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十一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五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八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山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我发出一声轻叹，表达了许多不易讲清的复杂的感情。随后，小声说：“我可以理解你了。”
“我们比起毛泽东还是自由多了，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不必担心被包围。可是，毕竟不全是普通人的生活，只是有时能过上而已。
我点点头。问：“你是三进中南海，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算第二次。后来怎么离开，怎么又到了毛泽东身边？”
“1955年出了所谓潘汉年事件，1956年我被调到上海参加调查处理。1957年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上海，见到了我……”
警卫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完毕，我被安排在国际大厦游泳池。池水清澈透底，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玻璃板。有人吊起温度计检查水温，从那里漾起一层层涟漪。于是，我心里也漾起阵阵涟漪。我有很久没见到毛泽东他老人家了。
门口那边起来一阵骚动，接着进来一行人。我心房突然一阵劲跳，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紧随他左右的卫士长和卫士们。毛泽东边走边同身边的人说几句什么，偶尔也朝我们守在岗位上的警卫人员瞟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毫不在意地移开目光走过去。
然而卫士长和卫士们认出了我。卫士们朝我点头微笑，卫士长更是大步赶到我面前：“连成，你在这里？真没想到。
“卫土长，您好。”我同他握手。
李银桥把手一拉，另一只手拍到我肩膀上：“嘿，太好了。走，跟我走吧。”
“不行，我站岗呢……”
“你就跟我走吧，没事，没回来工作，我跟你们领导说。”李银桥拉着我不放，“主席身边正缺人，我一直选不到合适的，没想到遇上了你……”
我发现其他警卫人员都用惊讶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他们并不知道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单是这一条在他们眼中就足够光荣甚至神秘的了。可是，这许多警惕戒备的警卫人员本身又使我立刻想到了另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苦处，便小声他说：“不，不行，我不想回去……我怕干不好，担当不起责任……，”
“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马上跟主席说去。”李银桥不由分说拖了我走。我试图挣扎，忽然看到了毛泽东，他已经准备下水，却停下来，朝我们望。我立刻变老实，乖乖跟卫士长过去见毛泽东。
“主席，还记得他吗？小李。”
毛泽东打量我，略一沉吟，微笑点头：“是李连成同志吧？你好吗y
“挺好的。主席你好吗？
“好，好。”毛泽东点头。他稍稍有些胖，但面色红润，还是显得很健壮。
“主席，李连成在你这里工作过，情况都熟悉。现在缺人。我想叫他回来继续干。
毛泽东望着我，简单问问我近来情况。他对“潘汉年事件”并不清楚详情。据我所知，毛泽东1955年到上海时，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公安部门认为潘汉年是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种具体事毛泽东并不过问，最多不过听人讲讲。
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很随便地问：“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工作还愿意吗？
“愿意。”我只能这么回答，“可是，我怕干不好……”
“那就来吧。”毛泽东已经把目光转向游泳池。于是，我便退到一边。
游泳结束后，我在一片羡慕的目光中，带着复杂的情感被李银桥拉上汽车，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李银桥同我谈了一宿。我怕干不好，怕不适应红墙里的生活。李银桥说这么多年了，会干好的。而且，跟主席谈过了，再不来不合适。就这么我又回到毛泽东身边。随专列由上海到杭州，接着又回北京，第三次走进中南海。
“那么，第三次进中南海你是有些勉强的了严我将烟灰缸里有些满溢的烟头往里拨一拨，又续点一支烟。
李连成点头默认，马上又解释几句：“卫士长和卫士们离开毛泽东时都曾难过得掉泊，甚至哭出声。我也不例外。离开以后时时想念，我们都梦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互相间的感情毋庸置疑是极深厚的。在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办了文化学校，请来老师督促我们学文化，学科学知识。我第三次进中南海的心情，准确来讲不能含糊成个勉强，应该说是矛盾。因为矛盾所以动摇，拿不定主意。卫士长一劝，我就拿定主意回到中南海，回到毛主席身边。”
“理解，理解。我连连点头，继续问：“可是，我曾听卫士长讲过，你第三次离开中南海是有些原因的，是主动要求调走的？”
“他都跟你讲了？
“没有。他只简单带过一句，好像是跟江青有些关系？”
