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你说。”
“嫂子不开心了，但你更不开心，没人能理解你……”
前面的司机叫了一嗓子：“嘿，还真有能耐的？”
那王八给了司机一支烟，说：“扯几句吧，反正这小子能扯，就当解闷儿呗……”司机不说话了。
“恩，你继续！”
“没人理解你，你的脾气越来越差，所以就要跟嫂子吵架不是？可是你需要理解，她也需要理解，也许是一对牛脾气遇到一起了，就钉起来了。互不相让，越走越远，而你单位的事情又让你焦头烂额，所以，你需要排解，找一种方式来破解目前的局面。”
“他妈的，你编吧，继续编，你怎么知道我老婆不在家？这小混蛋还真以为自己是美国大洋葱，说你胖你还真喘上啦？”
“那我闭嘴！”我很自信抓到了王八的软肋，所以不再说话。
送到医院后，在犯人专用的病房里，有一间审讯室，那里早已调来了病人的所有病理以及治疗所需药物。
王八叉着双腿给我倒了杯水，用一种揶揄的语气讽刺我：
“你这么能吹，能分析，那你说说门头沟那件事情，一万多块钱，还有房契，不是你拿的，难道老太太能吃了不成？”
“能帮我解开铐子，带我到病房看看吗？”我明知不可能，但还是冒冒失失地问了王八一句。
我怀疑这王八裤裆里放了个衬托，不论是坐着，还是站着，他那两条腿总是叉的很开，就像画“大”字一样。不论是他的站姿，还是坐姿，都能看出一种保留态度或轻微拒绝的意思，说到生活里，就是拘束和缺乏自信心的表示。这样一来，我更有信心能忽悠他了。
我这么一问的时候，那家伙坐在椅子上，把腿叉的更大了。等调整好姿势，他如雷贯耳般说了一句：
“你他妈别跟我耍花样，你仔细交代吧，都有证人了，要不要我给你点一下？”
“您点吧，跟我无关，你去问问他的子女，一个多月，老太太就那么半死不活，他们却连走马灯都不愿意当，每次来，留个一两千，那算什么，我照顾老太太的时候，自己的钱都赔进去不少，他们不得好死！”我有点激动。
那几天体力还是差点意思，一激动就发抖，一发抖就脸色苍白，然后头晕……
我听到王八在对讲机里喊道：
“这边病人有危险，可能随时需要急救！”
我定了定神，回了王八一句：“我才不需要急救，戴着手铐，被推进急诊室，全医院的病人都把我当猴看了。我相信，门头沟老头那一对儿女今生不得好报，那个鸟矿长短时内必出大事，因为老太太的灵魂还没走，她看着呢……您信吗？”
用很虚弱的语气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自己都吃了一惊，王八的脸色变得出奇的难看。他似乎被我说中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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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病人来说，或者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我怎么可能平心静气不慌不忙地跟王八说那些话呢？
这个还是得有点心理素质？非也。
我小时候，老爸是我们县司法局的，有时候运气好了，一放学能碰到老爸单位的小车，比如到县武装部，到县公安局，在那里，我也算是见过世面的少先队员了，枪炮弹药，战略装备，几乎应有尽有。见过连老师都没见过的“国家机密”，吹起牛来就能达到点境界，所以，我那时候的作文总能出其不意地拿个高分。
至于警察，其实也有一大段故事的。
高三那年住院，托老爸的福，我住的是干部病房，先是和我们县公安局局长住一起，后来跟县邮电局局长住一起（那时候邮政电信没分家），我在那段时间认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县级政要。比如纪委书记、副县长、县长……就差没见到县委书记，其他的大小官员基本算是见着了，后来真后悔自己不是狗仔对的，不然也能混几碗饭吃。
当年高考，有考生找到社会恶势力，气氛乌烟瘴气。这些事情，是我的同学在我病床前讲故事般给我讲述的，但他们不知道我的邻床就是我们县的公安局局长，我吹着牛比说：
“你们说吧，回头我给县公安局局长打个电话，这事情我想，他能管的！”
同学嘲笑我，是不是住院脑子也住出问题了。
同学走后，局长马上打电话让他们出警巡逻，并在学校周围形成一种警察便衣互动的气氛。杀杀恶势力的气焰，这是后话，但也很有成就感。
再后来，考上大学了，去邮局汇款，小服务员一看不修边幅的老爸像个农民，果然没好气，说是2000元以下今天汇不了。
老爸在窗口外面点头哈腰，好话说尽，对方早就爱答不理了。
我从电话本里找出邮电局局长的号码，朝里面的服务员问了一声：
“这个人你认识吗？要不我让他过来求求情？”
里面人一看，就像见到亲爹一样，立刻让老爸把钱拿过来，并说明我们的钱可以按这次活动汇出，不收任何手续费。其实，我拿到汇款存根后也没明白是什么活动。
这个是基础吧，到北京后，学校东门是海淀分局，北门有家清真面馆，这家清真面馆却是海淀分局的一警察开的，去久了便熟悉了。警察也吃饭，警察也有自己的琐碎，这还是光明正大的第三产业吧？我怕他作甚！
王八显然被我的自信镇住了。但我不想再继续说，那就是献媚，那也是低俗。趁着安静，我数完手铐上的钢环后，无可奈何地给他讲了一件往事：
我说警察叔叔，门头沟老头在世的时候，病人们谁也不待见他，但我跟他关系不错。记得有一次，老头说，他从来没焗过油，说起这话的时候表情还是忐忑不安的。我当时没多想就带着老头上发廊了，贵的花不起啊，就每人花了10块钱，染了个黑头发。当时那效果，真叫一个炫。进来的时候，老头很开心，要给我钱，我没要。
晚上我们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早晨起来，洁白的枕套上留下了一团一团的黑印子，油腻腻的，我一想，这肯定完了，要是被护士发现，我得赔两套枕套，那又得20大元。
