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素——由这些微生物产生的自然毒素。生物武器设计者最喜欢的毒素是芽孢梭菌引起的肉毒中毒。除了以致命或官能不全疾病感染士兵或平民，生物战也可以用于破坏对手的庄稼和牲畜。药剂可由空中喷洒、炸弹、导弹甚或轻型火器发送给目标。
生物武器对恐怖分子极有吸引力，控制它们的设计、生产和发放是极其困难的，生物武器也许正在全球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大量扩散。虽然它们在国际上还是非法的，许多国家同意不发展或使用生物武器。但仍有许多国家却不受任何这类公约的约束。新近爆发的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由头就是伊拉克的生化武器问题。很可能，那些忽视生物武器公约的国家都发现，这些便宜且易于生产的武器可以代替核武器来威慑潜在的敌人。依据专家的判断，除俄国和伊拉克之外，最有可能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的包括北朝鲜（据说它持有用于军事的天花病毒）、利比亚、伊朗、印度、以色列、叙利亚和南非。还有许多国家据说也需要它们。
当然，在许多国家中保持一定的秩序也是可能的，无论是通过外交的舆论压力、贸易制裁，还是最极端的战争。但这样的约束对恐怖分子是无效的。恐怖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惩罚人类堕落所犯下的罪行，不限手段不假慈悲。其宗旨就是以和平的名义，耗尽不答应其要求的敌人，无论自己的要求多么蛮横无理。有些国家认可了这种策略——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通过秘密方式来资助这些恐怖集团。恐怖主义者发现生物武器极具吸引力。它们非常致命，很适合于突然袭击，制造起来成本低廉，能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阴险的人手里，甚至可以榨干最强大最繁荣的社会资源。
细菌：不是炸弹，胜似炸弹
生物武器与其他武器相比有特殊的优势，它能使敌人失去食物这样的基本资源，并扰乱对方的基础服务设施。一把精心放置的生物活性药剂能在牲畜中传播疾病，或者摧毁大面积的庄稼，这也许是无论多少常规轰炸都难以办到的。
生物战在战线之后的另一种应用是没人提到过的，那就是在和平时代使用生物活性药剂，毁灭政治对方动物和植物。这么做可以是纯属出自仇恨，为了打破一个国家的平衡，进而颠覆其政权基础，或者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使之无法应付一场战争。如果药剂散布得足够聪明，受害者几乎不可能明白是自然的不幸还是暗中的破坏使其庄稼颗粒无收牲畜死亡殆尽。1971年，古巴爆发了几场疾病。其中一种是非洲猪瘟热，在两个相距非常遥远的地点同时爆发；为阻止瘟疫扩散，有50万头猪被宰杀。而在古巴贵重的烟草种植中出现了青霉病，甘蔗黑穗病破坏了蔗糖产业，一场出血性登革热使群众陷入骚乱。卡斯特罗总统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释放的疾病。无论这是否属实，古巴的人民和经济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系列传染病演示了仅仅一些发疯的病原体就能给一个国家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
真正适于直接用于战场和战场之外的微生物，并不比大炮的种类更多。但是，使对方的战斗部队和平民丧失战斗力比消灭他们更有效。一具尸体可以被埋葬、被忘记；但是一名伤员或一名重患者会牵累一连串的人，使他们分心使团队溃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无论是用于杀伤还是使对方丧失能力，理想的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点：
◆效果稳定可靠
◆只需很小的剂量便能发挥作用
◆潜伏期短并能够预测
◆可用于攻击以前没有感染过此类疾病的目标
◆对方没有可行的治疗方法
◆易于批量生产
◆可以可靠地贮存和运输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最基本的还有，完全可以保障自己或友方军队和平民不受侵染。按惯例另外要考虑的是散布后的污染控制。传染病的历史表明，蓄意释放任何携带者像昆虫那样不可预测的疾病，都是不太明智的，但多数使用者根本就管不了这么多。
对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效果的直接比较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1993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在一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000—10000人的城市进行了两种武器的比较研究，计算出一枚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平方公里的破坏，万—8万人死亡。在乌云密布中等风速的白天或夜晚，一枚携带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样导弹将在10平方公里雪茄形区域造成3万—10万人死亡。
OTA然后选择了一个特殊城市——首都华盛顿，比较了在三种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攻击效果。每种情况下都由飞机沿顺风方向在100公里距离内释放100公斤炭疽孢子，在最恶劣的条件下——阳光明媚微风习习（两者都会降低药剂的效力）——将感染46平方公里，杀死13万—46万人；在乌云密布风力中等的天气，将感染140平方公里，杀死42万—140万人；而在理想的条件下——宁静清澄之夜——炭疽孢子将覆盖300平方公里，杀死100万到300万人。在所有情况下那便宜得多的炭疽都比掩武器还要有毁灭性。当然，这里的“人”都是虚拟的。
1∶2000：夸张的比例
低廉的成本使生物武器受到青睐，是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削减防御预算的国家最难忽略的。为了“影响”1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以高级炸药装备的火炮、炸弹和导弹大约需耗资2000美元，一颗核武器将以大约800美元完成此项任务，而化学武器则只是稍微便宜到600美元。而要达到同样效果，使用生物武器仅仅只需1美元。
