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下层有对胜利的渴望，上层同样也有。春秋战国是竞争时代，为了获胜，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比邻国更富有，该怎么做呢？有人主张追求经济方面的实际利益，有人则强调精神层面很重要。
有优秀见解的人可以得到诸侯的任用。为了入仕就业和安身立命，有志于学的人越来越多。若与安身立命无关，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到底是什么？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
春秋战国是个记录了涌现出的各种思想、学问的时代，这些远远比这段时期爆发的形形色色战争更为重要。
前文中已提到，东周前期被称作春秋，来自孔子所修编的《春秋》。《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告终。“获麟”代表事情终结或绝笔，也来自这个故事。现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后的事，是孔子的弟子们补充的。
从春秋到战国（5）
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束于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实际上孔子在两年前去世，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解释为，司马迁将孔子之死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前所述，战国是个篡夺的时代。超级大国晋被大臣们接管，而因为国家太大，国主又不能轮流来做，于是被三个大臣分割了。这样，赵、魏、韩三国诞生，晋彻底消亡了。北宋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把这三国正式被周王室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作为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时间点。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孙的封地齐，不久后也为流犯田氏篡夺。这时已经到强者们的时代了。
也可以叫做修罗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年代满载了人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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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学说。史学家将之综称为
——诸子百家。
中国的思想都产生自这个时代。此后除了外来的佛教，基本上都只是对这个时代的继承、铺展、解释、改进，这种说法绝不过分。
不言而喻，最重要的当属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孔子诞生前的状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春秋晚期是宰相的时代。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优秀的君主，而优秀的宰相却层出不穷。这可能也是以下犯上的一种。因为竞争愈发激烈，无论如何，必须整顿国政才能使国家生存下来，所以必须对税收、诉讼、产业等现实政治加以妥善运营。因此，宰相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实干家的时代。君主和上层贵族们沉迷于狩猎，沉湎于权谋，为宫廷内的权力斗争费尽心机。然而他们从不接触注重细节的实务，认为这些事情只是小吏们的工作。不过，进入残酷竞争时代后，这些细节变得尤为重要。
郑国的子产和齐国的晏婴就是这样的实干家。郑国一直有专出宰相的门阀，但子产的家族不在其列，可以说他只是旁系贵族出身。齐国晏婴出身则更低。两人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比孔子年长。《史记·郑世家》中记载，孔子很尊敬这二人，在听到子产的死讯后哭道
——古之遗爱也。
意思是说，子产从来都把仁爱放在心中，这份仁爱不像现在的人那么轻浮。
郑是周幽王骊山被杀时殉职的郑桓公的子孙属国，洛阳迁都初期，郑是最靠近周王室的一个。然而，郑的社会风气声名不佳，甚至“郑声”都成了淫词艳曲的代名词。因缺乏努力，郑慢慢地变成了小国，到了子产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国之间，必须操心于生死存亡大计了。子产不得不做伏尔甘（Vulcan）式的政治家。
子产制造了“刑鼎”，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不止是郑，这个时代的各国都没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据惯例来断案的。把这些惯例变为成文并铸于鼎上的做法，是用来明示条文的不可更改性的。
至于刑鼎的目的，应该是要打压贵族的专横。若要使郑富强，就必须发展产业。郑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怎么工作，是因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总是被地主或领主等贵族巧取豪夺。人民没有勤劳的动力，就不能指望国家能够富强。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贵族的权力，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也有人从德治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刑鼎的铸造。晋有个叫叔向的人发来信件表示抗议，说如果有了法律，人们就会以此为保护伞，也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触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惧怕长上，如此等等，罗列了很多后果。 。 想看书来
从春秋到战国（6）
可见制刑鼎的子产是个法治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这样。郑的国都发生火灾，定公欲祭祷消灾，子产对此表示反对，说
——不如修德。
这条忠告说，与其祭祷向上天乞求，不如考虑以人为本的修德。
虽然被德治主义的叔向批评，但子产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义者。然而子产与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史记·郑世家》说孔子会见了子产，并以兄事之，这应是司马迁的笔误。孔子第一次出鲁是他年满34岁（前517）的事，而郑国子产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过，子产的以人为本、现实主义、德治主义得到孔子的共鸣和私淑，这一定是事实。
和子产并称、同样给孔子影响的还有齐国的晏婴。晏婴的出身比子产更低。据说他的祖先因在和莱夷的战争中立了功，而获得了食邑（领地）。不过社会地位并非相当于世袭贵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贵族。
