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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参的头脑里，牢狱和商业场所均属善恶并容之处，为政者倘若掌握善恶标准过严，反而会把事情弄糟。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在讲老庄的基本政治理论了，但继任者还是不甚明白，又问：为什么对狱市过于严格就不好呢？
曹参说：世上必有奸佞之小人，对此要采取柔和包容的态度，看来这正是曹参从生理学方面对社会的认识。据说当时曹参回答说：是让这些奸佞小人成为司法对象呢，还是把他们当做市场管理的对象？二者必取其一。倘若过于大张旗鼓地整治这些牢狱和市场，那些奸佞小人就会为世所不容，必然会起而作乱，成为对国家造成损害的隐患，所以说狱市至关重要。
曹参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后来才学到的。以其气质来看，在沛县做狱吏时就已经具有这一思想原型了。在这一点上，他与上司萧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只是萧何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擅长处理官场事务，再加上天性为人善良温和，对沛当地受到他关照的人，更比曹参爱之有加。可以说，曹参乃是一个一边拼命照学萧何的思想和做法，一边不断努力自学成才的人。
“我心里一直把刘公当成朋友。”
萧何老早就对曹参这样讲过。与另外一些说着“不要再搭理那家伙啦”的官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态度。曹参心里也抱有跟萧何一样的想法。既然握有司法执行权的萧何和掌管狱舍的狱吏曹参，都把“刘公”当成了朋友，刘邦大摇大摆地出入县衙大堂，大概也就不必费什么周折了。
萧何的老家也在沛当地，跟刘邦一样都是丰邑。只是丰下面有好几个里，萧何的老家不是刘邦的中阳里，但也可以算是跟刘邦出生地相同。因此，萧何根本不把刘邦当成外人，心里觉得彼此就像亲戚一样。
“刘公，有危险啦！”
萧何也曾偷偷地向刘邦透露过消息，让他还是赶紧躲一段时间。从行政上讲，县上面就是郡，沛县便隶属于泗水郡。有一次，由泗水郡郡衙转来一份针对刘邦的缉捕令，当时也是萧何悄悄向刘邦透底的。
“哈哈，有这么回事吗？”
刘邦好像事不关己似的轻声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有那么紧迫吗？碰上这种场合，如果惊慌失措，声望就会一落千丈。刘邦当时的态度纯属硬装出来的，因为他长的就是一副龙颜嘛！
“还是赶紧躲一下为好。”萧何说。
“我不躲！”
刘邦嘴上在充硬汉，按其本意，当然老早就想赶快抽身、逃之夭夭了。从其后半生的经历来看，刘邦颇有点像逃亡高手，而绝非对身处险境麻木不仁。萧何反过来说道：公藏起来，我等就可省却不少麻烦，就当是为我等着想吧！刘邦这才爽快地答应下来：
“既然是你求我，那我就为你们躲起来好了。”
刘邦躲进了老远的沼泽之间。这时，沛城的许多不良少年都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跟随在身边的只有自幼时就交好的卢绾。许久以后，刘邦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曾这样说道：
“跟随我的只有绾哪！只有你一个人哟！”
对于刘邦来说，彷徨在沛的那段时间，似乎是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不过若说当时的罪状，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小偷小摸之类的罪名罢了。
可以说，刘邦就是这么一个水平的沛城里的小痞子罢了。当时他主观上是否就想到要夺取天下呢？连刘邦自己也说不大清楚。
只是因为常常到沛县县衙进进出出，他脑海里曾不断地冒出过一个想法：“所谓政治，不就这么简单吗？”
刘邦所思考的政治，与萧何和曹参终生以慎重态度坚持探索的并不是同一个题目，而是极其粗浅的东西，只停留在夺取沛地的程度。他根本就不识几个大字，考虑政治问题从来就不具备萧何那样的水准。
刘邦在县衙偶尔见过权力最大的县令的身影。
县令绝对不像个大人物，瘦得像一条干巴小鱼，有点秦官吏的样子，似乎只对法烂熟于心。可是，他平日里并不执掌实际政务，县衙的运作全由萧何、曹参一类的官吏在操持。这就是说，连刘邦也能当县令。
“那种水平的人都能当县令，若是这样，我也能当。只要使用像萧何这样有能力的官吏，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这个问题，即使治理的范围大到郡也没什么不同，再进一步扩大到秦帝国本身，也照样能成功。刘邦心里清楚，关键是要有识别有真本事的官吏的慧眼，识别出来，还要有给其格外优厚的待遇的胸怀，只要有这两条就足够了。
“一旦乱世出现，只要把县令一个人的脑袋砍下，他的位置由我坐上，我就可以当上沛公了。其余的事就让萧何他们去干好了。”
只是还有一条要注意，如果我当上县令，必须要让人们高高兴兴地服从于我，为此，平日里的表现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我必须具有足够大的器量。刘邦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他的政治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想法与曹参晚年将齐丞相职位交给继任人时所讲的那番话，刚好相映成辉。把牢狱和市场治理得过严，“奸佞之人”就会因走投无路而作乱，这里所说的“奸佞之人”无疑就相当于此类场合下的刘邦。刘邦没有起而作乱，就是因为萧何曹参这样的司法官吏没有严格依法行事，而是精明地加以缓冲，像刘邦这号人物也乖乖地根据透露出来的内情躲进了沼泽地里。倘若对刘邦穷追不舍，他也许就会带领樊哙之类的亡命之徒大闹县衙，砍下县令的头颅自己当上县令。可是，如果作乱时机不对，萧何和曹参也就必须按照上一级官府（即郡）的命令严格执法，把刘邦他们镇压下去。曹参晚年所讲的“奸佞之人”，指的就是这一类被追到穷途末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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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城树下（6）
