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还没有本国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说日本是中国文明周边化的文化，这样讲似乎有蔑视日本之嫌——尽管笔者认为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写出通史来的。
纵使能写出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贫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这种弊病，但那不是赖山阳的过错，恐怕还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的性格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则不同，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过着自给自足田园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就摆脱了束缚，奔向了广阔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种环境中的人们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这样塑造他们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容易产生典型形象，从战国时代到秦末战乱时期尤其如此。
在这些典型人物的坟墓还没有破败不堪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真实记录历史的人物——司马迁。他与宋朝以后的学者不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人和事，纵使他贸然来到二十世纪，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计在他二十岁时，按推算当是公元前126年，曾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次旅行中，置身于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环境之中，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当地的记载、传说和风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现场大力搜集过材料，这从《史记》中屡屡出现的俗语就能想象出来。当地了解历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词均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书里，几乎没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语，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整个文章浑然一体。
在这次长途旅行过程中，司马迁还走访了当年楚汉两军人马鏖战过的番县、薛县和彭城，到过被称为楚人根据地的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接触到那里别具一格的房舍、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肯定对这一切产生了好感。从他文章中的语调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亡楚和项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下面，讲几句有关笔者自己的话。
我始终认为，所谓文明，本是一种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过来讲，不能为四面八方利用的东西，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即日本中世纪（指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某个时期以前的知识文化，当是唐朝文化周边化的结果。比如说，宋朝政治论文里常常带有观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响的事例就很少，但对那些唐朝诗人的诗情画意，却具有也许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能力，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的上述感觉。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大量引进唐的制度、风俗习惯和文书典籍，同时又于公元894年因废止遣唐使而使引进工作骤然停顿下来，那以后直到室町时代的某一时期，基本上就不再有正式交往。唐以后，中国文化仍有变迁，然而在日本，特别是在汉音、建筑和礼仪等方面，唐文化却被一成不变地保存了下来。
从这种立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内心就会愈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中国已不是外国，而是我们曾经隶属的同一个文明圈里的一个文明。
本书就是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下写成的。只是由于不可能重新调查时代久远的事实真相，因而事情的经过均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尽管如此，在涉及围绕人们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思维爱好、惯常的伦理观念等问题时，我总是试图尽可能地写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景，但还带有来自文献和主观想象的成分。
这部小说起先是在《小说新潮》杂志上以《汉风楚雨》为题连载的（1977年1月号～1979年5月号）。在决定出版单行本时，又作了若干增补，标题也改得醒目了。
关于原来的《汉风楚雨》这一标题，“风”字取自刘邦《大风歌》那首诗。进而又联想到作为汉地的中原黄土地带经常刮起的干燥的风沙。至于“雨”，基本的出发点是表现楚地多雨潮湿的地方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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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与刘邦》后记（4）
正因为当初想到了汉风楚雨，才得以不间断地写出这部长篇作品。出于自己对原来题目的感恩心理，尽管纯属画蛇添足，还是多写了以上一些话。
19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