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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从Ａ到Ｚ
黄丹丹出身于一个艺术氛围很浓烈的家庭，父亲是国内一位较有影响的建筑设计师，偏重于艺术建筑设计，母亲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幼教工作者，唱、跳、绘画，样样在行。姐姐学音乐，后来留校任教，黄丹丹酷爱绘画艺术，特别崇尚行为艺术与装置艺术。艺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了“北漂”的一员，来到了北京北郊圆明园福缘门，整天和一群长胡子长头发的艺术疯子们混杂一起，叫卖着自己的青春与艺术。 有人说这地方是艺术家的天堂，也有人说这地方是乞丐们的地狱，说天堂者认为这一带居住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超天才艺术家，与美国文化批评家考利写的那本风靡一时的《流放者的归来》中描写的格林威治村是全美国、全世界的艺术疯子朝圣之地一样，圆明园艺术村也是全中国艺术疯子们的朝圣之地。说它是地狱者则认为这里清一色的郊区农民简陋平房，铅灰一样沉重的天空，铅灰一样沉重的脸色，铅灰一样沉重的叹息，夏无凉风冬无暖气，有的是牛皮哄哄的酸气和臭气，实在与地狱相差无几。 黄丹丹初来这里时，也曾有过不太习惯的感受。但是这里房价低廉，吃穿随便，加之有一种刺激神经的特殊氛围，没住多久他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春节快到了，姐姐打电话要他回家团聚，说父母特想念他，而且还寄来一些钱充作旅费。 亲情也曾在黄丹丹的血管里燃烧了好一阵子，他也想回老家一趟，但最终他还是被一位朋友的脉脉温情拖住，没有回家。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达利（不知是不是“大力”的误称，黄丹丹没有告诉采访者），他是一位胡茬满脸、酒气满脸的诗人，似乎只有一脸的肮脏一脸的傲气，才能证明他是嚎叫派大师金斯伯格的徒子徒孙，但惟一能使不可一世的牛Ｂ诗人俯首帖耳的人就是黄丹丹了。 他们是艺术上的同行，他们是生活中的兄弟，但他们的行为举止在众多场合显得有些出格。“出格”这个词儿在福缘门一带本就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们可以当着众人的面相扶相搀，相亲相拥，甚至那眼神儿相对相视时也那样发热发烫，似乎显得有些另类了。不过有一点儿例外，那就是倘若他俩去琉璃厂，去潘家园，那情形会发生变化，诗人也就真像哥哥，画家也就真是弟弟了。 春天到了，西山的晴雪开始融化，圆明园的衰草开始泛绿，生命的力量开始在江河、叶脉、血管中流动和喷涌。达利和丹丹走出了他们蜷居了一冬的灰色小屋，他们在寻找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既陌生又熟悉，他们要在这块地方生产他俩孕育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儿子。 这地方终于找到了。有山，有水，有草，有树。黄丹丹说这是一块美丽的孕床。 于是他俩带来了整整一万只避孕套，他俩坐在山下树林中的草地上，把一万只避孕套一只只吹胀，然后系起来，然后再在每一只吹胀的避孕套上写上一个字或一个词或一个词组，然后再把一大堆写着字、词、词组的避孕套随心所欲地组合排列起来，结构成一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诗，诗的题目叫——《感情：从Ａ到Ｚ》。 几天几夜，他俩都是在这地方度过的，为了催生他俩生命的杰作，他们卧听风雨，坐看流霞，“兄弟”感情也有了质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俩已从弟兄情衍变成依依不舍的人生伴侣。 那时候在中国，“同性恋”这个词既不耳熟更不普及。黄丹丹和达利均以前卫自我标榜，似乎在同性恋这一特定人群中也常以先锋自居，从初尝新奇到不能自拔，完成了人性自恋情结从Ａ到Ｚ的演变。 他们的行为艺术作品《感情：从Ａ到Ｚ》的诞生，在圈子里产生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那以后，来圆明园找他们的人也多了起来，有诗人、画家、记者，也有一些同性恋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一群笔名为山匪、村夫、寡妇、马贼、乳无房、性无错的青年先锋诗人声嘶力竭的喊叫震得人头脑发涨、心尖发疼，当黄丹丹和达利携手上台朗诵《感情：从Ａ到Ｚ》时，掌声一遍又一遍响起。有人当时就站起来大喊：“女人去他妈的蛋！什么叫爱？什么是爱？从Ａ到Ｚ万岁！” 黄丹丹清楚地记得当时嚎叫、尖哨、全场雷动的情景，他更记得一位外国记者采访达利的情景。达利滔滔不绝地说着、喊着、叫着，他的激昂超越了情绪感染着老外，老外不停地竖起拇指：“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夜里，与黄丹丹拥在一个被窝里的达利告诉黄丹丹，白天采访他的那个美国人叫理查德·赫德菲德，是美国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研究部的访问学者，曾是同性恋刊物《同志周刊》的主笔。