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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哈军工各个系都十分注意树立各自的“谭国玉式”的标兵。
空军工程系一期学员郭群芳，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同志，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参军后又没有机会复习，进入预科后成了“困难户”。但她不向困难低头，以顽强的意志刻苦攻读，一遇到困难，她就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次生与死的搏斗。
第五次战役时，在20军当文工团员的郭群芳才19岁，她奉命从火线上护送十几个伤病员回后方医院，她自己的脚伤还没好，又发着低烧，可她一直咬牙坚持着，他们昼伏夜行，常常遭遇敌机轰炸，整整走了五天五夜，没有东西吃，靠小河沟的水维持生命，经过千难万险，她终于把伤病员安全护送到指定地点，她自己也昏迷过去。
经历过生死考验，郭群芳认为眼前学习上的困难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功夫不到家，方法不对头。她勤学苦练，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成绩稳步上升，经过5个月的文化补习，扭转了被动局面，闯过了入系大关，第一学期的考试，郭群芳成绩都在4分以上。
哈军工学员队的干部中流行一句口头禅：我们科的学员只有成绩高低之分，而无用功不用功之别。
哈军工的学员们对时间的珍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的学员平均每天学习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如果不是军号声约束着，学习时间还会更长。中午不休息是普遍现象，星期天叫“星期七”，节假日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相当多的学员整个学期不上街、不看电影。有的学员从大学到毕业，不知道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和江心的太阳岛是个什么模样。在现代青年人看来，当年哈军工的学生无异于“清教徒”和“苦行僧”，在宛若花园的校园里，花前月下、曲径回廊，见不到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的男女，只有谈论思想进步，交流学习心得的战友和抓紧点滴时间研究、布置工作的班干部。他们视学习为战斗，把学院当阵地，他们须臾不敢忘怀的是党和人民的重托，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完不成学业，毕业后不能胜任军事工程师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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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7）
这就是现代青年人难以理解的当年哈军工学子纯真圣洁的精神境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哈军工学子以“人在阵地在”式的忘我拼搏，成为那个时代的强者。
有人会说，“谭国玉式”的学员是因为基础差，才玩命苦读的，曾上过大学、数理化基础很好的学员总会轻松一点吧？罗培林是海军工程系船舶设计科学员班班长，共产党员。他是一期学员中的另一类先进典型。
罗培林是湖北黄冈县人，1928年生于大别山，从出生到少年，罗培林都是在逃难中度过的。抗战时期，姨母领他逃到四川宜宾，在一家难童教育院读书。教育院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所创办，刘校长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被日本人暗杀了。此时的教育院由刘校长夫人维持着，她对孩子们说：“如果谁好好学习，我就供他上中学。”罗培林特别用功，成绩名列前茅，他如愿考上江津九中，刘夫人一直资助罗培林读书，不求任何回报，罗培林对老太太的施教之恩感铭不忘。
1947年秋，罗培林投考湖北国立师范学院，读了两年大学，就迎来了解放大军。1949年，他在武汉参军，1953年底成为哈军工第一期学员。
尽管罗培林有很好的文化基础，可是对待学习依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始终保持踏实认真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作为学员班长，他的社会工作多，时间比别人更紧，但他善于合理安排时间，仍然保持优秀的成绩，头两个学期各门功课都是5分。
1954年7月，他们班第一次出海，上军舰实习。最初的海图作业是用三标测舰位，速度太慢。心细脑勤的罗培林总结出三条改进措施，又快又好地完成海图作业，取得优秀成绩，他又带动全班，使每个同学都取得优良成绩。同班同学夏剑晖在《工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班长罗培林同志》的文章，赞扬罗培林不仅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还能组织留苏预备班调来的同学，向班里的“老兵”们介绍经验，扭转全班在俄语学习上的被动局面。
第三学期结束时，罗培林除了物理是上等（4分）外，其余课程都是优等。这样好的成绩，他本人是满意的。
那天中午回到宿舍，罗培林看见专科主任冯捷坐在床边的凳子上。
罗培林忙问：“冯主任，你找我有事？”
冯捷说：“小罗，你这次物理考试没考好呢，怎么是个4分？你应该取得全优的成绩，你是上两个学期的全优生，这个学期也不应该例外啊。”
罗培林笑着说：“其实4分我也挺满意，这学期我的物理学得不太理想。”
冯捷一脸严肃，坚持自己的观点：“你是老班长，现在又是党支部书记，应该带头补考物理，争取全优，为同志们做个高标准、严要求的榜样。”