我火烧眉毛般冲到门头沟老头的屋里，他老人家可是睡的屁是屁鼾是鼾的，但枕头跟我的一样。他还没清醒，我就换了个枕套给他，然后将脏了的扔到护士站的洗衣车上去了……
老头后来高兴呀，楞是要和国民党兵请我吃拉面，被我拒绝了。
当我讲完这些，那王八眨巴着眼睛问了一句：
“你的意思是，你给老头焗油了，就不会打老太太钱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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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绝望了，这要是不明不白就进去了，以后的路可长着呢？
闭着眼睛，想到了很多，想给那个桃林的老头打个电话，但这帮孙子把我电话没收了；想找金凤小川她们哭几声，可我在一间单独的审讯室里，连烟也没了。听到马崽在外面鬼哭狼嚎般吼叫，我却只能感知他的存在。
王八就那样很有雅兴地跟我僵持着。
主治大夫临时换了，护士也换了，我戴着手铐，斜躺在床上打上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特殊的点滴。
记忆有时候很奇怪，我在普通病房的时候反复测试过点滴速度，还有上厕所时点滴瓶子应该多高才不让血液回流的高度……
那时候，我的双手是自然的，我的嗓子是不受约束的。
但在这里，我就像进了地狱，护士一个个长的阴阳怪气，光看她们的眼睛，就知道我已经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帮女人早被犯人机械化了，或者叫程序化，在她们眼里，对面坐的不是病人，而是犯人，我也是。
那次点滴打到一半的时候，想上厕所了，但我不想叫这帮机器人。
我用右手从手铐的环中使劲伸到最长位置，然后小心地关了点滴开关。这时候，有少量的血液回流左手背了，输液管被粘在左手手铐上，右手一动，左手的手铐就跟着动，这一动，胶布也动了……
关的并不成功。
关了后，我将两个手都举起来，从输液架上拿下点滴瓶，大模大样地走到厕所。再用相反的动作小心翼翼地小便……
我回去的时候，王八像凶神恶煞一样站在门口数落我：
“咳，你还真能耐了，要不是我扫了一眼监视屏，还以为你飞了呢，怎么样，想好了没？”
我有点狼狈不堪，左手背已经有鲜血流出，因为我每动一下，手铐都要跟着动，手铐一动针头就动。
王八大呼不好，赶紧叫一个护士过来。
那护士长的跟李逵似的，我只看了一眼，就认出她和金凤在护校是一个班的，有次去金凤家的时候她曾感慨这帮给犯人打点滴的护士都月经不调了，具体怎么个不调法，金凤没告诉我。但我记住了这李逵是和她一个班，一个村的。她家离金凤家不远。
本来窃喜着金凤可能关照过她呢，所以“心照不宣”地没再看她。她拿着一根止血棉签，心不在焉地将针头拔出来了，鲜血飞溅。
“日！”
我轻轻说了一句。
这李逵不依，追问我说了什么，再说一遍。
我扫了她一眼，直楞楞地告诉她：
“别张狂，我没犯罪！我不是犯人！我明天就能出去！你个李逵，你是不是住金家村？小心我让你三魂出壳！”
她瞪了我一眼，不再言语。
待李逵把针头换到右手上时，我的左手已经面目全非了。连手铐上都沾满了血，李逵要擦，我没让她擦：
“你走吧，不用虚情假意了，死都不怕，还怕血干吗！”
她依然没有说话，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审讯室。
李逵离开后，我甚至能听到点滴的滴答声。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向满天的神佛祷告，向万能的上帝祷告。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上帝和其他神仙的区别，但我想，只要是过路的神仙，都能救小的一命，那也算功德一件。再仰仗着门头沟老两口的灵魂，我怕甚？
睡了一晚，我隐约感觉到事情其实没那么复杂。东西应该就在屋里。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在门头沟老太死的那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住院病人的情绪、神态，没有一个出现反常举动。我这个推断和金凤的推断是一致的。
这么一想，即便铐子在手上，我倒不担心自己会被长久地铐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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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长的女婿铁定以为房契就是一个叫余聪的小破孩拿了。听说李湘还跟他在一起吃过饭，这一点，可以从后来李湘看我的眼神中读出点端倪，她一定是说了什么对不起我的话，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对李湘这样的女人，我还能说什么呢？
从开始几次简单的交流就知道她是个大嗓门的破喇叭，喇叭破了不要紧，但你得选择场合地破吧！
谁都讨厌在公交车上大声说话的女人吧？谁都讨厌有事没事就说自己命好的女人吧？或者，买完东西就去退货换货、经常夸自己老公如何优秀、一双都快长出老年斑的手指总喜欢搞个兰花指的姿势出来……
什么叫天方夜谭？对这样一个女人，你试图去改变她，或者说服她，那就是天方夜谭。
当她用她的思路确切地说出来钱和房契是余聪拿的，那就有她的道理，而这些道理，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思路而来——自私、狭隘、市井、贪婪、物欲……
而矿长的女婿巴不得有这么一个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