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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对于苏轼，都说苏轼在杭州的故事太多，就其大体的史实，也足以显示其不朽的功绩。比如：
1、他修井：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恰逢供给市民饮水的六井年久失修，不能供水了，苏轼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与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使百姓重饮六井水。
2、他赈灾：苏轼第二次刚到杭州，就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冬春水涝，之后又遇大旱。苏轼决定把用来修葺官舍的钱，先买米赈济饥，又反复上疏，奏请朝廷减轻本路赋税，免除积欠，加大常平仓米的购入，以备饥荒。由于苏轼的反复请求，朝廷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赈饥，宽减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助赈饥。结果米价渐落，元佑5年春没有人饿死。但是，一些地方官吏无意恤民，专事献媚，看到元佑5年春没有死人，就立即报告朝廷，声称本年丰收，别无流民，要求收回度牒钱粮。苏轼反驳道：“去岁灾伤之甚，行路备知，便使今年秋谷大稔，犹恐未补疮痍；而况三夏之交，稻禾未了，未委（不知道）逐路提转（提刑转运官）如何见得今年秋熟，便申丰稔？”五六月间，浙西数郡果然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淹没，六七月份米价再次上涨，“灾伤之势，恐甚于去年”。因为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年之灾，如病再发。即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使病情差不多，但因元气早伤，便难支持。加之这年春夏之交，风调雨顺，家家典卖负债以事田作，想夺一个大丰收。现在淫雨风涛，把将熟的农作物摧折殆尽，“民之穷苦，实倍去岁”。即使这样，一些地方官仍忌讳言灾。秀州嘉兴县的官吏，因不受灾伤词状，以致踩死四十余人。苏轼却接连多次向朝廷报告灾情，要求宽减本路上供米，并高价收购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救饥。应苏轼之请，朝廷拨上贡米二十万石赈饥，置饭舍以待饥者；设药局，置病坊以治病者。元佑四五年的灾情，比熙宁八年的灾荒还要严重，但因苏轼救灾得力，使饥者得食，病者得医，米价未能暴涨，后果要轻得多，而赈灾费用也少得多。
3、他治病：元佑四五年灾荒之际，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地方，疫疾死亡率比别处都高。苏轼派人作稀粥、药剂，救活了很多人。考虑到杭州重镇，苏轼捐了五十两黄金，加上公费，合起来办了一个病坊，叫做安乐坊，收纳贫困病人，为其治病。苏轼亲率医生分坊治病，得医而愈者千余人。在古代官方慈善医疗事业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4、他浚湖：苏轼元佑四年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时，西湖的沼泽化已经十分惊人了。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而西湖起着为百姓和农田提供水源的作用，“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直接影响着杭州的存亡。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为苏公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后来演变成“三潭印月”。呵呵，东坡肉的故事就是因浚湖而发生，有人已经讲了，我就不多嘴啦。
5、他开河：杭州中贯运河，舟行市中。但长期以来，地方官贪图方便，引引潮水入河，海潮每至，泥沙淤积，漕河失利，舟行困难，不得不三年一淘，劳民伤财。苏轼亲自视察杭之水系后，带领人民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水皆深八尺以上，是几十年来浚河从未达到的深度。又根据精通水利的苏坚的建议，在两河间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自后潮不入市，河道不淤，舟楫常行。
6、他引水：上次修好的六井和沈公井再度废堙，杭州人饮水非常不便，一斛水甚至卖到八钱。苏轼决心彻底永久解决百姓用水问题，亲谒茅庐拜求前次参与治井现已年过七十的老僧。苏轼采纳了老僧的建议，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以瓦筒把六井水直接引至千家万户，并扩大了供水范围。从此，“西湖井水，殆遍全城”。苏堤三潭印月就是他的杰作。
这里的六条伟迹，与《苏轼治西湖》相合，而现在的王木木放眼看来，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其中奥妙无穷：
1、他修井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作为，其时知州是陈襄，若论功绩，职通判的苏轼最多是个协从有方。苏轼现在第二次到杭州，如其《乞开西湖状》所言，需重修六井。那，井是井事，湖是湖事，为乞开西湖从中央批得的钱财、粮食、度牒应用于湖事，专款专用，懂不？混为一谈，说轻了，是不懂财会，说深了，涉嫌混水摸鱼。
