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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书生本色的小韩同学，身上携带的长剑，基本属于一款装饰性的元素，配件而已，表达的也许是一种身份或者志向上的期待，虽然的确是口刃器，但符号学的意义更加卓著。自然，关于小韩的身体状况，史书上并没细讲，但即便他身板子结实到还说得过去，可真要放开手段肉搏比量，恐怕也是不大中用的。
而卖肉少年那厮，却是个李逵式的粗卤汉子，这从后来他所担任的中尉也就是巡城捉盗贼的小头目，即可看出端倪，想来该是孔武而有几分膂力和拳脚的。所以，在打架命题上，小韩和那厮，称不上对手。
当然，书生面君，说大人则藐之，这种本色，该说小韩甚至不怕被杀头，因为即便舍生也可以取义，所以后来和主子刘邦对话，他便在肯定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军兵之后，自诩的评价则是多多益善。这无疑是傲慢犯上的话，只能作为活思想埋伏在心头，却不方便言之凿凿地表白出来。可小韩同志居然在旦夕之间可以操控生杀予夺的陛下跟前说了，足见他并不缺乏胆气。但不缺乏胆气，并不意味着在面对一个挑衅的歹徒时，便不需要权衡利害：和这长于用刀整日屠戮为生的莽汉拼斗，一旦舍了生，或许只是白白送命而已。这好比让人选择战场上决战或者老虎凳上受刑，相信谁也不愿选择后者，哪怕都是死，也不想死得那么窝囊没意义。说到底，小韩终究不是关羽张飞者流，不需要单打独斗的亮剑精神。
明朝的茅坤曾经说：予观览古兵家流，当以韩信为最，破魏以木罂，破赵以立汉赤帜，破齐以囊沙，彼皆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予故曰：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辞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史记钞》）
有人说，文人虽无缚鸡之力，但比军人更爱议论军队与政权的关系。这位茅先生便是一个。不过，他所注意到的，未必没有道理。作为将军或曰军事家的韩信，并不喜欢刀光剑影血流飘杵的恶战，由此，作为被迫的械斗者，他之放弃身体斗争，应该是一种必然。其实，这道理很简单，用自己的弱项对抗别人的强项，是非常典型的不智，以未来大将军的思考，他当然更偏重动用智慧而不是气力。
在明显的强势面前，选择退却或曰逃跑，也许可以归结为胆小，但未必就是没有智慧。《诗经》上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春秋》上也说：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拥有智慧，起码要保障自身的安全。鲁迅先生也曾说过，他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在大目的明确之下，逃跑其实也不失为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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胯下的思考（3）
当然，在小韩富贵之后的表白中，他自称当时并非不能杀掉那小屠。原话是：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将自己斗不过的对手使劲夸奖，本是岛国日本人的习惯，不料大陆气质的小韩也有这样的口实。这自然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语言艺术。不过，小韩说当时不杀的理由，乃是杀之无名，这在舍生与取义的是非抉择上，未必没有道理。但这种堂皇的道理背后，恐怕也有些言不由衷，忍辱负重不假，但未必真是不怕不胆怯也。而究竟是否具有杀掉该屠的剑器功夫，则是越发需要含混的了。
附带一言，那位屠中少年，其实不过一条凶悍的恶狗，和他讲理自然是不通的，而后来做了小韩手下巡城捕盗的中尉，该说是服气，只是并非硬汉打倒了硬汉，而是小韩的威风让他折服，是威而不是力。这也是小韩所谓忍而就于此的自豪所在。这后账找得果然充满智慧。
类似的后账还不止于此。那位被小韩颇吃了几个月蹭饭的干部亭长，在小韩封了淮阴侯富贵还乡之后，被召来赏赐了百钱；而另一位被称为漂母的洗棉絮大婶，因为可怜小韩而管过他几十天饭，被韩侯爷赏赐的却是千金。就一般判断而言，亭长家的伙食标准，肯定在漂母之上，而几个月之与几十天的饭程，其中高下也是不言而喻的，但韩侯爷的赏格却有如此跳差，道理或许从他对亭长的评语中可以流露出头绪：公，小人也，为德不足。看来韩爷很看重供应伙食时候的道德居心，漂母的千金似乎就是对这居心的回报，而亭长的百钱，大概不过是蹭饭费用的中游价格补偿，甚至连同期贷款利息的追加也未必包括，至于道德意义上的相应兑付，自然更加阙如也。
鉴于当时物价指数的考据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所以上述对千金与百钱的定量分析无从精确，这里只好做一个含混的估计判断。好在千金和百钱的差价，是不言自喻的，足以显豁韩侯爷的居心。
临到钻胯的时候还知道及时调控多巴胺和肾上腺素，以熟视应对侮辱，足见小韩是个纯粹的书生。当然这纯粹的书生充满了智慧，但却不是周到的智慧，这智慧可以让他面对莽汉足以保身，可以让他在战场上应付裕如，甚至天马行空，玩弄股掌，但终于敌不过老谋深算的宫廷博弈，在政治方面，他便不是深谙操纵之心的吕后的对手。在这个意义上说，兵者再诡道，也终究是规则的游戏，而不是无章法的械斗，小韩只知道规避小屠的械斗，却于大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更加无章法的政治械斗一片懵懂，连“智不危身”前面的“义不讪上”这样重要的《春秋》箴言都牢记不住，于是有所谓“一为帝诈而夺赵兵，再为帝诈而夺齐兵，一绐而失国，再绐而失族”（王世贞语）的种种记略，无怪他终为刘邦所擒也。
