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和驾机起义人员，时任华北军区航空处航空科长的李裕有幸参加了接见。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兴的告诉大家，中央军委正在绘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我们的军旗将在五星后面加上‘八一’二字，军旗已经定稿；我们的军徽，也将在五星内标上‘八一’二字，还在征求意见。”
接见回来，李裕深受启发。他结合自己在老航校工作的经历，开始考虑怎样绘制人民解放军军用飞机的机徽，并为此进行了必要的资料准备。
一个月之后，机徽设计组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方槐担任组长，李裕具体承办。“为什么选中我呢？”李裕认为，这大概与他设计过老航校毕业证书有关。简明、朴实、生动的老航校毕业证书，曾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北老航校航空队的飞机，就绘有五角星标志。1945年底，航空队的1架教练机在承德降落，驻扎在机场的苏联红军看到五星，还以为是苏联自己的飞机，便开着车前来接人。当他们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是中国人时，一位苏联军官竟大发雷霆，责备中方不该乱用苏军的机徽。
到东北航校创建时，解放军飞机最初使用的仍然是国民党空军的青天白日机徽。那时，解放区、国统区犬牙交错，国民党空军飞机时常飞越解放区，而数量极为有限的解放军飞机也出入国统区。为了迷惑敌人，减少飞行国统区的危险，解放军飞机就用国民党空军机徽作掩护。
1946年底，东北老航校决定设计自己的机徽。机徽白底红星，红星中间涂以白色，再写上一个红色“中”字。1947年5月7日，东北###联军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航校飞机标志的通知》。通知说：“我航校飞机，最近飞行经常来往于东安、千振之间，为便于识别，特制定以红五角星中间加‘中’字（全系红色）为该校飞机符号，希望我各部队注意识别，勿生误会，特此通知。”
李裕刚到东北老航校时，对这个机徽图案感到十分不理解。五角星被一个红圈紧紧圈住，五个角显得秃秃的。这是什么用意呢？校领导向他解释说：“我们的空军刚刚创建，首长指示要不露锋芒，卧薪尝胆打基础。”李裕这才明白了把棱角盖住的寓意。
李裕接受机徽设计的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回顾了人民解放军军用机徽的演变过程，一个全新的机徽构图渐渐在脑海里形成——周恩来在接见时说，制定的“八一军旗”、“八一军徽”，都将出现“八一”字样。李裕把原航校机徽五角星中间的“中”字，换为“八一”二字，但这又与“八一军徽”太接近了，没有体现空军的特点。
时间不长，李裕设计出了第二稿。他在嵌有“八一”的红底黄边五角星两边，设计了羽翼，意为人民空军飞行员技艺高超，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翱翔。
征求意见时，飞行员们说，飞禽羽翼画的形象有余，庄严不足。方槐建议参考美军机徽样式，变具体形象为抽象化。
李裕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将两侧羽翼改为红底黄边的几何图形。
军委航空局同意了这个机徽方案，经局长常乾坤、政治委员王弼审定后，上报中央军委。
1949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专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机徽说明》，对机徽的图案和标绘位置作了规范：机徽五星边框、两翼边框、“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五星和两翼内部均为红色，机徽可设置在垂尾两侧和左右上下翼面。
在设计机徽的同时，飞行服也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日本式连身服，改为世界流行的夹克式。这种飞行服也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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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朱德（1）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6年前的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一致通过了国旗、国歌、纪年，以及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4项决议案。
历史老人又在6年后的这一天重逢。
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把新中国的最高军衔授予给了追随他南征北战的10位开国元勋：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然而，这10位开国元勋并没有都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仅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朱德。
朱德登上古老的天安门城楼时，看不出他已年逾六旬，40年的军旅生涯（自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算起）使他充满青春的活力，暖暖的秋阳拥着他。
按照农历纪年，此刻正值阳月第一天的“日哺”之时。
中国独有的农历给每一个月都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十月是“太阳月”，也就是“阳月”。我们的祖先又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下午3时至5时叫日哺。
总司令咧开他那张独有的大嘴乐了，农民（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跟太阳的感情深啊。要不陕北农民歌唱自己的领袖怎么用“东方红太阳升”呢。
阳月、日哺与开国庆典也许是偶合，但人民共和国如旭日冉冉升起在世界的东方却是铁打的事实。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朱德暗暗运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摸摸装在衣兜里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面对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讲话，这对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红军总司令来说，虽说是第一次，但并不怯场。只是生性认真的朱德把这件事看得特重，生怕漏掉一个字。不过，朱德心里有底，万一念糟了个把字也不要紧。像作战方案一样，备有两套，双保险呢。城楼两侧的露天转播台上，有他事先录制的一盘钢丝录音带。
