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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战斗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掩饰的革命的语言说话，其？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１８４１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请愿书上有３５０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政党过去曾？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
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５日，自由党人和宪章主义者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就几乎抛弃了他们所珍惜的守法的习惯；他们要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资产阶级想叫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谈起早在１８３９年就由宪章主义者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资产阶级却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７月底，市场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在市面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７月底和８月初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商业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要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P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诉苦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办法，那末也许他们最好是去溜跶一个时期。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得工人大哗，纷纷离开工厂，他们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结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８月５日的事。８月８日，他们有５０００人出发到埃士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ａｆａｉｒｄａｙ’ｓｗａｇｅｓｆｏｒａｆａｉｒｄａｙ’ｓｗｏｒｋ》）。８月９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就进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了工。８月１１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的宠儿——习艺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自己的惯例，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１８４０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
同时，在履行２月１５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离开“合法”途径后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资产阶级又回到守法的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由他们煽动起来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奴仆一起当了特别警察——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踱来踱去；在普累斯顿，资产阶级曾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自发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装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逐渐散去，起义结束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干了许多别的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图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这和他们在春天所说的革命的话是很不？调的。他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们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承认法律神圣的先前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势罢了，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失，在停工时期他们倒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主义者在过去也根本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后来这个争论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说的话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诉诸物质力量了。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使宪章主义恰好成为真正的宪章主义的争论点，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废除谷物法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就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则在口头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１８４３年１月的北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治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会的章程中删去，理由是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一联系已？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治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在表决这个问题时斯特治失败了。这时，这位忽然变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争取完全选举权？会”。这个资产者，不久前的雅各宾党人，忽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ｕｆｆｒａｇｅ）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ｕｆｆｒｅｇａ）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曾？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都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彩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说来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而已。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但是宪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战斗。自由竞争已？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资产者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这个要求至少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对它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主义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无产阶级。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宪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是万事俱备，但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传教士斯提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１８３８年只是对一部分宪章主义者才是真理，但是在１８４５年对一切宪章主义者都是真理了。宪章主义者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因工业发展而已？过时的那种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即ａｌｌｏｔ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关于此种办法请参看“导言”）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看来一般地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来的措施本身不是受不住竞争的打击（这样，以前的情况就会恢复起来），就是要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主义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特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中的繁荣后面，最晚在１８４７年爆发G，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穷困的出路。工人要争取实施自己的宪章，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到那时他们将要弄清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他们通过宪章就能做到而他们现在还不很清楚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宣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何而言。英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