“补考？”罗培林没想到科主任是来动员自己补考的。从小学到大学，只见过成绩不及格的学生补考，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良好的成绩也要补考。然而，冯捷主任那殷切的眼神打消了罗培林心中些许犹豫。
通过一个假期的复习，罗培林参加补考，物理主考教员岳宗五把他的上等改成了优等，写上一个大大的“5”字。
补考全优的事不光在海军系有，在其他系也有，实行了几年之后，学院不再提倡了。但补考的事给罗培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要自觉树立起一个精益求精的高标杆，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培林毕业后，成为哈军工第一批留苏研究生。
哈军工的学生读书特别刻苦，成了薪火相传的老传统。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员们不是担心学员不用功，而是担心学员的身体会累垮；基层干部不是督促学员的学习，而是督促学员好好休息。每逢期末考试，学员食堂都变着花样做出好饭好菜，可满桌子的美味佳肴没有人动筷子，队长和指导员们急得团团转，和颜悦色地劝学员们多吃点。
在哈军工，学员放假不回家，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1957年寒假，空军工程系六科三年级学员集体行动，寒假都不回家过年，他们写信给孙本旺教授，请求他利用寒假帮助补学专业学习所必需的数学知识。孙本旺欣然应允，天天去给学员们上课。楼外是冰天雪地，孙本旺披着满身的雪花走进教室，摘下帽子拍打几下，再用手抹去眉毛上、下巴上的白霜沫儿，笑眯眯地登上讲台，圆圆的脸盘透着红晕。他气定神闲，娓娓而谈，复杂的数学问题变成兴趣盎然的科学故事，深深吸引着凝神忘情的学员们。
教室里春光融融，此刻是孙本旺和他的学生们最快乐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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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陈赓履新 实习教员扬波胶州湾（1）
陈赓履新 实习教员扬波胶州湾
中苏友好 赫鲁晓夫关注哈军工
1953年年底，陈赓突然感到胸闷气短，随之面色煞白，嘴唇发紫，头冒冷汗，他终于挺不住，痛苦地躺倒了。学院的医生们闻讯赶来，紧急抢救，病情开始缓解。院党委决定立即向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报告。很快，周恩来从北京派来了心脏病专家黄宛为陈赓会诊，结论很明确：心肌梗死的前期。专家们要求陈赓必须节劳，绝不能大意。
陈赓点头称是，似乎很听医生的话，然而病情刚刚好转，他就躺不住了，又在大院里四处转悠，警卫员根本看不住他。
那几天，陈赓专门去检查食堂，食堂主任向他汇报，最近节约了多少粮食，多少菜金。
陈赓不以为然，他说：“粮食能节约多少算多少，但菜金得按国家的规定，要全部用在就餐人员的身上。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尽量搞好伙食，提高饭菜质量，做好服务和卫生工作，不要光想着节约。”他还开玩笑说：“你们要是把我的学员喂瘦了，我可要和你们算账。”
陈赓这一指示传达下来，就餐的学员和教员们好不开心。
冬至以后，陈赓特别惦记着老教师们，每周总要抽时间到斜纹二道街转转，路上有冰，他腿脚又不好，不得不拄着根手杖。家家户户的暖气热不热，下水道通不通，墙上有没有结霜，他都知道，一发现问题，就打电话叫人来修，他曾对营房处的干部说：“你要给我冻坏了一个老教师，我可饶不了你！” 陈赓的心中装满了全院人，唯独没有自己。
春节前夕，院领导们再三催促大病初愈的陈赓回北京过年，好好休养一下，他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学院。刚到家，傅涯就对他说：“开了春，我要向安部长请个长假，我想带孩子们去哈尔滨住上一段，你看好不好？”
身心疲惫的陈赓强打精神，笑嘻嘻地调侃道：“哈尔滨春天刮大风，女同志都包着脸走路，你不怕把脸吹成土豆皮？”
傅涯嗔怪地瞪了陈赓一眼：“你以为我是去游山玩水呀？我是去盯着你，你自己照照镜子，什么脸色啦？现在不是打仗的时代，我不能让你再把身体当儿戏！”
陈赓心里升起一丝如酥如蜜如梦幻般的温情，他拉着傅涯的手，在她耳边轻声说：“还是我老伴儿心疼我啊。”
没想到过了春节，傅涯自己却病倒了，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陈赓想为她换个环境，以利于恢复健康，就决定来个“临时大搬家”，陈赓领着小建、小进，傅涯抱着不满一岁的小庶，一家五口人来到哈尔滨，在省博物馆后面的吉林街58号住下来。
安排好小建和小进就读后，陈赓从小平房里搬出来，傅涯忙了几天，新家总算有模有样了。陈赓每天和孩子们打打闹闹，心情极好，不久二刘上任，他暂时忘掉了学院工作的压力。
春天来了，陈赓陪着傅涯到学院里转转，文庙街两边的丁香树绽开淡紫色的笑颜，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香气；小燕子成双成对，在文庙大殿上细语呢喃。在明媚的春光里，傅涯感到神清气爽，然而一旦不工作了，又闲得发慌。尽管陈赓专门交代黄景文，让他的爱人李夏湘常来陪傅涯说说话，那也不能总说话呀，傅涯就要求陈赓给她安排点工作干干。
那天张衍带了两个干部来到58 号 ，送来一大堆需要分类整理的文件资料。张衍说：“傅涯同志要是闷得慌，就当当义务资料员吧！”
傅涯就怕呆着没事儿，这下好了，她认认真真地为政治部整理资料。
每天傅涯监督着陈赓的生活起居，特别在伙食上把关，常常下厨烧点可口的上海菜。在她细心的照料下，陈赓憔悴苍白的面容又泛起了红润。
每逢星期天，陈赓的家里可就热闹非凡了，院、部、系的领导和夫人们，还有教师们，络绎不绝前来串门儿，小建和小进也有了自己新的社交圈，军工干部的孩子们常来找他们玩，满屋子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陈赓对傅涯说过，彭老总的侄子彭起超胃肠不好，又不会照顾自己，傅涯记在心上。一到星期六下午她就打电话，叫彭起超星期天来吃饺子。彭起超一进屋，身后必定跟着两个活泼的姑娘：柯小雯和郭群芳。柯小雯是陈赓的干女儿，不请自到；郭群芳和柯小雯睡上下铺，亲得像姐妹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