那是在开国大典前的几天。负责广场音响设备的黄云总工程师发现现场录音只限于天安门广场内，对于朱德去东长安街检阅受阅部队时的声音，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少了这段录音，开国阅兵的过程就不完整了。
事先录一次？工作人员急忙请示。
由于是开国第一次，###中央很快批准了阅兵指挥所的请示，就有劳总司令预演一次。
预演在西郊机场举行。
那一天，在朱德站立的敞篷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板上装了一只小话筒，一根紫红的电线从话筒尾部拖下来，连接在车尾的喇叭上，喇叭口冲着后面的一辆采访车，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记者杨兆麟和黄云坐在车上，尾随其后。
预演开始，朱德的车缓缓前行。两边列队的年轻士兵大多没有亲眼见过总司令，都很激动。朱德也很###，双方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假戏真做起来。总司令向士兵们高呼：“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齐声回答：“祝总司令身体健康！”“为人民服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仅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朱德（2）
这些呼应的声音都被完整的录了下来。由于车速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预演录音的长短同样经过了精确计算。录音带拿回去一放，出奇的成功，美中不足的是吉普车的引擎声也被同步录了下来。
录完阅兵式，细心的朱德又想起一个问题。“我在会上念的那个稿子，也录录吧？”
“不用，现场效果更好。”工作人员解释。
“还是录录吧，万一有个什么差子。”朱德坚持录一遍。于是，录音的杨兆麟来到朱德家中。
朱德家陈设十分简单，几把木椅，一个老式沙发前摆放着一张旧的黑漆面茶几，顺墙根立着几件零星家具。
康克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也参加了开国大典。而此刻，她像家庭主妇一样为客人端上了茉莉花茶，屋内弥漫了淡淡的茉莉花香。
朱德站在屋子中间，戴一副浅色边的老花镜，两只手捏着两张油印的八开大纸，一字不差地念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这份命令言简意赅，是从秀才们撰写的各式命令稿样中综合提炼出来的。在命令原稿上有一句“原注”：此稿仅为各式稿样之一，最后采用稿由###中央审定。第二天，命令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一版上。
杨兆麟去朱德家里录音时，同时也带去了这份命令稿样。
朱德没有见过原稿批阅件，上面也没有任何人的签字，他便问杨兆麟，周副主席看过吗？
杨兆麟告诉他，中央书记处的5位书记都传阅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画了圈。这份稿样最后传阅到周恩来那里，我来时专门去周恩来办公室取回的。
朱德对阅兵十分重视，曾先后多次到训练场看望受阅部队。他对指战员们说：“同志们，在开国大典上，你们的形象，就是中国军队的形象；你们的军姿，就是中国军队的风貌。希望你们努力训练，以良好的姿态展现在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面前。你们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形象。”
受阅部队在开国大典上的表现，令朱德十分满意，微笑始终挂在脸上。
朱德在开国大典宣读阅兵命令时，身边站着4位威武的军人，从右至左依次为：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
刘伯承，重庆开县人。被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称为“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人”，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军事理论造诣精深。1986年10月7日与世长辞，享年92岁。
贺龙，湖南桑植人。曾担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新中国第一任体委主任。1969年6月11日去世，享年73岁。
陈毅，四川乐至人。唯一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1972年1月6日去世。他是毛泽东亲临吊唁的唯一元帅。
罗荣桓，湖南衡山人。被誉为“党内圣人”，是唯一上过大学、学历最高的元帅，也是仅有的“政工元帅”。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享年61岁。
朱德准备的录音没有用，实况转播的是他的现场声音。
6年之后，毛泽东把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给了朱德。
毛泽东指名“红军之父”朱德为十大元帅之首。
欢快的乐曲声中，深受全军尊敬和爱戴的“朱老总”第一个走向主席台，端端正正地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会师的第一次握手开始，“###红军”就成为当时中国黑暗世界中的“一把火”，是光明，是希望，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和旗帜，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漫漫征程上不可阻挡的铁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个20世纪革命的“神话”在他们手中诞生……
朱德经常说：“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是相信毛主席的，一生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
毛泽东也时常提起：“###是一起的，###、###，没有朱哪有毛！”
一位美国友人，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两个孪生的天才朱、毛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把###看成一个人。毛泽东