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沛属于江苏省北部。江苏省南部有扬子江，北部有众多大小河流，这些江河携带来的泥沙在此形成了千里沃野。
将江苏省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多水田稻作，“沛”所在的北部则以旱田麦作为主。
南部稻作地区居住的大多是楚人，以稻米为食，穿楚服短衣，讲楚语。该省北部一带则多为黄河流域的人，以汉民族居多，以小麦为食，穿长衣。
沛在秦帝国时是县令所在地，被称为沛县，成为那一带的行政中心。
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刘邦———出生在沛县治下一个叫丰的邑。作为邑的丰，下面还有几个里。刘邦的家就在其中一个叫中阳里的小村落。
刘家可以说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其家族成员都没有正规的名字。连我们正在说的刘邦也只有一个姓“刘”，“邦”字也说不准是不是名字。
“邦”，本是方言里哥哥的意思，有时也管姐姐叫邦。所谓刘邦，就是“刘哥们儿”。
刘邦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小有名气之后也没有改换名字，而是一直用“哥们儿”坚持到底。最终这个字就成了正式名字，还成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名字。
不只是名，连字也没有。汉民族一般人人都有字，比如从长工变成反叛军发起者的楚人陈胜都有字，叫涉。刘邦家里谁都没有名，更不用说字了。这倒不是由于家境贫寒，而是反映出另外一个事实，即中阳里一带尽管理所当然地属于汉民族地区，却是一个杂草丛生、极少接触到中原文化的偏僻小村落。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后来风云变幻的局势中，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最终竟成了汉帝国的开国皇帝。为此，处于汉鼎盛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高祖本纪》开头几句话时，肯定会感到一时无从下笔，因为这可是有关本朝神圣的开国皇帝的出身的。无怪乎司马迁以毫不留情的笔触露骨地写道：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字季，故意写上这么一条，就是要带上一点滑稽感。季本意是指最小的儿子。父名太公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即老爷子的意思；母名刘媪，也只不过是指老太太而已。将这三句话合起来用大白话说就是：“字为小儿子，父亲名叫刘老爷子，母亲名字叫刘老太太。”司马迁一本正经地写上这么几句话，本意是什么呢？虽然司马迁从父辈开始即为汉朝的史官，但《史记》却不属于官修，是他继承父亲的遗志独立编撰而成的，直到他孙子那一代还藏在家里，从未在世上流传过。简言之，司马迁撰写《史记》，其责任由他一人承担。可以说，对于被汉帝国尊崇为“高祖”的刘邦，他观察的态度是既冷静又严酷。
刘邦的两个哥哥也没有传下名字，尽管其一族人后来都当上了王侯。一般情况下，一家的长子叫伯，刘邦大哥的名字即为单字刘伯；次子叫仲，刘邦的二哥就叫刘仲。总之，并非刘家人的名字没有传下来，而是原本就没有名字，只要有刘这个姓就行。单独叫一个人时，只要喊刘老大、刘老二，或是老疙瘩什么的，就足够了。倘若起上名字，别人还会想：那家伙怎么了？说不定反而会损害村落里彼此相通的感情。这件事就足以表现出中阳里这个小小村落的乡土气息。
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47年。
他所在的中阳里村，有一户姓卢的人家。卢家的户主与刘邦的父亲是最要好的朋友，令人称奇的是刘邦出生那一天，卢家也生了个男孩。
“一对好朋友同一天同生了男孩。”
仅这么一件小事，在怡然自得的中阳里就成了特大新闻。村里人高高兴兴地像过节一样聚拢在一起，带着羊肉和米酒到两家大吃大喝地庆贺了一番。中阳里的风气就是这样，随便有点什么事，就想凑到一块儿大吃大喝一通。
“绾哪！”
叫绾的这个人就是卢家那个男孩，刘邦从小就像带小弟弟似的领他到处去转悠。卢绾是个老实孩子，对刘邦百依百顺。刘邦从小就让他搭把手搞恶作剧，长大后又拉上他一起干坏事，就靠这些，在刘邦建立帝国时，卢绾当上长安侯，进而又被封为燕王。
中阳里实在是个无忧无虑的村落，有时还会传出一些根本不着边际的闲话，比如现在就有人说：
“好怪呀，刘家的老幺怎么看都不像老爷子的种呢！”
这倒不是有意要伤害谁，有时在野地里还可以成为高声议论的话题。汉民族社会在男女的性伦理方面变得严而又严，乃是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的事。在当时，中阳里一带还保持着自古以来那种胸襟开阔的天性，即使什么时候出了此类事故，那女子的丈夫也只是笑一笑就没事了，根本不会依照森严可怕的伦理条规制裁她。更何况刘媪的“情人”并不是世间真正的人。
中阳里沼泽也很多。有一天，刘媪到附近一个大沼泽的堤上去歇息，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梦中遇见了一位神仙。当时，神无所不在，不管是丛林山野，还是沼泽湖泊，到处都有神的身影。这时天色突然晦暗下来，电闪雷鸣，声音震耳。丈夫太公去找刘媪，刚走到沼泽一处堤岸上，“则见蛟龙于其上”。所谓“其上”，就是指刘媪的身上。所谓蛟龙，也很可能就是四处流窜的地痞流氓。没过多久刘媪便有了身孕，生下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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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城树下（2）