其实，在那个年代，通判，是一个很得罪上司的职位，因为通判的职能就是和知府操事，并向朝廷打小报告，对地方领导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所以每地的领导对通判都是很烦心的，曾有一个姓钱的爱吃螃蟹的知州就明确要求朝廷把自己派到一个“有蟹无通判”的地方去任职，可见知州对通判厌恶之深。
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并没有任何政绩，陈襄来杭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马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被后世粉苏者吹成“因法以便民”。
时，六井事，非大事。其时，凡大事均需上报朝廷，而苏轼好吹，掏井事，被吹成了一利国利民的大工程，说六口老井修好以后，正好遇上大旱，“自江淮至浙右”，所有水井都枯竭了，结果水弄的比酒还贵。只因我们有了这六口井，结果有喝的有洗的麻事不缺。老百姓都“诵佛以祝公”。
然后苏轼就发感慨了，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天下大旱是不常有的，但我们往往因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这样紧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把这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了。
2、他赈灾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之后大旱。既如此，苏轼第0746章苏轼治西湖
干吗要乞开西湖？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均在风调雨顺日子好过时作为，哪有灾荒年还大兴土木的？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其实，历史上的记载，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这都是苏轼的自说自话造成的。在这个年代，包括之后的几百年，一州之长，上书朝廷，写的是什么，普通老百姓是不知情的。后人只是依文人的记载为准，哪知当时的实情。关于现在的苏轼，所在的杭州，有没有灾，这不重要，这本就是这通讯不发达、文化不普及的年代的黑洞。苏轼为得到朝廷的钱粮，不顾与之矛盾的大搞水利疏浚的事实，说，杭州和两浙灾了。而历史上就有记载，当时的侍御史贾易、杨畏、安鼎就曾联名上书驳斥苏轼关于两浙灾荒的上书，说，情况不实，并要求朝廷重新调查核实。
纵观苏轼的一生，每到一地，就伸手向朝廷要钱要粮要政策。现在在杭州的苏轼，他是两浙路的一把手。两浙路包括后世的浙江省、江苏省的南部、还有安徽省和江西省。这里，有“苏杭”两个“天堂”；这里，有富饶的杭嘉湖平原；这里有“苏常熟；天下足”。无论如何想不通，腾挪转移，苏轼抱着金饭碗，还要向中央“乞”，这不跟后世那些包二奶、养小三、住洋房、开小车的职业乞丐一样了吗？你苏轼，身为父母官，不思发展民生，就知吃饭伸手，宋之士大夫，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可见一斑；又，其，毫无责任感，不思努力奋斗，啃爹啃中央，纨绔加无赖，还要筑牌坊，此风盛行，宋，哪能不亡？且，即使“浙西有荒”，你“苏常熟”，干吗不“腾挪”？
王木木看了眼现下的杭州，既非荒年（荒年还在三潭印月吃三坛酒？荒年还在苏堤大吃东坡肉？），也非大丰收日。至于决定用修葺官舍的钱买米赈济饥，观苏轼的一贯言行，不可信。至于反复上疏，减赋税，免积欠，加大仓米购入，拨米赈饥，等等，均属无事生非。苏轼不想无为而治，他要在项目中获利，所以，朝廷既收到了荒情奏请，又矛盾地收到了乞开西湖状。这个年代大宋的两当家人，是两女人，是两苏粉，是不懂油盐柴米的宫中人，看不出猫腻，被他糊弄了。
说苏轼“勤政为民”，呵呵，看看吧。先看看，苏轼是怎么来到杭州的吧！苏轼第一次来杭时，外放令已下，苏不想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赖了一年，厉害不厉害？王木木都想去吏部问一问，苏轼这一年的年薪是该在汴京领，还是该在杭州领？苏轼直至“明年夏末秋初”才扭捏着赴任。途中，还狂玩，在泗州，作《泗州僧伽塔》。又去灌酒欧阳修，而且还是花酒，在颍州西湖之上，苏轼“插花起舞为公寿”，欧阳修“醉后剧谈犹激烈”，结果把欧阳修灌得起立时摸不着船帮，险些跌进湖中，以至苏轼走了不久，欧阳修也就一病归天。呵呵，好一个“勤政”！好一个“为民”！
自知于“政”“无术”的苏轼到杭后，就是玩。玩和尚，玩小妞，玩名士。他在“春时每遇休暇”，与民同乐，“必约客湖上”，在“山水佳处”，“群妓毕集”，酒足饭饱后，“营妓皆出境而迎”，“每客一舟”，“各领数妓任其所适”，随便去何处，随便搞什么。爽完后，再“鸣锣以集”，同志们再回酒楼，吃喝到深夜，“极欢而罢”，“列烛以归”，以至“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苏轼领“千骑骑过”，风头出尽，“实一时盛事也”。所以，亲民，爱民，要搞清民的概念，在宋，民有士农工商，无固定资产者，皆为从贱业之贱rén。苏轼礼不下贱rén，他亲的是“士”与“女”而已。
说苏轼“勤政为民”，有时，还不如说他好逸恶劳了。纵观苏轼，在密州，在杭州，在惠州，都向朝廷提出过减税减赋。如果能减，士农工商，哪个不会高兴？问题是你苏轼是一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