不过，这位刘邦乃是直觉敏锐之人，他是不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窘境的。总而言之，沛时代的他所追求的就只是当个大侠客而已，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刘邦并不是一个有多少创造性的人。说到大侠客，他倒也并非在作某种种思考，以弄清侠客究竟有什么样的理念，而是当时有可资借鉴的典型，并且就生活在尚不久远的过去。
那就是信陵君。
刘邦很喜欢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信陵君，名无忌，战国末期魏的公子，曾辅佐魏王，强盛国势，对抗当时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的压迫。当然，有本事的辅佐者往往会遭到王的猜忌，或被敌国施以离间苦肉之计，信陵君也不例外，一生中多有波澜起伏。这且暂时不表。
当时天下就盛传：“门下食客三千人。”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均出现了贵族出身的著名辅佐者，其中齐孟尝君、楚春申君、赵平原君以及与之齐名的魏信陵君即被称为战国末期的四君子，声望最高的或许当属信陵君。
在战国末期，各诸侯国智者辈出。可以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即智慧、情报、能力和特技等已成为立足世间讨生活的资本。他们游走在各国之间，将自己所持有的资本如智慧、能力或情报等推销给各国的实权人物，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投入其门下成为食客。大多数人都住在集体宿舍性质的房舍里，但也有本事大的人被赠予了独门独户的宅院。不管出身多么卑贱，只要有真本事就成。
战国末期就是这样，有真本事就有价值，有真本事即可待价而沽，流浪天下寻求买主。说起来，人才甚至已完全被商品化了。从刘邦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算起，也才过去了不足半个世纪而已。
真本事名目繁多。齐孟尝君就曾把擅长鸡鸣犬吠之类的鼠窃狗盗之徒列为宾客，并称其为“先生”，尔后不久，正是他们才使孟尝君化险为夷。这段奇闻轶事，到刘邦那个时代就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而广为流传。
“孟尝君也不过如此。四君子之中，还是信陵君最具侠气。”
刘邦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信陵君虽为贵族出身，但其如何厚待食客，如何始终求贤若渴，因魏国灭亡、魏人多四方逃散而被广泛传播开来，听到这些传闻实属轻而易举。反正在信陵君那个年代，六十岁开外的人都能以自身的感受讲述这些故事了，那时刘邦还很年轻。
尤其是信陵君与一位叫侯生的老者之间的故事，传播得更为广泛。
当时，魏国的国都是大梁城（现在的开封）。侯生是魏最低一级的小吏，负责看守国都的夷门（东门）。这位年已七旬的看门老人在国都并不为众人所知，但信陵君的一位食客曾悄悄对人说，那位侯生可不单单是个普通的看门人，乃是一位隐姓埋名遁入尘世聊以度日的隐士。这话传入了信陵君的耳朵。
信陵君十分吃惊，便亲往看门小屋以求结交，同时赠上厚礼。侯生若是他方人士还可另作别论，他本是魏人，且处于官僚体系的最下层，明知如此，身为最显赫的贵族的信陵君却仍然特地屈尊前往夷门，馈赠厚礼并欲招为食客，此举实属非同寻常。其缘由恐怕就在于信陵君本质上并不是官僚政治家，而是一位大侠客。
“信陵君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刘邦对如此礼贤下士的信陵君佩服得五体投地。
侯生也非等闲之辈，对此并不领情，也拒绝接受礼物。
“我虽然贫穷，却也洁身自好，过着清静的日子。请不要打扰我吧！”
从这句回答来看，让人觉得侯生似乎是位老子信徒，而道家正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学派。
不过，信陵君并不罢休，准备日后再与侯生接触。这一天，信陵君在自己宅第大宴宾客，受邀的客人有魏的达官贵族以及门下的食客，宴会还在准备之中。他想邀请侯生为上宾，便特地带领车骑前往夷门，恭恭敬敬地拉住侯生的手。侯生衣冠破旧地乘上信陵君的马车，又像坐自己车子似的对信陵君说：我找朋友有点事，能去一下市场吗？
他说市场上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叫朱亥的屠夫。据侯生讲，朱亥也非寻常之辈，乃是一位韬光养晦隐居市井的贤者。车子驶入市井人群拥挤之处，不一会儿朱亥的身影就出现了。侯生下车，与朱亥站在那里说话。
他让信陵君坐在车上，乖乖地等着。
侯生与朱亥谈笑风生，继续让这位贵族大侠客等着。而宴会那边，那些魏的诸位公子、文臣武将和名气大一点的食客，都在焦急地等待信陵君的归来。信陵君回来，宴席才能开始。
“一般人早就急得不高兴了。”
侯生在想，不时地朝车上的信陵君看上一眼。侯生这是在试探对方，看是否值得为之效力。
信陵君也有所察觉，始终保持着温文尔雅的表情，在车上静静地等候。见此情景，侍从们和集聚在市场上的人都悄悄地骂起侯生来。过了一会儿，侯生才在街上说道：“这位就是我方才给公子讲过的朱亥。”他叉着腿站在大街上跟身份高贵的人讲话，也实在是太不懂礼貌了。但信陵君却毫不在意，仍旧是恭谨有加，下车走到朱亥面前，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请求道：可否请朱先生也做我的宾客？谁知朱亥竟把脸扭向一边，根本不作回应，非但如此，甚至对信陵君的施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