不明白，就是樊迟听了，也是一头雾水。但是樊迟不敢再问，只好退出来问自己的同学子夏。子夏悟性好呀！他能从美人的笑容和眼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想到“礼”，大受孔子表扬（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樊迟要请教子夏。子夏怎么说呢？子夏说，哎呀，老师的话，内容太丰富了，太深刻了（富哉言乎）！想当年，舜帝和汤王，在千百万人当中搞海选，选出最有仁德的皋陶和伊尹，那些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嘛（不仁者远矣）！。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 孔子的药方（2）
按照子夏的这个说法，所谓“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后世许多学者，就是这样翻译的。但这有问题，因为孔子后面还有话，即“能使枉者直”。这话按照前面的理解，就应该翻译为“能够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而不是“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事实上，舜帝和汤王选贤任能的结果，也只是“不仁者远矣”。那些“不仁者”改邪归正，变仁变直了没有？好像没有。这就不能算是“能使枉者直”。所以，子夏的解释，也只是他自己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原意。
其实依我看，这事也不可太拘泥，认死理。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一定按照子夏的说法，把“枉”认定为邪恶的人，把“直”认定为正直的人，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解释为“错误”和“正确”，或者“错的”和“对的”。如此，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就可以改正错误（能使枉者直）。
这就是开药方了。实际上类似的话，孔子还在别处说过。据《论语·为政》，鲁哀公曾经向孔子问政。鲁哀公是在公元前494年，即孔子五十八岁那年即位的。当时孔子正在卫国做官。哀公问政，应该是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国以后。哀公问怎样才能让人民服从（何为则民服），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句话按照我的理解，就可以翻译为：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民众就心悦诚服；用错误的替代正确的（举枉错诸直），民众就不会服从，或者口服心不服。这岂非开药方？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直），什么是错误的（枉）？
很简单，礼，是正确的，是“直”。非礼、失礼、乱礼、坏礼，都是错误的，也都是“枉”。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他们看来，礼，不但是“礼”，也是“理”；即不但是礼貌、礼仪，也是真理、道理。真理都是正直的，所以“礼”也是“直”。相反，礼坏乐崩，当然是“枉”。枉则曲，直则正，理直则气壮。因此，一个君子或者有志之士，面对礼坏乐崩之“枉”，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举直错诸枉”，用正确的“礼”取代不正确的“非礼”。
可是，怎样才能“举直错诸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