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李审计长尖锐地指出：部分高校在招生入学这一环节中，违规和不规范收费的现象尤为严重。
他说，审计和调查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表明，近年来有些院校基本建设负债增长较快，违规和不规范收费仍然存在，财务管理比较混乱。2003年这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等64427万元，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自行设立辅修费、旁听费等7351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5219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费3284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554万元，共计亿元，比上年增长32 ％ ，占当年全部收费的。
不少高校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造成债务负担沉重。截至2003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亿元，比2002年增长45％ ，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竟然达到82 ％！
由基本建设而造成的负债被高校转嫁到学生身上，更有甚者，部分高校官员购买豪华进口轿车、以出国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都通过各种巧立的名目分摊到了学生头上。这一笔笔难以言说的开支，使得高校的收费居高不下，学生也只能多掏腰包为这些额外的消费买单。而且，高校财务管理混乱，账目不公开，使得高等教育成本至今给人一笔糊涂账的感觉，没有准确的账目明细、成本核算，以至在高校收费中，学生及家长只能看到高校开出的“一口价”。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又怎能不乱收费？高学费又如何降得下来呢？
有人批评大学的“教育成本”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要往里装。比如某些大学“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的冗员问题，比如某些高校争相征购土地、大兴土木等。对此，高校应该拿出成本“清单”，财务透明化，教育费用方能合理化。
国家投入
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义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结构有很大变化。1978—2001年间，教育经费从亿元增加为亿元，名义上约为倍；但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1978年人民币1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2001年的8元左右），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则由下降为66 ％，社会和个人等办学经费比重由上升为34％，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由上升为。
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分析：1952年为亿元，占当年GDP的，1960年比重为，2002年达到亿元而比重下降为，近年来增加到。与国家有关法律要求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 4 ％ 的水平线还有一定距离；与发达国家国家投入的比例更有差距。
从用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析：我国1952年为，最高年份1995年达到，2002年下降为，跟发展中国家比较，不是属于一般的偏低，如韩国（1997年）为，泰国（2000年）为，墨西哥（1999年）为，跟我国都相差两倍。
在教育成本上浮、社会基金缺乏的情况下，国家投入的减少必然意味着学生（及家长）负担的增加。
按照2004年一般院校的标准，一个大学生一学年需要交纳学费5000元左右。再加上1000元到1200元的住宿费，还有吃饭、穿衣等费用，每个大学生平均每年的费用已超过万元。而据统计，当年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大约9000多元，农民年均收入只有2900多元。供养一个大学生到毕业，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年不吃不喝不穿不住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年纯收入！
高教学费飞涨的后果，带来的不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更引发、激化了一连串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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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负担成为沉重的包袱
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 大多数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我们不能不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
在互联网的“百度搜索”里，搜索主题词“大学学费”，会出现相关网页145万篇。其中除了对大学学费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外，还有不少是关于高校学费对普通家庭影响的报道。请看以下典型事例：
贵州省思南县三溪乡的郭阳家两个孩子均被大学录取。郭阳说如果到开学时仍无法凑齐学费，就只能让被外省大学录取的老二放弃学业外出打工，让被贵州大学录取的老大上学。
山东省下岗职工张珉的儿子2004年考入潍坊交通学院，每年需要5000多元的学费。依靠每月460元低保金生活的她，显然无力承担。她只好借“人情债”。但借款何日才能还清？她曾算过一笔帐：儿子毕业后，以每月1000元的工资计算，除去必要的基本生活费，要还清上大学所欠的债务需要整整7年！
比起那些因为高学费而无法上学的人来说，张珉的儿子算是幸运的。可是他们必须为了这种“幸运”在上学期间就为债务忧心，严重影响学业，也影响了身心健康。
贫困大学生往往有几个兼职，常处于疲惫状态。武汉一名贫困生为了挣取学费，兼了５份工作而劳累猝死。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很大震动，一则留言写道：“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读完大学，以后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家都揭不开锅了。真怕我也会垮掉！”