不可以独立的经纪人（1）
该说死是对人生命剥夺的最终极手段。俗话里有，杀人不过头点地。听起来很豪杰昂扬，当然同时也容易令人联想到欲唱手执钢鞭而不得，只好百忙中被迫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阿Q哥。但当对别人的死把握了绝对控制权后，只是让别人就这么头点地的轻松就死，不论那生命剥夺方式的是否合乎情理，便都显得有些简单，或者说，缺乏技术性。都说我们的祖宗远比今天的后来人手艺高超，这有许多写在书上或者地上地下的物质可以证明，于是这高超也不能不波及到死法的多样性上。
权威资料显示，起码在先秦时期，死人的方式就有了炮烙、剖腹、醢、脯、戮、斩、焚、踣、罄、轘、辜等。秦朝及其傍近的战国时期，则有凿颠、镬烹、抽胁、车裂、囊扑、枭首、腰斩、弃市等。刘皇帝和之后一段时间的汉初，以腰斩、弃市、枭首为主。到了北魏，主要是轘、腰斩、殊死（也就是断头）、弃市四等，后来改为枭首、斩、绞三等。隋、唐定为斩、绞两等。五代和宋，大抵仿效隋律，此外，还有不载于律书的凌迟。辽初则有投悬崖、射鬼箭、五车轘、生瘗（也就是活埋）、炮掷之类的吊诡名目。金代另有击脑。
这些记载主要描述的是官方认同的标准化死人之法，其间或有同刑而不同名的，譬如轘和车裂之类，此之外，历代也还时常有常法之外的随机死人手段，譬如棒杀、剥皮和醢。
匆匆看来，就死的法律衡量而言，上述描述所呈示的线形征候，除了偶尔的回潮之外，总的趋势，还是体现为品种的削减。其实死法的多样，如果从纯粹的理念角度，本是十分具有分析性的，剥离掉其中逞快解气的情绪成分，在技术上的确表现出对死亡命题诠释的定量和细腻，这当然有利于体现法律的终极制裁，以及对作为看客的广大潜在犯罪嫌疑人的震慑意义。但，死法的品种走低，却并不能仅仅以为是技术性的流失，因为即便官方不实施，或者史书不记载，未必该技术乃至技术的实施就不存在。至于震慑意义的消退，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官方对法律的放松，反而是官方对自己统治控制力的自信，自然，其中必定含有文明对人性自觉不自觉的关怀。
如果忽略掉朝代之间的加减，就总的花样观察，可以发现，上述的若干死人品种，往往和饮食手段相通。作为对饮食十分注重的民族，一向对食物的加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惮其烦，甚至食物取材的宽泛范围也远甚于其他民族。这种对食物的执著精神，难免会触类旁通，漂移迁延扩大到饮食之外的别处，所以上述相通，绝不缺乏情理上的延伸路线。何况，对于必欲置之死地方后快的制裁对象，主流与非主流的话语，从来都一致将其指向不如人类的禽兽。而禽兽之于人类的存在意义，似乎也基本在于所谓食肉寝皮以及其他，因此，对动物的食品取向和价值判断，也就不能不迁徙到对人类中的禽兽乃至禽兽不如之类的身上，于是，死法之饮食手段体现，越发的顺理成章了。再者，饮食的行为意义，无疑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与死亡，又是挣不脱干系的一对冤家。这样，饮食之于死亡，便不能不具有深刻的关联了。
其实仔细想来，上述几乎所有的死法，都隐隐约约和食材的加工有关，不过内中最切近的，当然首推醢和烹。
著名的醢故事，大约该是出在被称为纣的帝辛之时代。《谥法》云，残义损善曰纣。帝辛之为纣，如史书所云，乃天下所归。《殷本纪》里对这位名气很大的人物有一番描述：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于己之下。
笼统说，这位纣爷本是个天纵的人材，或者说文武双全，有头脑有力气，并且认为天下人都不如自己。既然天下人都不如自己，于是作为最高首长的他便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因此他好酒淫乐，沉浸于美人的温软之中，酒池肉林，创作了前无古人的享乐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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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独立的经纪人（2）
只是纣爷的享乐，基础乃在于对百姓的沉重赋税，于是百姓怨望，诸侯有畔。纣爷的应对措施，则是加重刑罚，以惩效尤。九侯的女儿长得漂亮，上供给纣爷，但据说她不擅于床上淫技，惹得纣爷扫兴，震怒之下，杀了她，同时迁怒于美女的爹地，捎带把自己某种意义上的丈人九侯醢了。和九侯同为三公的鄂侯为此劝阻争辩，于是鄂侯又被脯掉。另一位三公的西伯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听说了，没敢去争辩，只是私下里叹了口气。但隔墙有耳，别人知道了，把这口气上报，纣爷于是囚禁西伯于羑里，后世盛传的演绎周易，正在此时。
所谓醢，本来是一种肉酱，主要用于祭享。有关记载上说，是先将肉晒干，然后斩成碎块，搅拌上粱麴和盐，腌渍以美酒，封存于瓶中，百天后方才成就。从字面上分析，该是一道滋味深厚的口腹之物。当这种口腹之物蔓延到暴刑上时，手续便不再那么复杂，不过就是将人剁成肉酱一般了。这是九侯的归宿。
脯的本意是干肉，制作上间有粗细不同，但它和醢经常同时出现，古人专门辨正说，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