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毛岸英也住在西柏坡，身上穿的总是父亲穿过的旧衣服。虽然他年纪比我还大，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他叫李银桥叔叔，叫我小韩阿姨。
毛岸英也在和刘思齐谈恋爱，有些着急结婚。毛泽东说：“思齐是个好孩子，你们恋爱我同意：可是现在不能结婚，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
毛岸英急道：“可我都二十六岁了！”
“我是说思齐不到年龄。
“思齐也十八了。”
“周岁虚岁？”
“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拍响桌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会遵守？”
毛泽东发起脾气谁也不敢再顶。毛岸英出来，独自伤心。我劝他不要急，等有机会再跟主席说。他愁眉苦脸不做声。恰好院子里一只公鸡追母鸡。他嘟哝一声：“公鸡还要找母鸡呢，我可是个人！”便满腔委屈走开了。
第二天，毛岸英没起床，躺在床上哭闹，谁也劝不住。银桥向江青报告，江青有难处，不好出面。和一般人家的继母一样。她对毛泽东的前妻的孩子很谨慎小心。特别是对长子岸英，说话办事都很注意，尽量热情，不要闹矛盾。对岸英的婚事她是热心帮助的，曾给岸英介绍过一位北平来的傅小姐。傅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吃不了小米受不了苦，对江青热心的事并不热心，终于又跑回北平，那次介绍没成功。
“这事还是让老板出面劝吧。江青说。
于是，警卫排长阎长林又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火了。大步赶到儿子的屋门口。毛岸英还在床上哭闹，忽听门口一声吼：“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1948年12月，济南解放不久，江青便千里迢迢赶回济南一趟。因为她母亲死了。接触一年多，她第一次讲了点过去家里的事。
江青说，她老家是山东诸城县，父亲开了个木匠铺，讨了两房妻室。她是二房生的。她爱母亲，恨父亲。父亲脾气暴躁，嗜酒尚武，是写入的都头，打人的惯手。喝醉了酒。抄起家伙没轻没重打老婆。江青说，她母亲被打断了指头。她为了救护母亲，被打得满嘴流血，牙也差点打掉。于是，母亲带着她逃出家，到有钱人家去做庸人。
以后，江青又陆续讲了一些情况。她说，她母亲帮佣的那家人家，是诸城县四个有名的大家族之一。姓张，张家的二儿子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最近有些写“外传”“野史”的作者，捕风捉影。说江青与康生那时便有暧昧关系，实际并不真实。江青那时才十岁，而康生已经人上海大学读书。江青离开诸城县时也只有十二岁，不可能有那种事情。她到天津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靠在秦系军阀部队当军官的姐夫维持生活。从一些正式材料上看，她讲的这点历史还是基本真实的。
江青带了李银桥。阎长林等四名卫士和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国中吉普到石家庄市，转乘火车至德州，再转乘汽车到达济南。受到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秉忱的接待。她母亲葬在济南公墓。江青下车后即去公墓给母亲上坟，送了花圈。她本来就爱哭，那次哭得挺伤心。上坟之后，在济南市故地重游，玩几天。正赶上她哥哥结婚，便去参加祝贺。
江青的哥哥叫李干卿，在铁路上工作。已经五十多岁，是再婚。新娘三十岁左右，过去是个妓女。大嘴大眼，比较胖，模样还算漂亮。穿一身旗袍，涂脂抹粉，擦了口红。江青送了礼品和钱，说几句贺喜话，转身悄悄对随行人员笑。她不大看得起新嫂子，一出门就说：“没文化的人就这样，越打扮越俗气。”
相比之下，江青对姐姐要亲热得多。当时她姐夫已死；姐姐带着儿子王博文独自生活，日子很苦。江青反复对身边人说：我小时候是靠姐姐姐夫生活的，他们帮过我很大忙。我总是要报答他们的。于是，她让姐姐李云露带着儿子随她一同回了西柏坡。李云露长得虽不如江青漂亮，但是人要比江青老实厚道。她于1988年5月25日病故。她的儿子王博文现在清华大学工作。
形势不断好转，毛泽东家里的人口渐渐增加。毛岸英来了。李敏不久也来了。
那天，毛泽东房间里又传出哭闹声。江青跑出来，哭哭啼啼去找周恩来。她每次与毛泽东吵过架，多数都是去找周恩来哭诉。后来我才知道，是贺子珍带者娇娇（李敏）回国了。毛泽东本是想见贺子珍的，江青又哭又闹。一些领导同志从大局考虑。为避免毛泽东的家庭矛盾影响他对全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和指挥。作出决定，没有让贺子珍来。只把李敏接来了。
李敏来后，江青让我把李钠交她姐姐李云露照看，由我照料李敏。李敏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勇敢坚强，能吃苦，有主见，独立生活的能力强。她幼年的艰苦经历，在王行娟所著《贺子珍的路》中已有详细真实的记录。
我负责照料李敏后，我和李银桥两人与江青的关系更进一步紧张起来。我带李敏，江青便交代说：“你要注意呢，不要讲什么亲娘后妈之类的话，不要把李敏教坏了，不许提贺子珍！”
江青穿过的旧衣服常给李敏穿。李钠小，捡不了旧衣服穿，只能做新衣服。正常家庭，这种情况也算正常。但是江青就不但想，她毕竟是后妈，这样做李敏能没意见吗？江青不为别人想。她习惯于挑剔别人，猜疑别人。她认定是我说了她什么坏话，怒气冲冲责问我：“你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啊．你不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厂
那时，毛泽东家里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年纪比较小的有李敏、李们、王博文和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他母亲叫朱丹华。毛泽民牺牲后，朱丹华同志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结婚。1950年，方志纯和朱丹华一道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毛远新，大约还有怀念弟弟的原因，提出接毛远新到自己的身边抚养。经过商量，朱丹华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只是在假期去南方看望母亲。也许因为毛远新是男孩子，加上是烈士子弟，江青对他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没闹过什么大矛盾。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钠。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钠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钠，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钠。
当时。李钠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钠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钠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钠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钠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讪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千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讪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钠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钠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怕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钠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钠。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钠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钠，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放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钠。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钠，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钠。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钠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钠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钠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精。他知道李钠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钠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钠书法。美术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钠，照顾李钠，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钠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钠看病。他也帮李钠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五十多了还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