当时齐国有个权臣崔杼杀了君主庄公。其实庄公是因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们杀死的。崔杼的家丁虽然也相当于是崔杼的主君庄公的陪臣，但对庄公没有君主的观念。他们说：“我们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来捉拿淫乱之徒的。”听到庄公死讯的晏婴赶来后，留下几句话
——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这里有社稷贵于君主的思想，孔子进一步深化了晏婴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还有十几个大国。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婴的理想，寻求路线的落实，并不拘泥于自己的故国，于是出鲁巡历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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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公被杀时，齐的太史（记录官）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还写同样的内容，又被崔杼杀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坚持，所以崔杼只得彻底放弃了。《春秋·左氏传》说
——南史氏（地方的记录官），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地方的记录官当听到中央的记录官因记录事实而尽数遇害时，就准备进京接班。当然他已抱有赴死的决心了。这个片段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执著，也反映出记录历史的专业集体业已存在。
崔杼的臣下劝他把硬骨头晏婴杀掉，崔杼说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意思是晏婴有民望，杀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据近代中国的史学家范文澜（1893—1909）考证，齐在吞并了莱夷的土地后，在渔业和盐业上大获其利。此外，最初用来指代铁的是“銕”字，一般认为这也是莱夷的地方产业。而在###莱夷中立有功绩的晏氏先祖获得了监管这些地方产业的职位。如果是这样，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渔业、盐业、造铁等团体。崔杼所说的“民”，可以具体解释为晏氏一族产业下的从业民。
人们开始察觉到集团的力量。此前的集体是村落等生活性质的，后来产生的集体有了职业性质。像史官们也有了自己的集体组织，这从崔杼的小故事里就可以看到。因为晏婴是大规模产业集团的首领，所以，甚至是敢杀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动他。
提到职业集体化，我想说的是，孔子也带领了这样一个团体。孔子的出身，按当时的观念，是比晏婴还要低很多的低层。《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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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贫且贱。
著者史学家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儒教已成为国教。《史记》中天下之主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其他人为“列传”。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诸侯的孔子，理应被列入“列传”才对，然而司马迁特别地设立《孔子世家》，这是崇高敬意的表达。然而他对孔子的出身又绝无任何粉饰的举动，这是继承了赌命书写崔杼弑君的齐国史官的传统。
孔子幼时丧父，母亲没有告诉他墓在何处。母亲死后，他总算是从曾参加过葬礼的车夫母亲那里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处，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如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时玩过家家的时候就摆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礼和祭礼。白川静氏（1910—2006）推测孔子的母亲可能属于巫一类。
冠、婚、葬、祭的礼仪对这个时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有一次，所以人们希望能够根据专家的指导来实施。礼仪中一定要有音乐的伴奏。孔子异乎寻常地重视礼乐，深信可以借此保持人类社会的秩序。不妨视他为礼乐这一职业团体的掌门人。而要指导礼乐，不会读书写字是不行的。出身贫贱的孔子之所以能读会写，是因从事礼乐的职业而习得的。他也是一边教门人读写，一边自己开始学习。
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成为区区一名礼乐的职业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鲁国国祖周公的追求当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样夸张的神人杂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间，把世间变为人类的世间。《尚书》中就记载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礼乐也被认为是周公所定。
鲁国现状距离周公的理想相当遥远。周公的“礼”指的是秩序，而在鲁国，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孙、叔孙、孟孙——垄断了政治。三桓最有实力的季孙氏则是臣下阳虎掌握了实权，这种下克上的现实与周公之礼不合。孔子为君主权力的回归和周公理想的实现，参与了实际的政治。然而却失败了，他不得不离开鲁国。
如前所述，孔子意识到社稷之上还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应局限于鲁。孔子的愿望是通过更强大的晋或楚实施他的理想，把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所以，被鲁驱逐对他来说不算是伤筋动骨的挫折。十四年间他在各地流浪，游说诸侯。而当时政治形势很复杂，他甚至在陈、蔡等地差点遇害。
于是，孔子放弃了业已失败的政治活动，回到了故乡鲁国，倾力于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编纂《尚书》、《诗经》等工作。他的语录《论语》是由弟子们收集整理的，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释“仁”的时候，虽然弟子们说法各异，但这是人文主义。怎样以人的身份存在，这是儒家研究的问题。
如果以“仁”为中心来考量一个人，诸侯和实际当权者中会有不仁，无名庶人中也会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孔子视人不以贫富贵贱为差别，他认为仁和不仁才是为人的衡量标准。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导，正是孔子的观点，但这和他所说的秩序却是相矛盾的。他反对三桓的专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