末了，达利还诡秘地朝黄丹丹眨了眨眼说，理查德·赫德菲德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来中国的目的是想编一本同性恋诗选《我们和我们的身体》。 从达利的话里，黄丹丹似乎觉察到什么，一股难以言明的酸味儿冲上心来。 事隔不久，春天还没有结束的一个夜里，黄丹丹独守空房，等了达利整整一晚上，一直到凌晨都不见他回来。黄丹丹着急了，他当然清楚他是诗人，也是酒鬼，更是疯子。于是他到处找他，也没有结果。 本来，在圆明园艺术村这个艺术客栈里，潮起潮落，人来人往，失踪个把人绝不是值得声张的什么大事，可是对痴心已附魔体的黄丹丹来说那可真是要了命，没有了达利，黄丹丹怎么活得下去 黄丹丹自达利不见了以后便日不能餐，夜不能寐，开始几天还四处转悠着寻来找去，没有多久便不再四处寻找了，静静地坐下来，痴望着那一大堆避孕套发愣。 他诞生了它，他又因他的离去而决定毁灭它。 于是每当夜深人静时，干打垒似的陋屋中便传出了劈啪有序的气球碎裂声。 整整十来个晚上，黄丹丹如同面壁参禅般虔诚地拍炸了一万只吹胀了的写着长诗《感情：从Ａ到Ｚ》的避孕套！ 当最后一声碎裂声飘过之后，黄丹丹知道了达利跟着那个名叫理查德·赫德菲德的洋鬼子去了国外。在黄丹丹心中，达利肯定是移情别恋了。这个犹大——黄丹丹心中愤愤然骂道。 他决定出国找他，即使是天涯海角，即使是异国他乡，他发誓也要把他找回来！
出国回国都是梦
黄丹丹认识了一名外国女子。 他认识外国女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异性的感情安慰与生命体验，而是希望从她那里找到突破口，找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出国去找达利。许多天来，黄丹丹最不愿意的最感厌恶的感情支出便是陪伴着那名外籍女子了。在他眼中，她甚至就是一堆行尸走肉——尽管她有不凡的淡吐和惊人的美艳。 黄丹丹终于圆了自己的出国美梦。 姐姐赶来北京为他们送行，实际上是代行父母之权前来北京审看审看她的这位洋弟媳。 姐姐看了之后当然满意：“丹丹，你俩啥时候结婚，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哟！” 弟弟极不愿意地瞥了姐姐一眼：“八字还没一撇呢！结婚？结脑壳婚！” 紧拥着黄丹丹的那位外籍女子当然听不懂黄丹丹突然冒出来的土言乡音：“丹丹，你——你刚才说什么？” 黄丹丹一愣，继而笑道：“没什么，我是在感谢姐姐为我们送行呢！” 姐姐不知所措，心里塞满一大堆乱麻：“丹丹怎么啦？” 姐姐当然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弟弟，既是一名圈子里人人皆知的前卫艺术家，更是一名圈子里人人知晓的同性恋者！ 到了美国之后不久，两种必然的结果摆在黄丹丹面前：一是他根本无法找到达利；二是黄丹丹到了美国之后，与那位外籍女子共同相处了两个月便匆匆分手。 离开那名外籍女子之后，黄丹丹失去了经济支撑，日子过得相当拮据，靠给纽约华埠新都戏院画戏报招贴维持生计。戏院亏损严重，解雇了他，他开始流浪街头，为行人画素描头像打发日子。后来又被纽约华埠披露街的“东方文化事业公司”聘为业务员，推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马的书刊和工艺美术品。 这段时间里，黄丹丹在感情上是一片空白。虽说美国是同性恋的肇始之地，但黄丹丹新来乍到，要在偌大一座纽约城里找到任何一种肤色的同性恋者却非易事。一天，黄丹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离他栖身地不远的“国王威廉”酒吧是一个同性恋聚会场所，于是他决定去看一看，能否在那里找到知心朋友，以填补达利离他而去之后的感情空白。 在“国王威廉”酒吧蓝色的灯光下，黄丹丹搜寻着他的目标。到这家酒吧聚会的同性恋者，大都有了自己的伙伴，三三两两，亲亲热热，谁也没有对他这张新面孔感兴趣，而那些暂时单挑的蓝眼睛们对他这张东方面孔颇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感觉。黄丹丹自然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他决定离开“国王威廉”酒吧。 可是当他付完款站起来正要离开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东方人，一手端着高脚酒杯，一手亲昵地扶他坐下，从这个人那带着浓厚日本口音的蹩脚英语招呼中，黄丹丹料定找上门来的是一个日本鬼子。听父亲说过，黄丹丹的爷爷当年就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可是此时此刻，饥渴与忍耐已经使黄丹丹忘记了那些陈年旧账而不能自已，两个东方人在蓝色的灯光下、红色的酒液中尽诉衷肠，不到半小时工夫，黄丹丹便与这个叫伊藤奇郎的日本人搅在一起了。 伊藤带着黄丹丹回到他的住地，一进屋子黄丹丹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满屋子性用品和色情读物，男人的、女人的内衣内裤展览品似的悬挂于屋子四周，紧靠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