“我们家的老幺小季，可是个龙子呢！”
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唯一的目击者太公，他还十分得意地逢人便讲，可是，刘邦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许太公对这件事毕竟很不痛快，对刘邦的态度也与对其他孩子的不大一样，总会流露出一丝阴影。父亲的这种态度也在刘邦心头留下了阴影。即便在他出人头地之后，对父亲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微妙的冷漠，有时还会明显地表露在脸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关身世的这一怪诞说法，刘邦自己对有的环节还是很中意的。
“我是龙子。”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跟着飘飘然起来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肯务正业的农民。纵使父亲和两个哥哥忙着锄草或收割庄稼，累得直不起腰，他也会说上一声：“我到沛城去一下。”
说完，就不见了人影。在方圆多少里范围内，拥有砖砌城墙的城郭，只有沛城这一座。城里既有将钱币存在陶罐里的商人，也有以这些商人为对象开设的赌场，还有酒馆和青楼女子。还有刘邦最喜欢的盗贼和杀人惯犯。
这号人物在出生地中阳里是不可能有好名声的。父亲和哥哥都说：
“那个不成器的东西！”
村里人也同样没有好听的话。
可是，一旦走出家门和村落，外面的世界就属于刘邦了。比方说，他在家乡被认为可能不是老爷子的孩子，连这种出身的秘密，都成了他大吹大擂的资本。
“我可是龙的儿子！”
刘邦朝在座的人怒目环视一圈，大言不惭地说道。
如果有人指出是撒谎，当场就会被小喽啰给揪出去，那些小喽啰对刘邦的大话总是信以为真的。
虽然不常这样，但刘邦偶尔也会把身上的衣服全拽下来，冲着在座的人说：“瞧！”
在当时，一般的房屋都没有椅子，只是在屋地上铺一张草席，刘邦浑身一丝不挂，支着一条腿坐在那里喝酒。在酒馆里，总是刘邦居上座。他的阴囊舒舒服服地从容不迫地混账透顶地一直耷拉到席子上。
“来数数！”
这意思是说，我是不是凡人，你们把我全身的痦子数一数就知道了。
大家都只好挤到刘邦光着的身子周围数了起来，数着数着天就有点黑了。并不是说痦子多得数不过来，而是数的人得出的数字总不一样，因为皮肤上那些带色素的奇形怪状的小点点很多，究竟是痦子还是脏点子，实在分不清楚，人们争吵不休，又重新数了许多次。最终累得人人筋疲力尽，到这时刘邦才扯开嗓门吼道：
“七十二个！”
由此一锤定音。根据是自己从婴儿时起就有七十二个痦子，是全村人聚在一起数过的，因此不会有错。刘邦又说：可是为什么我身上会长出七十二个痦子呢？理由大家也可能早就知道了。
“因为是赤龙的儿子嘛！”
刘邦通常一边丢下这句话，一边神情自若地把手伸进上衣袖子里，重新穿好衣服。
从那个时代再稍往前一点，是持续了几百年的战国时代。那个时候流行的阴阳理论是要解释从天地到人事生成原理的学说，同时也兴起了将万事万物归结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的五行说，不久这两种学说就合而为一了。可以将其视为当时的哲学及科学理论。合而为一后的阴阳五行说又与天文历法相结合，以数字多寡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当时，一年只有三百六十天。将这个数字用五行的“五”去除，即得出刚好与刘邦痦子数目相同的七十二，所以刘邦才说我不是凡人，从道理上讲也许过于牵强附会。
———七十二这个数字指的就是土。
也许哪个阴阳家曾这样教过刘邦。至于为什么七十二是五行中的土，刘邦不知道，阴阳家也不知道，属于无法证明的领域。哲理往往就是建立在这种混沌不明的基础之上。
———土就是赤。
就这样，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当时的色彩共分为五种，即青、黄、赤、白、黑，正是阴阳家所喜欢的五个字。五色又被附会到五行上，五行中的“土”便成了五色中的“赤”。为什么土就是赤呢？到此，理论就给不出答案了。这个等式也可以称之为公理，无法证明，正因为无法证明，才堂而皇之地成了绝对真理。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这一理论将中国及其周边民族的思维方式全都拖进了某种程度的混沌之中。不管怎么说，刘邦不知什么时候从阴阳家那里学来了这些知识，坚持说土就是赤，正因为土就是这位刘邦（因其身上有七十二颗痦子），所以刘邦即是“赤”，于是，这一理论就成立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刘邦的母亲刘媪曾在大沼泽堤上与蛟龙有过交媾，不久怀孕生出的刘邦就是龙的儿子，可以说这是连刘媪的丈夫都承认的事实；进而根据赤在“七十二个”理论中的定位，与刘媪交媾的龙便应该是赤龙。听到如此精密的理论推理和严密的事实论证，无论在草莽之间还是在都邑之中，能够反驳的人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的。
刘邦也好，他的小兄弟们也好，抑或是沛城酒馆里的那些伙伴们也好，全都相信从这一辉煌体系中推导出来的真理。人类之后也曾创造出许多新的体系，并始终坚信不疑。绝大多数体系都以谎话连篇作为基础，因此，为了不使人认为是谎话连篇，就需要在此基础上构筑的体系尽可能地精密完美，人类的智慧也就为此消耗殆尽。如果有人胆敢怀疑刘邦不是凡人，那么，这个人就成了当时被奉为真理的阴阳五行说的敌人，毕竟对抗真理的人是要被称为贼的。
沛城树下（3）
而且，这一理论还有不可或缺的确凿证据，那就是刘邦的一张脸。
“那可是龙脸。”
卢绾等小兄弟们到处去讲。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本是一群渣滓，是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