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生物战上拥有最多专门知识和资源的国家，美国、英国和前苏联，是在1972年正式宣称放弃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的，那时也正是基因工程革命开始之时。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很有可能用人工重新组合腺鼠疫菌的DNA，或者携带它的跳蚤，以至可以精确地控制疾病的传播。例如（当然这纯属推测），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跳蚤／细菌的结合体，它不能繁殖，存活时间短，携带一种毒性极猛烈且对所有抗生素免疫的微生物。能在每个感染者身上迅速达到约定的致命阶段，但并不因带菌者的迁移而扩散和放大。后续部队只需一种有效的疫苗（可以从这种跳蚤／细菌的组合体中提取出来）以及足够的耐心，在开始进攻前等待疾病在目标人群中燃尽。利用专门技能和设备可以如此简便地利用病菌，于是生物武器对那些既缺乏手段又缺乏资金加入核竞赛的国家便越来越有吸引力。
人造瘟疫
1347年，詹尼伯格将死于瘟疫的尸体抛射到卡法城中，被后人戏称为“生物弹道导弹”；特制的化学武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8万名步兵死于法兰西，1/4死于氯气或芥子气；最早将化学科学的发明用于屠杀同类的是日本人，上个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实验、生产并实际应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1932年，日本在满洲里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5年，在哈尔滨成立了731秘密研究机构。731八个部门中的三个分别涉及细菌学研究、战争研究与战场实验、细菌的大批量生产和贮存。他们研究了腺鼠疫、炭疽病、肉毒杆菌毒素、布鲁氏菌病（波状热）、霍乱、痢疾、天花、斑疹伤寒的效果及其携带者（尤其是昆虫），还有可能的解毒剂和其他药物、化学毒素、冻伤以及动植物疾病。选择如此偏远的地方是为了使日本科学家不受干扰地在活人身上做实验。大约3000名被日本人称为“马路大”的中国囚犯被这些研究者们杀害，日本人不惜进行活体解剖来检查那些垂死者内脏的感染情况。
使用炸药的常规金属炸弹容易杀死细菌，为了能用于前线，731发明了“Ha”，含有1500个浸在炭疽或破伤风乳剂中的柱状芯块的钢铸炸弹。为了对付平民制造了能传染炭疽的巧克力炸弹，这是一种25公斤重的瓷制炸弹，能容纳3万只跳蚤或大量的破伤风、痢疾、伤寒或炭疽病菌，很少一点炸药就能使它在目标上空爆炸。
1942年日本人在浙江战役中尝试了他们新款武器。1940年10月27日晨约7时，宁波，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狂然狂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投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
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们感到十分惊奇和恐惶。日机过后，发现跳蚤骤增，红红的颜色，形体略小，与本地的不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些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茵的疫蚤，而这些疫蚤则来自日军731细茵部队的支队荣子1644部队，即华中派军防疫给水部，亦称“多摩部队”。
时隔两天，就有人染疫发病。鼠疫流行很快，疫情迅速蔓延扩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宁波市民惶惶不可终日，全城笼罩着一种恐忧怖的气氛。鼠疫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数百人死亡。
日本1644部队细茵队长佐藤供认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线一带动作，均使细茵武器，都是从飞机散放的鼠疫跳蚤。”
在江浙战役中，不计其数的病菌被后撤的日军倾倒在井中、水库和河流中，并从空中投掷了巧克力炸弹。大约有…万名日军因疏忽大意进入污染区而死亡，而中国军队损失“不可计数”。1939年当日本人企图在美国弄到一些黄热病毒的时候，美国人开始对这种生物战发生兴趣。1943年底，美国也生产出了225公斤的炭疽炸弹和肉毒杆菌炸弹；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回报”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来源，没有对731细菌部队的日本科学家的战争罪行提出起诉。
恐怖主义者的威胁
震惊全世界的“9·11”事件勾起了人们对此前发生的城市恐怖的回忆。直到1993年，对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恐怖分子的袭击是发生在别处的某种事件，灾难似乎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么说在当时也许是恰当的。1993年2月26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爆炸了一枚汽车炸弹。6人当场死亡，1000人受伤。凶手是一个很小的###极端主义组织，很快就被抓获。紧接着的一次事件则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人。1995年4月19日晨，一枚2250公斤的炸弹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炸弹把大楼撕开一个大洞。爆炸时间精确定位在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大楼的那一时刻。暴行引起了强烈的公愤，因为很快被抓获的凶手竟然是美国人，爆炸中有169人死亡，包括15名儿童。
在公共场所投放炸弹，在日本奥姆真理教分子看来也许过于“老套”了，他们为国际恐怖分子树立了一个另外的榜样。
就在阿尔弗雷德·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前一个多月，1995年3月20日在日本东京，数千名无辜的市民尝够了毒气的滋味。这天早上，繁忙的高峰期，在五个拥挤的地铁车站，一些人留下一些仔细穿了小孔的塑料袋，袋中装有稀释的沙林，一种致命的神经药剂。毒气杀死了12人，5000多人受伤。一个多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