李连成沉默良久，他的表情使我想起许多同志对他的评价：敦厚、善良。他歉意地摇摇头，嘀咕着：“没啥……我没啥好讲的，真的没啥。我想尽办法撬他的嘴，终于徒劳。他只嘀咕两句：“唉，她后来搞了’四人帮’……那时她还没搞‘四人帮’。本来我是全心全意，那时她脾气就不好。”
不过，我还是从其他渠道采访到一些情况。
1959年，一个美丽的秋日．一个广州市的朦胧的早晨，李连成似乎被那空旷潮湿的寂静弄得有些心神不定。他从走廊勿匆走过时，是掂起脚的。尽管每个屋门都很隔音，他还是怕走出声啊。
她今天心情可能会好些？但愿昨夜睡了一个好觉……李连成走得匆匆，想得匆匆。江青近来心情不好，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昨天为安眠药的事，朝医生徐涛发了脾气。按照规律、她发过脾气之后会有相对一段时间的安静。不过，也有脾气节节高。越发越大的时候……李连成在一道沉重的屋门前停住脚，平稳一下呼吸。他忽然生出一丝后悔。当初分配任务时，自己为什么不要点滑头呢？能躲开多少麻烦。
每次出任务，是由卫士长分配。谁跟主席谁跟江青，谁留守家里。卫士们深知”夫人难挡”的道理，可是李连成话挂在嘴头上。他习惯把话忍在心里。也许卫士长误会他没有牢骚？跟随江青值副班的任务多数落在他身上。于是，他变成了“出气筒”。
是出气筒。李连成这样想。江青那么高的身份，犯得着跟他一名小卫士闹别扭吗？她或在家里同毛泽东闹别扭，或在外面同其他首长或首长夫人闹矛盾，有了气没地方泄，便会泄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头上。毛泽东曾说江青“大煞风景”，“她一来就叫人扫兴”。所以常常躲避，一年难得几次见面。但毕竟是夫人，不能不闻不问。向毛泽东汇报江青情况成了李连成·项工作。每次汇报。李连成总想说一句话又始终不曾说出口：主席，我想我有好几次是代你受骂了。
李连成闻声脱鞋。昨天进门，江青忽然喊：“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他连忙退后两步，退出屋门，脱掉鞋，赤脚进门。江青皱着眉头咕哝一声：“我就烦你们走路声大！”李连成一声不吭，只是扫一眼脚下的地毯。地毯有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有声。年初他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屋里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李连成赤脚进门，大气不敢出，怕有声。他见江青正在梳头。江青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配上她的白皙的皮肤，是很有一些风度的。听说在延安时，女孩子们都喜欢找地理发梳头。经她打扮过，可以增添几分美。那时，不但男同志们认为她是出色的一个。女同志中也不乏崇拜者。如今，她仍然显得那么年轻。她会保养，若不是常常心情不好，她本该更显年轻。她的烦躁火气时时可以感觉到，刚才电铃响得急促跳动，继而剧烈绵长。李连成开始急赶，可是进门后，江青又只顾梳头不做声。
“江青同志，我来了。”李连成早已在镜子里与江青的目光相遇过。为了礼貌，他还是报到一声。
“嗯，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住他。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继续梳头，过了一阵儿才朝椅背靠去，将头偷懒地一晃，头发轻轻甩动一下，说：“我要出去散散步。
在江青身边服务的主要是女护士。男护士只管饮食及安全保卫工作。负责警卫工作的还有省公安厅的同志。李连成出去作了安排．口来又等一段时间，江青才芽戴整齐，慢步走出。
太阳已经高悬，大海烟波借森，巨浪悠悠。远处的帆船星星点点，凝住了一般。李连成深深呼吸，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油然而生。
可是，耳边忽然响起尖声：“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李连成不曾轻松一霎立刻又换上紧张。他看到江青锐利的目光直射过来，明白在动难逃。便小声说：“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今天太阳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叫我感冒！”江青转身回屋去了。李连成并不觉委屈或难过。自己感觉不冷，江青感受冷，这也是可能的，各人体质不同。江青近期身体不好，已经在广州住了半年。他甚至有些怜悯江青。她更多的还是心情不好。她跟谁也合不来，走到哪儿矛盾到哪儿。大家躲她，越躲她她越觉孤独忧伤，于是脾气也越坏。可是她怎么好坏不分呢？我本是全心全意为她好……李连成心里叹息着摇摇头。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他：“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李连成闻声起身，随护士来到江青房间。他明白，江青的日子难打发。毛泽东总是不允许她插手国家大事，就连生活秘书这个职务还是周恩来一再提议，毛泽东才勉强同意的。江青为不让她“抓大事，’赌气，有时在毛泽东身边就示威一样整天打扑克。偶尔还发句牢骚：“没事干就打扑克呗。
但是，江青打扑克就像搞政治斗争一样认真，常为一张牌而争吵，甚至哭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罗瑞卿等同志都曾经为她打扑克闹起的矛盾而召集工作人员开会解决。所以，陪江青打扑克决不是消遣，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江青不能输，但也不能总赢，既要保证她最终是赢家，又要维持打牌的竞争性，这任务就不易完成。
李注成和江青是对家，打升级，一路顺风扶摇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