下面是新时代一个中国贫苦女大学生的征婚启事：“谁能帮助我解决２万元的费用，我就嫁给他……”这位女生名叫赵雪。她的父母都是农民，母亲还患有心绞痛病。2002年，她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本科。然而读本科需要交２万元的费用，家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无奈之下，她终于决定以自己的婚姻来换取梦寐以求的知识。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的《贫困女大学生调查报告》统计，在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其他农、林、师范类的高等院校，这样贫困的女大学生，超过了学生总人数的15 ％ ，她们被称为“特困女生”。
目前，中国各类高校学生人均年缴费用大都在3000元至8000元，一些重点院校热门专业则高达万元，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等，培养一个大学生年平均费用为１万元甚至更多。一般家庭尚难支付，贫困家庭则更难承担，从而导致高校贫困生人数不断加大。
不少人家单单供一个大学生就会长期陷入贫困。近年来农民收入一直无法提高，但学费却如此昂贵，他们不得不四处借贷，将还债的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但目前求职又谈何容易！
由于高校扩招，大学生再也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据南京劳动部门的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7月底，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登记失业人员，已经占失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继大龄下岗职工、失土农民以后，大学毕业生形成又一就业难点。
现在大学生过剩，昔日的“天之骄子”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很难，所以有经济承受能力的大学生选择考研究生，希望能够凭着学历的优势找到好工作。但是，如今研究生教育业已从公费转向了自费，且学费并不低于本科教育，这又是一笔大开支。一般家庭经过本科的高学费已山穷水尽，何况是读本科时就已债务缠身的家庭呢？
当大学生把自己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时间奉献于还债，而不是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时，我们的高等教育只怕也只能成为一个讽刺。
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初衷，可能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亮点。但实际上，自从学费暴涨后，老百姓更不敢花钱了，甚至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开始为他将来的教育存钱了。——教育费、房产费、医疗费，成为新时代愚公一出家门口就不得不面对的三座大山。
受教育机会严重不公
通过求学提高素质、改善生活，是一般人理所当然的出路。知识竞争、靠本事吃饭，是我国社会主义平等的体现。但是，过高学费却无情地堵塞亿万年青人进入大学的途径，丧失了选择命运的权利。只因为他们贫穷，再发奋学习也难以跨进高校门槛。高校的高学费，使得贫富差距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里的生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89年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 — 70 ％ ，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90年代后期，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 ％ 左右了。
最近，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启动了特困女大学生调查活动。调查显示，目前高校70 ％ 以上的贫困生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农村经济不景气，家里缺少劳动力，致使收入只够维持温饱。同时，近几年城市贫困家庭尤其是下岗职工家庭数量日趋加大。城市家庭供养大学生也面临很多困难。此次调查的高校贫困女大学生中，有来自农村家庭，即大约四分之一；而来自城市家庭的有；即大约四分之三。
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又要花费多少年的收入呢？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合办的“高校可持续发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了“学费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４年花费”。一个大学生，按2004年一般院校的标准，需要交纳5000元左右的学费，1000元到1200元的住宿费，再加上吃饭、穿衣等（以北京高校为例，一般的大学生每月只算伙食费就需要300元左右，还不算平常零用开销），照此计算，每个大学生平均每年的费用已过万元。而据统计，我国农民年均收入只有2936元。４年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年纯收入，这还不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其他费用。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陷于相对贫困的窘境；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战，产生了大量极贫的下岗工人。对他们而言，高校的学费无疑就是天文数字了。
城镇子弟跟农村子弟进入高校可能性的整体差距是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达到倍，即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也达到倍。高额学费将愈来愈多的穷孩子摒弃在大学校门之外，加深了社会分化！
培根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困就不会成为世袭。但现在我国，高学费造成了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将继续扩大贫富悬殊，使各阶层的分化长久陷入僵化的局面，社会的和谐发展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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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费”什么时候不再杀人？
大学费用上涨到如此高额，难怪有些人因无法凑够学费而自杀。在互联网的“百度搜索”里，主题词“大学学费自杀” 输入以后，立即出现相关内容4万多条：
据媒体报道，北京顺义县杨镇二街村王俊华家收到两张入学录取通知书，他的两个孩子同时考上了技校，为凑足两个孩子的8000元入学费，他向村里讨要还没有结算的上半年工资，但没有结果，又找邻居借钱，也没有借到多少。当晚，他在小酒馆喝了酒，回到家就喝农药自杀了。死前，他不甘地在院子里大喊：“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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